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在美辞世 临终著述评述北京奥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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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延安1945

　　惊见星条旗

　　我1945年第一次来到紧邻戈壁滩、处于封锁之下中国共产党首都延安，惊愕地注视着那里1万个窑洞。

　　这个军事观察团通常被称为迪克西使团，是由美国官兵组成的一个小兵营。这个组织存在仅4年，但创造了一项纪录：它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及其身经百战战友们接触的美国官方组织，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早28年。

　　每周洗一次澡

　　我1945年11月抵达延安，在那里逗留7个月，报道国共谈判中共方面的情况。谈判由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派遣的特使乔治·马歇尔上将斡旋。

　　1938年，日军空袭把筑有围墙的延安炸成一片瓦砾之后，中国人开始挖掘窑洞，以容纳医院、大学、报社和培训学校。迪克西使团1944年来到延安后也自己动手挖掘窑洞。

　　最近的厕所在30米开外处，一个小炭火盆难以驱赶冬日寒冷。我和迪克西使团成员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每星期到临时搭建的浴室洗一次澡。但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我们利索多了。国民党封锁迫使这些共产党人常年只能穿同一身补丁盖补丁、洗得褪了色的衣服。

　　毛泽东埋单

　　在延安逗留的整个过程中，迪克西使团中很少有人有机会了解友好的共产党人的想法。

　　平易近人的朱德总司令在一个假日与我们共进晚餐，我问他对国民党一项提议的看法。他详细作答，但迪克西使团团长伊万·D·伊顿显然火了。他明确告诉我，今后与共产党领导人会面时，我不能讲话。

　　一些人说，由于围绕迪克西使团与共产党人的关系究竟应该密切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存在分歧，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个了解共产党人的天赐良机。当时，（在美国政府方面，）人们对那些预言共产党将取得胜利的人置若罔闻。

　　1947年3月，也就是我抵达延安15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延安步步逼近，迪克西使团把车辆都交给了共产党人并与他们一起撤离延安。当我要求结清自己的食宿费时，伊顿说，毛泽东已经主动表示钱由他支付。

　　———2004年8月29日发表于美国《洛杉矶时报》，原标题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在迪克西使团与美国人相遇》

　　日军投降日初尝鹅肝酱

　　“高兴极了”

　　对数以十万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入死的美军士兵而言，战争伴随着哭泣和核爆炸结束。

　　对我而言，60年前那天，惟有子弹和肥鹅肝酱。

　　当时，我正鬼使神差地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昆明市，在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供职。

　　我的表弟迪克·克勒基今年（2005年）86岁，二战期间是美军上尉。当时我给他打电话，问他美军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广岛、几天后又在长崎投下原子弹，他有什么感觉。

　　“我们高兴极了”，他说，“本来我们要在左翼进攻（日本）九州岛，估计会有至少一半的人伤亡”。

　　过了许久，表弟和我才了解遭原子弹破坏的惨状。但我们当时感觉是如释重负：一场持久的残酷战争行将结束。

　　手枪掖在枕头下

　　日本1945年8月15日投降。

　　而在昆明，一些消息说战争已在8月14日结束，后来才知道消息有误。听到消息，战略情报局举行了庆祝活动，人们欣喜若狂，开怀畅饮。几个小时后，冷酷的现实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跌跌撞撞上床睡觉，把手枪掖在枕头下。

　　战略情报局得知，昆明翌日将爆发一场小规模内战。云南省长、行为怪僻的军阀龙云得知不实消息，以为日本已投降，即开赴附近日本占领下的法属印度支那，准备在那里劫掠，捞上一把。

　　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随后动手。自1928年以来，龙云名义上一直是个盟友，但却令国民党方面苦恼不已。

　　战略情报局大院干净整洁，但所处位置在交战双方之间，让人担惊受怕。二战结束那天天明一觉醒来时，满耳朵听到的是机枪声。

　　鹅肝酱配饼干

　　那天我却大饱口福。

　　我的一个同事是哈佛大学毕业，家境优裕，是美食家。在办公桌下面躲了一个小时后，他拿出一个肥鹅肝酱罐头。

　　对数以百万计法国人而言，吃过这种肥鹅肝酱，其他东西简直就食不甘味。这位同事用刺刀小心打开罐头，把肥鹅肝酱抹在他同时带来的一些饼干上。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这种了不起的法国美味。尽管许多年来、尤其是在法国首都巴黎，我也多次品尝过肥鹅肝酱，但滋味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次。

　　———2005年8月3日美联社播发，原标题为《对一名士兵而言，二战结束时没有核爆炸、没有哭泣，惟有肥鹅肝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