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京华已中年

　　人生有许多关键时刻的选择，或属于时势所遣，可称之为“命运”；或纯属个人的判断与实施，应名之曰“运命”。细想这大半辈子，此两种选择我都经历过，尤其是后者，十分刻骨铭心。

　　1965年夏，我在湘潭的一所中学读完了初中，即将升入另一所中学的高中部。就在这个暑假，我突然决定不再上学了，原因很简单，父母亲太辛苦，抚育我们5个儿女不易，我应该赶快参加工作，减轻他们的负担。说来也巧，在大街上正好发现一张株洲木工厂招募工人的启事，便拿着学生证、户口簿去报了名。这一切自然都瞒着父母亲，他们一直希望我读完高中再读大学。那时我因读过一些名人传记，又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散文，自认为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自学成才。经过文化考试、检查身体和政审，我居然榜上有名。直到这时候，我才报告父母。他们大吃一惊，认为这是胡闹。但我决心已下，撞死南墙不回头，他们也只好答应了。行李自然很简单，被子、垫毯、脸盆、衣服，外加一些书籍。我便于同年的10月，与另外20个年轻人，乘坐厂里派来的大客车，到了距湘潭不过40公里远的株洲，开始了做工的生涯。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中学同学，先是搞红卫兵运动，接着投入上山下乡运动，而我早已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上班之外，业余读书和写作，一点也没耽误宝贵的光阴。

　　我之所以先说弃学而参加工作，是因为接下来的一次选择与此有关。

　　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国家正式恢复高考。湖南一批岁数相仿的文友，互相联系，相邀同去考大学，如当时在汩罗文化馆工作的韩少功，在长沙工厂当工人的张新奇、肖建国。我与小说家叶之蓁同居一城，他在电焊机厂当工人。我们觉得读大学已无什么必要，何况成了家，还是边上班边业余读书吧。一晃就到了1983年秋，读大学的文友早就毕业了，重新分配了工作，说起在大学的收获，一个个面有喜色。我此时早调入《株洲日报》，之蓁工作于市艺术馆。恰好中国作协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准备开办第八期作家班（“文革”前办过4期，“文革”结束后办了3期，时间只有几个月），时间为两至三年，全脱产到京学习，必须有创作实绩，然后经过与考大学相似的文化考试，而且只招四十人左右。

　　文友们自然又来游说我与之蓁，都称这对我们将来的创作太重要了，机不可失。何况，原单位工资照发，路费照报，只是孩子小一点，无非让内人多操劳罢了。于是，我与之蓁毅然报了名，资格审查合格，允许参加考试。当时我们都早过而立之岁，工龄都快二十年了。

　　各省够资格参加考试的达三百余人，多为中国作协会员，共分北京、西安、长沙等几个考场。长沙考场的考生，来自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江苏、福建、上海，如赵本夫、聂震宁、朱苏进、储福金、李发模等等。考试的前几天，我们应文友之约，赶快去了长沙，住在张新奇家（他当时工作于长沙市文联），吃饭是韩少功、肖建国、张新奇轮着请。他们几位经历过高考，属于“过来人”，经验自是丰富。白天，由他们轮流给我们上“速成课”，历史、地理、政治、哲学、文艺理论……讲得简明扼要；我们则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人到中年，精力不济，他们一点也不怜悯，对“老童生”严加课读。还有莫应丰、叶蔚林几位学兄，晚上也来检查我们的学业。莫兄一看快到子夜，必说：“今晚就算了，吃夜宵喝酒去！”记得临考的前一夜，莫兄的建议被韩少功几位制止了，说:“临阵磨枪，不快也亮，不能掉以轻心。”于是，他们提各种问题，我们一一回答，直到他们满意了，才让我们去休息。

　　要命的考试，一连考了两天。后来查成绩，之蓁排名“19”，我则为“21”，加上创作的实绩，总算是录取了。对于文友们的深情厚谊，我一直铭感不已。

　　记得考试结束后，几位文友备了一顿丰盛的酒饭，说是要好好地犒劳我们，说是辛苦我们了。我听罢，眼圈都湿了。

　　1984年3月，我与之蓁去了北京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后来改名为鲁迅文学院），重温久疏了的学生生活。两年半后，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再历两度寒暑。负笈京华，给我们上课的多为学界权威、文坛大家，他们的品格和学养对我们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我们好好地做人为文，自感没有虚度光阴。1996年冬，赴京参加全国作代会，应邀到北大与先生们座谈，曾作七律抒怀：“凌寒又访未名湖，塔印桥痕写画图。老矣先生一背影，疏乎吾辈几箱书。钟亭庄肃声如昔，古柏峥嵘气更殊。拂去风尘襟袖洁，笙歌岂可迷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