宁波99村民因机场噪音诉环保总局获赔120万(图)

戴家村与机场之间只隔了一道铁丝网

　　99村民叫板环保总局获赔120万报

　　⊙《法制周报》见习记者邓益辉/文

　　特约记者孔令泉/图

　　核心提示：20年来，浙江宁波鄞州区戴家村村民饱受宁波栎社机场的噪音骚扰，由于机场扩建工程由国家环保总局批准，戴家村99名村民依法和环保总局“叫板”，最终以调解方式获赔120万元。因为机场噪音与国家环保总局打官司，这在国内尚属首例。

　　2008年春节前夕，浙江宁波鄞州区戴家村99名村民与当地政府达成调解协议，99名村民获得120万元的补偿，这是村民们为周边栎社机场的噪音污染获得的赔偿。

　　代理此案的袁裕来律师说：“这是我承办行政案件以来，承受压力最大的案件。”

　　矛盾

　　机场噪音困扰20年

　　宁波市栎社机场与戴家村之间，用一圈绿色的铁丝网分隔，过去20年间，270户村民们一直生活在机场飞机起落的噪音之中。

　　栎社机场始建于1936年，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航空机场之一。建国初属军用机场，1987年改建为民用机场。2002年进行二期扩建，2005年升格为国际机场。

　　随着机场飞机升降逐渐增加，因为噪音与附近村民产生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特别是机场二期扩建后，戴家村村民所承受的噪声污染进一步加剧。

　　村民戴裕定向《法制周报》记者描述飞机起落时的情形说：“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飞机来了，把电视声音开到最大都听不到。”人们说话时，飞机一来只能马上停下，等飞机过去再接着说。据村民统计，机场日平均起降飞机达到了84架次。

　　村民戴瑞定曾在空军部队做过机械师，他说：“最可怕的是飞机试机时的声音。因为要把飞机调到最大速度，那声音特别响，而且这一调就是一两个小时，人在家里做什么都受不了。”

　　由于长期睡眠受影响，30多岁的陈雪琴患了失眠症。她说：“这些年来，我老是去医院，每天睡不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一会儿。”戴裕定告诉记者，在戴家村，像陈雪琴这样经常去医院的人并不少见。

　　专家分析，噪声如果超过50分贝，长时间处在这种环境里，人的神经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噪声平均每提高3分贝，能量就会增强一倍。噪声污染严重，甚至会破坏人体的听觉系统。经常处于噪声困扰之中，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症状。有研究显示，长期在机场、铁道附近生活或者工作的女性怀孕后，婴儿智力低下和畸形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根据宁波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对机场附近的噪声测定，戴家村有100多户人家超过75分贝，即超过了国家标准。

　　出路

　　99名村民依法维权

　　苦于机场噪音的危害，村民们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映。2002年12月，宁波市交通局作出处理意见，建议对受噪声影响的村民分期分批逐步搬迁，酌情给予一次性补偿。

　　同时，机场总经理陈遵举也以宁波市政协委员的身份，2003年提交了《关于尽快解决栎社机场飞机噪声影响村民生活问题》的提案。当年7月，宁波市政府下发文件予以承诺，原有的噪音超标村庄分期分批逐步搬迁，所有政策处理要一次到位。

　　可是，由于用地指标受宏观调控等原因，迁村的承诺一直未能兑现。2006年9月，机场扩建。晚上12时以后施工，挖土机、大卡车让村民根本睡不着。村民们开始到机场阻止施工，并大规模地到政府部门上访。浙江省信访局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找一个好的律师走司法途径。

　　大多数村民们认可了这种方法，但只有99位村民最终选择了依法维权，并且委托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的袁裕来律师代理此案。

　　律师调查后得知，机场的扩建工程施工之前，是经过环保部门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的，竣工验收时同样是经过环保部门验收的。他分析，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产生的噪音是可以准确测定的，既然通过了环保部门的批准和验收，噪音超标的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现在既然超标，说明环境影响评价有问题，村民们受到损害，就应该由环保部门承担责任。

　　2007年8月8日，99名村民以“环保总局在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通过验收时，都没有征求村民们的意见，程序严重违法”为由，推选了姚东方、施国祥、戴建定、王义杰、戴瑞定5人为代表，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复议申请。8月10日，环保总局受理了此案。

　　进程

　　协调一度陷入僵局

　　虽然国家环保总局受理了此案，但机场施工并未停止。2007年8月16日，事情开始激化。当天下午，几十位村民联合起来到机场阻止施工，与机场方发生了冲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先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传唤了10余名村民，并对4位村民实施了刑事拘留，其中2位是村民们推选的申请复议代表人。

