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的伪文化产品之痛

　　3.15:面对伪文化

　　不能承受的伪文化产品之痛

　　■观察记者（见习） 刘 静

　　文化产品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产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作为精神文化生产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问题，但是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据CNKI概念知识原库

　　“借鉴”与“抄袭”之争

　　每年的春晚过后总会爆出一些“惊人内幕”。而今年，风水显然转到了章子怡身上。

　　章子怡的出场被特意安排在了9点以前的第一阶段，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是导演组特意安排的，因为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而后来的效果，的确让晚会总导演陈临春很满意，“章子怡从舞台上面升起来的时候，晚会现场大家都盯着、鸦雀无声在看，我觉得这就是好的节目对人的吸引力。”

　　但到底是什么吸引住了众人的目光，答案却有待商榷。有网友称，“章子怡的独唱扮相犹如天女下凡！”为了春晚，章子怡的全新形象由此次随身带来的国际级造型师亲手打造，3米裙摆，108朵鲜花，价值百万。因此，尽管她站在舞台中央没有挪步，却依然惊艳全场。

　　当晚，章子怡演唱的是《天女散花》一曲，该曲的创意人江凌女士透露：“这首歌是著名音乐人季忠平先生量身为章子怡制作的，虽然唱歌不是她的专业，但她非常敬业和努力，把这首歌诠释得近乎完美。子怡是一个有嗓子的人，这首歌很适合她，声线也很舒服，温暖甜美。”

　　然而当镜头聚焦到章子怡脸上的时候，观众却发现了一些端倪。当音乐播到“吉祥”时，她却张大嘴预备唱“花”，口型所唱与旋律所播并不“划一”。有观众为章子怡“开脱”，这首《天女散花》中出现“花”的频率实在太高了，几乎每句歌词都不离“花”，也难怪章子怡在该唱“吉祥”时，以为要唱“花”了。

　　除了章子怡受人诟病的“假唱”，今年“小品王”赵本山也被拉下了水。有爆料称，《火炬手》是赵本山抄袭自徒弟田娃的作品。一篇网友发布的名为《抄袭徒弟，春晚“小品王”不能颁给赵本山》的帖子指出，“08年春晚中赵本山小品后半部分严重抄袭他的徒弟：田娃！”经过对视频中两人的表演逐一对比后，作者发现两人在舞台上手足无措的神态和动作如出一辙，台词中为下段铺垫和解围时都用一个突如其来的“好”字来带动全场搞笑氛围的桥段也“非常巧合”。

　　到元宵节晚上，“2008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揭晓，赵本山不负众望，获得喜剧类节目一等奖，勇创“九连冠”神话。关于小品是否属于抄袭，赵本山的经纪人高大宽表示，“这是借鉴，根本不存在抄袭。”随后更解释“抄袭”一词的含义，“抄袭是完全背着别人去用人家的东西，况且两人的东西也不一样啊！”而从1993年起就与赵本山打交道的“亲兄弟”何庆魁的话则更直接，“谁敢挺着腰杆子说自己的就是原创！宽容点，这也是行规。”

　　历时25年的春晚当然也形成了“行规”。 今年的相声剧《公交协奏曲》，冯巩和王宝强的互动得到了很高的收视率，剧中冯巩被“民工”王宝强感动，主动掏出工资卡，帮助民工兄弟。惊人的是，在冯巩掏卡的时候，春晚立即给“工资卡”一个大特写的镜头，观众能清晰地看到，那是一张招商银行的卡。很多观众对这个广告十分反感，网友表态：“真让人恶心。”

　　一切能做广告的地方都做了。报时广告一字千金，贺电广告1000万元起价，300万元给个特写镜头，董卿手中的金盒是伊利金典，台上台下的水都是娃哈哈，赵本山的折叠椅好像是美的。

　　被钱堆积出来的春晚，显然不能激发出观众的兴趣，但好在现场观众都很“配合”。演出时，坐在前面都是些贵宾，而观众几乎都是持团体票的单位员工，也包括广告商等。演出前，导演交代大家要配合工作人员。每个节目开始和结束时，就会有人站在镜头看不到的边角要大家配合鼓掌，该笑的就笑。

