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登榜在中南海三次召集会议
《办法》只定了原则，为了具体落实《办法》的有关精神，高登榜先后三次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八人小组”会议。
童小朋还讲了邓大姐对在宋庆龄逝世一周年时出版宋的文集的有关指示，要求将宋的遗嘱处理完毕后，就着手搞文集。
廖承志接着讲话。他特别强调，如有人问起遗嘱问题，以无可奉告答之。并要求高登榜将会上传阅的遗嘱原件及复印件收集后一起存中央档案馆。
据李家炽先生回忆，那天开会时让大家传阅宋庆龄从1979年2月起写的几份遗嘱，因主持人没有说遗嘱不能抄录，为了便于向上海党、政领导汇报，李家炽便抄录了几份遗嘱。在他的印象中，遗嘱共有5份，既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遗嘱都很简短，抄录并不费力。
廖承志在会上还强调，遗嘱执行的时间，以最后的一份时间为准，如前后有矛盾可以把前面的作参考。李家炽先生说：“我领会还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但那天，唯独宋庆龄的最后一份遗嘱没让传阅，按李家炽先生的说法是：因“八人小组”中也有人分到钱的，故不便让大家看。宋庆龄把这份遗嘱锁在自己的卧室里，钥匙交给深得她信任的保姆钟兴宝保管。在宋庆龄去世后，钟兴宝就把钥匙交给了中央派来的同志。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在一份遗嘱中说，我妈妈送给我的黄金饰品是不能分的，是纪念品。对于传阅的几份遗嘱的内容，李家炽先生说大致有以下内容：一是说北京住宅的书籍赠给邓广殷；二是讲某一张国画送×××，××衣服送×××，银器餐具送×××、瓷餐具送×××；最后叮嘱赠钱的问题，受赠的共有10人，各人多少不一样，最少的500元，有的几千元，最多的一人是l0000元。受赠钱的人主要是上海、北京寓所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同志，包括已故警卫隋学芳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当时在会上明确：钱由两地故居清理，上海管上海，北京管北京，赠款也由两地故居分别处理。最后如有剩余可作为两地故居的房屋维修基金。
1981年6月30日，高登榜召集第二次会议，由汪志敏汇报北京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8月下旬，高登榜又召集了第三次会议，主要内容由李家炽汇报上海宋庆龄住宅的清理情况。
妥善处理隋家姐妹的问题
隋学芳是东北人，在东北参军，后由公安部从中央警卫团挑选考核派到宋庆龄身边工作。隋学芳中风后，宋庆龄考虑到他子女多，生活困难，就把他的两个女儿隋永清、隋永洁接到家中抚养。为此,李家炽先生讲了这么一件事：“宋庆龄在上世纪70年代一次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这两位姑娘是谁?是您养女吗?"，宋庆龄答道："不，不是养女。她们的父亲是我的警卫，几年前瘫痪了。她们从童年起就住在我这里"”。
在李家炽先生印象中，他第一次见到隋家姐妹，是在宋庆龄北京的家中。他每次去看望宋庆龄，临别时，宋庆龄总要叫两个女孩子来一起送他，并喊他李局长。宋庆龄就像慈母一样承担起隋家姐妹的抚养、教育的责任，给予她们无微不至的关爱。这种感情集中体现在她所写的遗嘱中。
宋庆龄在遗嘱中除说把自己的一些物件在她身后赠送给隋家姐妹，还向她们赠送钱款。对隋家姐妹，“八人小组”在执行宋庆龄遗嘱时，完全按照《办法》所定的“遗嘱中凡赠款赠物，除应交国家及拟展出的交由有关机关执行外，均照遗嘱执行”的原则执行。当“八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廖承志就妥善处理遗嘱受赠人隋家姐妹的问题有专门的讲话。廖承志说，遗嘱中分给隋永清、隋永洁如家具等是国家的，还要作故居布置陈列用，国画、油画也不能分，总之，要保持故居的本来面目。对外国友人送给宋庆龄的礼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宋庆龄的首饰、名戒是文物，不能给隋永清、隋永洁。宋庆龄的衣服可以分点给她们做纪念。按遗嘱给隋永清5000元，隋永洁10000元。
李家炽负责清理上海宋庆龄故居
在 “八人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明确对北京、上海的宋庆龄住宅进行清理，并要详细登记建册、上报。
高登榜在“八人小组”第二次会上说，中央已批准北京、上海两处宋庆龄住宅做宋庆龄故居，要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时对外开放。上海孙中山故居也要对外开放。
李家炽在8月下旬召开的“八人小组”第三次会上，汇报了上海宋庆龄故居清理的情况。李家炽介绍说：上海是宋庆龄几十年的老家，所以物品较多，清理了近一个月。在宋庆龄卧室的壁橱文件箱里有26件重要的历史信件，其中有汪精卫、蒋介石、李宗仁、毛泽东等致宋庆龄的4封特别重要的信。此外,在壁橱的一个藤制的元宝形的篮子里，保存着孙中山所有用过的印章，包括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有满满的一篮子呢。
李家炽先生说，宋庆龄故居对外开放坚持保持原貌的原则，但有些地方为了宣传的效果也作了补充或调整。（摘自《世纪》200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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