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历史或者什么

　　抛弃历史或者什么

　　在这个春天才像是要开始的季节，人与他/ 她带不走的世界，在艺术，这有点带了自虐的行为里，我们抛弃什么抛弃多少才能轻装上路？如何才能承担得起，在别人轻装上路之后，这真是一件旷日持久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文/ 赵川

　　由草台班组织的“文化站”活动，春节期间邀请了台湾重要剧场人王墨林，讲谈20 多年前发生的“台湾小剧场运动”。那是一场近似我们“八五美术新潮运动”的由下而上的文化冲击波，对当时当地产生的重大影响一直绵延至今。

不久前在另一个小规模聚会上，看到了作家徐星拍的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他在上世纪80 年代以一篇小说《无主题变奏》知名。放映后一些观看者和作者进行了交流。如果以为大概没有谁会怀疑历史的重要性，那倒真是个错误。那晚为数不多的观众里有一位美女，大声而又十分坚决地向作者表示：为什么需要去知道历史，知道那些让人不愉快的沉重的事？她说抛弃历史，我们才能轻装上路。

　　在那个小放映厅里，我看到几双扭过来瞪住她的眼睛，他们都是当老师的。我想谁该对这种想法负责？一定不只是那个发言者。从片名就能知道，这将是一部打算从个人视角讲历史的片子。现在抛开宏大叙事，不仅是物质和思想资源不足，个人的局部的细节的自然主义的，这是这些年来不算时髦的时髦历史视角。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的紧随时代的政治观点，在工作开始前已经自我设定好了。原先以为，就这部片子来讲，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让个人反省能够深入，并且相应的表现技巧能够跟得上。然而在那位年轻女士对个人幸福的轻佻追求方式面前，事情被退回原点。通过或不通过文艺作品，我们跟过去时间里的人和事究竟是种什么关系？

　　这部纪录片对待那段重大的历史，只强调和批判个人视野看到的“残酷”，显然是不够的。有没有不残酷的人类历史？革命、战争乃至商场职场都不乏残酷，然而它与个人的联系到底是什么？片子的编导在“文革”开始时10 岁，那是“我”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的10 年。但是从片中看到10 年社会动乱时，却欠缺展现与“我”个人“成长”之间深入的辨证关系。“我”究竟怎样“成长”起来？事隔30 年了，徐星是个作家，阅历和经验的积累，他应该能让那位年轻女士看到历史无法抛弃，而不是面对历史怯懦或逃避。或许，文化艺术责任有限？

　　历史描述和构筑了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艺术能做多少？上海戏剧人张献似乎一直在以他的言辞，尝试瓦解个人和更大群体之间的政治关系。他说如果局限在戏剧，似乎已变得不可能。在连续几年运作越界艺术节，引进不少国外肢体戏剧表演之后，他又在一个不是很大的范畴里做新的“概念艺术节”。这个艺术节不用剧场，不要演出，抛弃剧场甚或行为艺术的行动性，而汇集了百多个称之为“概念作品”的脑筋急转弯式的点子，张贴在网上。这时张献期待的“社会表演”，离开了演出证、制作投资、表演美学和商业的或艺术的压力轻装上阵，却变得有些像在全民乱讲。他提倡说，要不因为受行动带来的阻碍，想了也是做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无心酸地讲抛弃行动是暂时的。

　　在这个春天才像是要开始的季节，人与他/ 她带不走的世界，在艺术，这有点带了自虐的行为里，我们抛弃什么抛弃多少才能轻装上路？

　　《杨晖作品展》春节后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展出。开幕那天下午，展厅里竟有了点人如潮涌的味道。杨晖早年曾是上海“八五美术新潮”中一名乱冲乱撞的著名捣乱分子，画些画面粗野的抽象画。我和他认识很早，也曾一起以“M艺术群体”的名义，做中国最早期的行为艺术展。现在他浪子回头，在两层的展厅里展出的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老人”。上世纪90 年代末开始，杨晖每年回原籍浙江拍照，然后不画抽象画了，转而以那些照片为素材画单色头像。他长年拍了用作素材的照片，积了千万张，也渐渐变得有些意思。那些画和照片里，一张张不再舒展、铺得满脸道路的老脸，一张脸上积蓄了一辈子的生活，一张脸想要反映的像是整个世界。

　　从激进前卫艺术出身，到画这些老人头像，到对生活的体验和技巧的摆弄，杨晖似乎已回应1949 年来的中国新美术和更长历史中的艺术传统。这些年下来，因为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艺术的兴趣，他经历数年画成的《五百老汉》系列，以炭精条创作的人像里，渐有了传统佛教文化中罗汉的精神气象，笔道也透出金石书法意味。碑石、碑刻和拓印文本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化展示和传承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方式之一。他在展览上做《十八罗汉》碑刻，就是源于这样的契机。碑刻的尝试方向，或正是杨晖延续传统的兴趣和民粹思想的反映。新探索比起他的画来还不十分成熟，但选择老头、石碑等等，看来杨晖不是想要抛弃，而像是要去背负什么。这是个人选择。但如何才能承担得起，在别人轻装上路之后，这真是一件旷日持久任重而道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