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伊拉克商人的中国梦

　　一个伊拉克商人的中国梦

　　■观察记者 夏 燕 文/摄

　　几经周折，记者终于敲开了宗泽路上一幢普通居民楼的101室。三位伊拉克商人热情地将我这个“不速之客”迎进公司“接待室”。在义乌，大部分伊拉克商人都是租用这样的三室一厅，既做办公室又做起居室。

　　“你—好。”Riadh端坐在办公桌前，露出他的招牌式笑容，用带着浓厚洋味儿的中文和记者打招呼。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他的两个生意伙伴，Chris和阿明。

　　在义乌生活了四年的Riadh至今不会说中文，言语间冒出几个Chinese words却成了他的习惯之一。四十开外的他在当地经营着一家货代公司，负责为伊拉克的生意人在义乌找厂家、定柜子运货。几年下来，生意一直不错。

　　“中国的东西实在太便宜了，伊拉克市场上90%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尤其是生活用品，比例更大。美国、日本的商品，虽然在质量上有优势，但加入政治原因、价格原因，就很难在伊拉克市场上站住脚跟了。举个例子，伊拉克人能够接受的14寸电视机的价位是两百美元左右，我们从义乌市场上能找到远低于这个价格的电视机，但其他国家的商人做不到。”Riadh说，中国的女鞋、女式背包、男式手表在伊拉克都很受欢迎，“我回家时带的也是这些东西作礼品”。

　　Riadh的父母至今仍然住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勒，妻子和两个孩子则在迪拜，两个月后，她们也将来到义乌。

　　五年前，还在摩苏勒的Riadh和家人一度饱受恐惧的煎熬。每到夜幕降临，一家人就蜷缩成一团，听着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整夜无法入睡。而在他之前，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人移居国外，Riadh也梦想着能在别处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世界之大，该去哪里呢？

　　安全是Riadh首先考虑的一点，不过对宗教的开明态度和光明的商业前景同样重要。不久，他便选定了一个各方条件都符合要求的地方—中国。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2004年夏天Riadh只能孤身来到了义乌。之所以选择这座城市，是因为他听说，这个地方是中国小商品最大的集散地，这里的小商品不仅种类多，而且价格便宜，十分适合大规模采购。

　　于是，到达义乌之后，Riadh便和几个阿拉伯人成立了现在的这家货代公司。起初，只是采购一些纽扣、螺丝之类的小东西，因为运输方便，这些货物的利润能达到200%以上。运货的路线，一般从宁波、上海或广州通过海运方式到达中转站迪拜，再分别以水陆两条路进行，或走高速公路经约旦到伊拉克，或从迪拜依旧走海运到乌姆盖斯尔。其中，陆运比较快，海运关税则比较低。

　　接着，Riadh和搭档又将采购的范围扩大到电视、电脑等大件，收益虽然差了一些，但最低也能有50%的利润。以一个普通的饮水机为例，在义乌进货为160元左右，到伊拉克的售价为60美元，除去运费和50%的关税，仍然有“赚头”。

　　几年下来，Riadh已经有足够多的钱将妻子和孩子移居到中国，“我想和家人在这里长住下去。”

　　如今，和Riadh一样在义乌做生意的伊拉克人，有的做文具，有的做电子五金，有的做鞋帽衣物，有的做家居小装饰，很少有重复。“真要是撞车，优胜劣汰，改个门类就行，反正到了那边都有市场，谁也不挡谁的道。”Riadh表示。

　　Riadh家的电视整天只放两个频道的节目：中央电视台4套和9套。央视4套有最新的国际资讯画面，虽然不大听得懂中文，但从画面中也能猜出个大概；中央9套是英语频道，也是Riadh唯一能够听懂的节目。Riadh说，他把4套的画面和9套的报道结合起来，由此就能对发生的事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而实际上，Riadh平时在家里是不太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的。一般情况下，这台电视机里整天播放的是一些阿拉伯歌手的MTV，桌上堆满各种各样的VCD，Riadh和他的伙伴们借此来打发没有生意的无聊时光。

　　每个星期，Riadh会去附近的清真寺做礼拜。之前，他所在的教区只有100多人，众人在一家饭店租了一处地方，在那里作礼拜。如今，在闪闪发亮的新清真寺里，每周五作礼拜的信徒多达8000人。这座清真寺由一家丝绸厂的厂房改建而成，是由定居这座城市的外国人集资建起来的。

　　如今在义乌，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随处可见，而这种外国人聚集地区的清真寺也比其他地方的清真寺享有更大的自由。据有关资料统计，近年来有超过2万多名穆斯林移民(其中近千人来自伊拉克)来这里定居。