　　这场风波引起宁波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由市政法委牵头协调解决此事。但村民们不同意以“新农村建设”名义搬迁，强调是“机场移民”，要求在搬迁的同时，赔偿多年来噪声给他们造成的损害。由于村民们和鄞州区方面分歧太大，协调一度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两个月的复议期限即将到期，代理律师袁裕来也感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他回忆，9月30日晚上，在宁波市司法局小会议室召开的协调会上，气氛异常紧张。在久议不决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要求袁裕来背着村民们向环保总局撤回复议申请。此项要求遭到了袁裕来的明确反对。他表示，不可能背着村民们撤回复议，这既是他做人的根本，也是律师起码的职业道德。

　　2007年10月8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出通知，将行政复议决定延期至11月10日。考虑到噪声补偿与拆迁补偿安置是两回事。袁裕来律师建议村民将搬迁和噪声补偿问题分开来处理，得到村民们认可，协调工作因此出现了转机。

　　村民们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1、批准逮捕的4名村民必须释放；2 、补偿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3、原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律师代理费由政府方面承担；4、拆迁补偿安置按照宁波市有关规定进行，本次就噪声的补偿不影响拆迁补偿安置标准。

　　鄞州区方面接受了以上4条要求，但坚决不同意将补偿费直接支付给村民们，理由是担心引发机场附近所有14个村庄村民的连锁反应。协调再一次陷入僵局。

　　突破

　　环保总局与村民面对面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11月3日，国家环保总局法规司和环评司的3位官员专程赶到宁波。

　　3名官员当面听取了村民代表们的意见和要求。这让村民们既感到意外又觉得高兴。尽管如此，村民们的意见依然十分尖锐，并将所有要求和盘托出。

　　对于国家环保总局务实的态度，袁裕来律师表示了肯定：“在我承办的不少涉及国务院职能部门的案件中，环保总局是唯一能够派人到基层与老百姓面对面对话的行政机关。”

　　当环保总局官员离开宁波后，当地政府与村民的协调打破了僵局。2007年11月8日，行政复议期限届满，村民与鄞州区方面的协议终于在宁波市天一公证处会议室达成。

　　协议约定，鄞州区古林镇政府出资120万元用于戴家村新农村示范村建设，于协议签订当日，此款划入宁波市天一公证处账户，提交宁波市天一公证处提存。提存的期限为两年。该款项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后由村委会和办理此案的5名村民代表共同领取。

　　曾有村民代表在签名之前，对协议没有明确噪音污染补偿性质，而是新农村建设专项补助提出质疑。袁裕来律师解释说，这是鄞州区的底线，否则协议无法达成，而官司真的打到底，结果究竟如何尚难预料。之后，村民们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撤销复议申请。2007年11月9日，环保总局作出了终止复议决定。被刑事拘留的4名村民也被陆续释放。

　　协议签订以后，戴家村经济条件稍好的村民，开始往外搬迁。到目前为止，近三分之一的村民已经搬离了戴家村。但大多数村民依然居住在戴家村内，他们坚持要求以机场移民的名义搬迁。

　　类似的纠纷，2004年就曾在北京首都机场发生过。当时，就这一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航空器噪声污染赔偿尚无法律依据。民航总局相关人士也表示，目前国内外均无赔偿的标准。

　　袁裕来律师告诉《法制周报》记者，他之所以建议村民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是因为机场噪声造成的损害无法定量，赔偿额度也就无法确定，再加上目前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可依，村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思维，起诉机场或者航空公司，很难得到赔偿。

　　“宁波村民状告国家环保总局”案的关键，在于行政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法制周报新闻热线：0731-4802117）行政赔偿即使不能定量，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也同样会被确认违法。为了避免这一结果，行政机关可能会督促事情的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得到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在审批的时候应该有环保评价，如果环保评价没有做，或做了但不达标，政府有关部门却给批了，那审批就是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行政行为造成了当地居民的损害，应该予以赔偿，我国现在“准征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这一制度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的。如果政府行为违法，当地居民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索赔。

　　（小资料：准征收制度，是指政府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特定相对人的财产施加特定的限制，或者政府采取规制或规划的措施使得相对人的财产损失或价值降低，或者政府为了实施其他公权力行为或公用事业、公共设施建设导致相对人的财产损失或价值降低，政府对之给予补偿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