　　假唱、假笑、假鼓掌、假原创、假贺电、假道具、假直播……一场华贵和满的饕餮视觉盛宴被堆积了出来，但效果似乎越来越差—央视市场研究CTR公布的对今年春晚收视率调查结果为96.5%，但AGB尼尔森调查机构对上海、杭州所做的调查显示，两地春晚的收视率仅为17.4%和19.3%。面对这两个差距悬殊的结果，我们不禁生疑，是否这也是假的？

　　综艺节目圈的确已经混乱得像一锅粥。

　　央视2套的《开心辞典》自开播之初就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观众都在为这个新颖的益智类综艺节目拍手叫好，但有人站出来说《开心辞典》全盘拷贝英国的《百万富翁》。因为无论是从比赛规则还是主持人的主持风格都如出一辙，甚至连3种求救方式也是一摸一样。

　　2005年电视荧屏杀出的一匹“黑马”—平民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为湖南卫视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关注度。但谁都知道，它来源于美国的著名选秀节目《美国偶像》，倡导的就是从平民中选择一些有潜力有资本选手的“造星运动”。

　　然而，不管是央视还是湖南卫视，当事人都不承认自己是抄袭，而是所谓的借鉴。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表示，“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模式化、层次化的东西，对于内在结构的因袭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说明了其内在合理性。综艺节目万变不离其宗，但总有经典的东西以及被普遍认可的母题，传播过程中通过借鉴达到文化的融合是非常好的现象。”

　　但如果真是如此，国内这些节目的鼻祖—英国和美国的综艺节目，难道抄袭抑或借鉴自外星人？

　　去年夏天，在炎热潮湿的上海，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引爆了一场“上海故事—崔健不插电现场”演唱会。崔健身着印有“真唱运动”字样的T恤，不顾47岁的“高龄”，仍然在舞台上高唱“一无所有”。

　　真唱运动的大旗，崔健已经扛了5年多。“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音乐精神的沉沦和贫乏是有目共睹的。假唱已经成为一个毒瘤，对口型、假伴奏、请他人代唱……给艺术的中庸化、媚俗化提供了繁殖的温床。让公众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获得低质量的精神消费，这是不道德，也是不公平的，属于欺诈行为。”从《真唱运动宣言》中，崔健对假唱的愤恨一览无遗。

　　对于真唱运动的效果，崔健坦言“这并不比他当初搞摇滚容易”。 特别是圈里人态度的变化，“刚刚开始时支持的人很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圈里的人开始站到我的对立面消极地对待这件事。说这是我的个人活动，是个人炒作。”

　　这些言论被崔健视为“惟一可以让他们抓住稻草的说法。”但崔健自己也必需抓住一根稻草，为了使真唱运动开展下去，崔健希望它能成为一项商业活动，希望它能成为一个商业品牌。

　　不管如何，崔健的特立独行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伪文化产品灭亡的曙光。

　　扫不完的黄，打不尽的非

　　提到“扫黄打非”这四个字，没有人会不知道，但也没有人会对此津津乐道。

　　始于1989年的“扫黄打非”，去年8月迎来他的“18岁成年礼”。对于此项工作的效果，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市场监管局局长、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李宝中认为“成绩是很大的”。

　　据统计，从1994年到2005年，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4.8亿余件；其中侵权盗版出版物10亿余件；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217条；查缴淫秽色情光盘8823多万件；关闭色情网站2000多家；取缔光盘非法印刷场4.22万余家。

　　从以上的数字中，可见“扫黄打非”行动成绩斐然，而这其中，“反盗版百日行动”显然名气最大。2006年7月15日至10月25日，中央10部委包括全国“扫黄打非”办、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公安部等联合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打击盗版音像和计算机软件制品行动，被评价为“历年来规模最大、声势最大、力度最大、参与部门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动员群众最广泛、组织工作最严密、政策要求最明确、收效最为明显的一次全国集中行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谈到效果时称“全国音像市场得到了明显净化，基本杜绝了正规门店出售盗版的现象，正版销售量增加了两成”。