　　“给人的感觉是，在这里很自由。他们都忙着买车买房，想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Riadh说。

　　事实上，这也是更多穆斯林来到义乌的原因之一。

　　30岁的阿明来自约旦，他说：“在美国，我们这种信仰的人会遇到很多问题。美国人认为，穆斯林就是恐怖分子。中国人对伊斯兰教不存在这样的成见，他们认为，‘这是你们的宗教，没有问题。’”

　　现在，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居住的伊拉克人大约有2000—3000人，其中有600—1000人在义乌，绝大部分都是在2003年之后才进入中国的。这些进入中国的伊拉克人，大多通过中介，获得商务考察的签证。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800多年前，泉州曾经是整个阿拉伯世界鼎鼎大名的东方第一大商贸港。当时的泉州居住着2万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其中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组成的穆斯林商团是最大的集体，很多家族的族长甚至在宋、元、明等各个朝代担任官员。对他们而言，泉州就是自己的家乡。如今，更多的伊拉克人发现了义乌，也同时塑造着中国的“第二个泉州”。

　　现在，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看到从国外到义乌采购、从事贸易的外国人。与此同时，专门服务这一群体的餐饮业、服务业也随之兴起。

　　“在吃的方面，基本没有什么不适应的，现在义乌的阿拉伯餐馆太多了。”Riadh告诉记者。只是一些习惯仍然让Riadh感到难以理解。“我至今也没完全搞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好像总想迅速地干完一件事。要是他们围坐在餐桌边时，他们会说‘吃吃吃’。倒酒时，他们则会说‘来来来’。你去商店，服务人员也会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

　　然而，这些也仅仅是Riadh生活中的小插曲。在他的眼里，如今的义乌已俨然是个阿拉伯“村”。城区的繁华街道上，放眼望去，尽是马立克理发店、苏莱曼烧烤、黎巴嫩人饼屋、奈尔穆餐厅，正如李白诗中所描绘的那样：“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红楼宾馆是义乌阿拉伯人的最早聚集地。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有阿拉伯人在这里下榻。如今，看着月亮形的门楣上的绿漆，还能依稀看到10多年前，中国流行的用料颜色以及为迎合阿拉伯人而设计的建筑风格。

　　Chris来自埃及，他告诉记者，9年前来义乌的时候，六、七层楼的红楼宾馆是当地最好的餐馆了。因为那里离市场近，住房价格也实惠，他和同伴都会选择住在那里。现在来的阿拉伯人很多，客房已经不够，许多阿拉伯人就分散地住到了其他几家宾馆，但更多的是租房。城东的鸡鸣山社区，和商贸区附近的义驾山社区是主要的阿拉伯人聚居地。

　　与此同时，义乌居民也越来越熟悉阿拉伯人。Riadh所在曲苑小区的一位住户告诉记者，他念小学的儿子现在都知道，阿拉伯人叫牛郎星为天平星，以前把甜瓜叫“天堂圣果”。穆斯林在家里做祷告，他们就会肃静下来，以免打扰人家。到了春节，Riadh也会和他们一起聚餐，也会看春节联欢晚会，有时也会玩叫“拖拉机”的扑克游戏。

　　之前，每隔两个月，Riadh都会回一趟迪拜，看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但两个月后，这样的奔波就将告一段落。

　　而对于还未成家的阿明来说，他的愿望就是能娶一个美丽的义乌姑娘。阿明对记者抱怨说，他周围的许多老乡最近有件烦恼的事，他们许多人都在中国赚了钱，也与中国姑娘结了婚，并且很希望在义乌长期发展自己的事业，于是很多人都想买个房子。但是，外国人买房手续很复杂，而且义乌的房价也越来越高了。

　　Riadh如今考虑的，却是如何帮自己的两个孩子找到一所合适的学校念书，尽管将来孩子并不一定会待在中国。

　　而他也很清楚，外国人如果没有中国血统，几乎不可能成为中国公民，因为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人也对外国人存在种族误解，有时甚至也会发生冲突。

　　虽然如此，Riadh仍然说，他感觉在中国生活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幸福。

　　他说：“我姐姐在美国生活了5年。在那里，如果是外国人，就会低人一等。她来到中国后，一切不同了。在这里，如果是外国人，会得到更好的待遇。”

　　“我一直想要学汉语，因为要和中国人做生意，而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懂英语的。”在报名参加汉语培训的时候Riadh没有想到，他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去学汉语的用处不仅仅是和中国人做生意，“现在更希望能够听懂电视台里在用汉语报道伊拉克的什么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