　　对于“反盗版百日行动”的成果，正版音像、软件制售者等从业人员应是最有发言权的。“严重的盗版已经危及整个产业链。”规模位列行业全国第十的深圳致诚威光盘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向泽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这几年，正版光盘复制企业大多亏损或处在亏损边缘。我们这样年产光盘数千万张的企业，但年利润只有区区几万元。然而‘反盗版百日行动’后，利润已经突破200万元。”

　　平均每月销售金额可达上千万元的广东音像城向来被视作全国音像行业走势的“晴雨表”。音像城的销售数据显示，2006年7、8两月销售量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1%和54%，而九月份销量同比猛增了46%，销售金额也较两个月前翻了一番。有关专家分析，销售由跌到升，反映出市场已经从最初对“反盗版百日行动”的观望转为支持，对正版音像制品的扶持已初现成效。

　　然而，对于“反盗版百日行动”之后的市场展望，很多正版音像从业者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休渔”这个词，调侃中带有一丝忧虑。广东艺洲音像制品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湛文说：“干盗版这一行的，往往都拥有很雄厚的资金。有时候他们对执法人员查缴了多少盗版碟并不太在乎，因此他们重操旧业的可能性很大。”

　　盗版产品的背后隐藏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2007年1月30日，微软Vista系统正式发布，在店面零售的Vista彩盒版价格高达2000多元。很明显，高昂的价格让大部分人都会“支持盗版”。

　　Vista的盗版产业链包括“破解”、“工厂（生产）”和“分销”三大环节。“破解”是整条产业链条中的技术核心，主要由一些IT精英、IT技术人员组成的网络俱乐部、黑客联盟等民间组织担纲负责。当“破解”端完成技术破解后，下一个流程将交给“工厂”，由其批量生产。工厂可以生产简装或精装的任何版本，供客户挑选。而最后的“分销”环节是盗版Vista流入市场的关键。出于众所周知的考虑，“工厂”与“分销”两个环节之间不会发生面对面的直接交易，而是通过快递完成。即所谓的货走快递、钱走账户，彼此不会见面。而由这一产业链生产出来的Vista软件，简装Vista大约30—50元，而带完整包装的Vista则也只要100—200元左右。

　　显然，随着时代进步、科技发展，以网络为载体的第四媒体开始成为文化产品展示的“主要舞台”。就像软件盗版猛于音像盗版一样，网络黄毒也猛于音像黄毒。

　　今年有一句话很流行—很黄很暴力。这句话源于2007年12月27日的《新闻联播》一则关于净化网络视听的新闻，报道中北京一位13岁的小姑娘在接受采访时说，“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然而，仅是这样短短的一个镜头，之后却立刻红遍全国，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除去一些对小女孩不必要的攻击外，网友们还是把目光聚焦在了网络黄毒上。有网友称，“现在的网络黄毒泛滥，除了一些专门的黄色网站，黄毒正在全方位蔓延，整个网络都很黄很暴力。”

　　如今，随意打开某些门户网站，我们总能发现一些形似“裸体美女恶搞”、“实拍卡车撞人碾死过程”等骇人标题频频出现，越来越多的网站经营者，加入制造和传播黄毒的行列，希冀吸引人的眼球。商业价值逾越了文明底线，道德价值变成了说教。

　　在商业利益面前，诚如“反盗版百日行动”这样的“运动式”整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这必须要通过稳定和成文的制度来进行“常规式”治理。

　　而关于处罚力度，有关业内人士表示，网站对于不良信息的处罚规则仅限于“关闭部分权限，暂停、删除其账号”，这使得处罚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由于网络具有特殊性，网站只要临时删除文件，就能应对临时的扫黄检查。”

　　其实，“扫黄打非”保护的不仅是具体的文化产品品质，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其背后，更具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

　　文化产品背后的“金矿”

　　在业界颇有名气的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曾经举办过一场“另类”的图书风云榜颁奖大会：书坛劳模奖、铁嘴辩手奖、极速跟风奖、超级变脸奖……千奇百怪、超级搞笑的奖项吸引了不少看客和新闻媒体前去一探究竟。国内销售的百余本引进版畅销财经管理类图书榜上有名。然而奇怪的是，上榜图书的出版社却全部缺席。

　　主办方称，举办这次颁奖大会就是要痛批一下已经横行霸道多年的“伪书”。

　　何为伪书？它是指由写手写作，却署名一些国内外的名人名家，有的甚至生造一个姓名并杜撰媒体评语，胡乱吹捧制造出一种虚假声势的出版物。据了解，目前市场上出现的伪书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假冒引进版图书，但是没有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这类书籍在伪书中占了绝大部分，且以经营管理类为主。二是国内冒充文化名人、名家署名出的书籍。

　　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执行力》和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没有任何借口》两本“引进版”图书曾经都是排行榜上的“红人”，然而经过细致的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执行力》一书的英文书名、外国出版社名以及作者哈佛商学院的保罗•托马斯教授根本查无踪影。而《没有任何借口》除了以上内容子虚乌有以外，封底印出的《纽约时报》书评也是造假者凭空杜撰出来的。

　　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姜汝祥表示，“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或者说中国的企业已经从追逐外在机会型的成长，逐渐转变到开始‘修炼内功’，开始对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下工夫修炼的时代了。所以现在大家最热衷的是《基业长青》、《韦尔奇自传》等等优秀的西方管理类书籍。正是这些需求造就了伪书的形成。”

　　的确，需求是伪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为了满足评职称、平步青云的事业进步，论文抄袭之风也在学界愈演愈烈。

　　2007年12月24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在校园网上挂出“2007年第1号”通告，向全校师生通报对三起学术剽窃事件的调查审议结论与处理建议，立刻引发了强烈反响。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进行处理的三起学术违规事件分别是：外文学院陆教授等人所编教材存在严重抄袭、五官科医院迟教授等人论文抄袭、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教授两篇论文抄袭。

　　其中，迟教授和顾教授这两起学术违规事件都首先来自一个国内知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的举报。

　　新语丝网站创办于2000年，创办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界打假第一人方舟子。他创办网站的目的是为学术作假事件“立存此照”，目前已经揭露了几百起科学界、教育界、新闻界等学术腐败现象。

　　虽然方舟子名气颇大，但一直过得很孤独。对于支持者甚少的原因，方舟子认为“敢于站出来说话的在国内毕竟很少，所以也可以说我有一种孤独的感觉。背后支持我的人很多，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不愿站出来，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从这方面讲并不孤独。”

　　但至少这次，复旦与方舟子站在了一起，复旦自揭老底的行为被认为“有勇气”，而方舟子也评价说“学术造假本身是丢人，但处理了就不丢人”。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欣喜地发现官方和民间正在开始携手打击学术造假。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称“每年都会接到一些举报，包括匿名与实名（举报），反正有举报就做，每个委员调查这些事情都非常认真，大家主张要公正处理，我们都是集体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再起草有关处理建议的文本。”

　　长期以来，我们对物质产品的保护意识远远强过文化产品。李雨峰在《枪口下的法律—中国版权史研究》中就其原因举过一个鲜明的例子。如果某人向外人借出自己的电脑，那么出借人自己就不能使用，但如果只是借出该电脑中的程序，那么之后，不仅他人可以使用，也不妨碍出借人继续使用。因此，这种文化产品天然的可复制性，造成了现在对其滥用的问题。

　　但文化产品背后的知识产权则是一座金矿。美国早就看见了知识产权的价值，每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特别301报告》，都会公布其他国家侵犯本国知识产权的现象，用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肥肉”不被别国夺走。

　　然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缺乏，中国的“肥肉”却屡屡被别人抢走，有学者痛心疾首地表示，“如果中国早有知识产权意识，靠四大发明，中国目前就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我们每年只需要收专利费就够全国人民生活了。正是由于国人的知识产权意识差，既不懂得如何有效利用知识产权创汇，更不懂得利用知识产权迅速低成本扩张。现在我们已经有许多行业因为受制于国外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方面受到太多限制，最大化利润都让人家赚走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意识，一旦彻底养成懒汉思维习惯，今后我们中华民族将成为一个愚昧落后的民族，我们只能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大国的附庸！”

　　“世界的未来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竞争！”温家宝总理在山东考察时曾明确指出。

　　那么，首先就应该让抄袭、作假成风的伪文化产品彻底灭亡，毕竟只有真正原创、真实的文化产品才会在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