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人生边上的柏杨

2000年3月，柏杨跟女儿崔渝生在书房

1954年的柏杨

柏杨在他的书房

　　走到人生边上的柏杨

　　今年年初，一度传言柏杨罹患抑郁症。过年时，马英九向卧病在床的柏杨拜年，以毛笔书写“有容乃大、无欲则刚”8字，赠与柏杨。去年年底，88岁的柏杨曾一度拒绝进食，病重住院的他仍忧心时局。

　　撰稿·贺莉丹(记者)

　　因忧心时局、不吃不喝而住院的柏杨先生，尽管已于2007年12月26出院回家，但他的真实状况始终令许多人牵挂。

　　2008年1月26日，2007年12月27日、28日，柏杨的夫人、69岁的张香华女士在其台北花园新城的家中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三次电话专访。

近期外界流传柏杨得了抑郁症，张香华承认，“可以这么说”；柏杨的病情渐趋稳定，张香华的心情却一直很低落，“没办法轻松下来”，也一度没有心情答复问题。

　　30年前，张香华曾作诗《单程票》，“如果能为来生订座，请预购两张单程票，早早携我飞跃三江五湖，纵横七海，到碧天的高处，到黄泉的幽冥，请不要遗漏我……”她告诉记者，这是在她跟柏杨结婚不久，“专门为柏杨写的”。

　　张香华给记者传来她2007年的诗作《逝水》：“生命谱出自己的曲调，或者圆润流转，或者荡跌低迷……河，缓缓漫步的继续流，终是逝水，流过去的、流过去的水”。

　　如今，88岁的柏杨终日昏睡病榻，只能服用流体食物。仿佛印证：生命，是一个无可阻挡的轮回。而柏杨晚年需要面对的一切，张香华坦言，自己是“在练习”承担。

　　“我们的人生进入倒计时”

　　记者：柏杨先生生病，并在近期采取激烈的绝食方式，是何原因？跟“反扁”有关吗？

　　张香华：不能说完全因为这样，第一，他病了很久；第二，他情绪也容易激动；第三，的确有关联。

　　记者：在医院时，柏杨先生可以读书吗？

　　张香华：他不大能读书了，那时我想让他安静。有时我要帮他一点忙(念些书)，但他最近的情况每况愈下。他现在还是每天睡18到20个小时，只会更严重，不会更轻松。醒来时他看电视、看新闻，跟朋友聊聊天。

　　你大概没有办法跟他谈话。他没有一个规定的作息，一个钟头前，忽然通知换床单、要整理。他现在的情况是颠倒，白天他睡觉，晚上反而醒。出院后，他现在没插(鼻饲)管。如果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出门，要跟他说明。

　　记者：你们二人的圣诞怎么过？

　　张香华：每天都忙得像鬼一样。圣诞节在医院里过，他没有吃饭，我就在外面随便买个饭盒吃了。他这次住在耕莘医院10天，已出院。他常常(出入医院)，去年一年大概就有七八次，三天两头就要去医院。

　　当然很辛苦，可吃不消，要怎么办？你要跟着去住院啊？就撑着嘛，没办法。

　　记者：2006年柏杨先生捐书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他的心脏病等病症都犯了，那时您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的状态。两次相比，您自认有何不同？

　　张香华：好像不太一样，那次的焦虑是，我觉得挽救的心情很急切；现在，我觉得要顺着情势的变化。其实很智慧的人，大概人生每个阶段都应该顺其自然，可是(我们)到底是普通的人啊！

　　记者：88岁生日时，柏杨先生似乎情绪挺好。

　　张香华：那时很紧张，他还插着(鼻饲)管。都是一关一关的难关，都是难关哪！好像功课一样，好像一个个考试。

　　记者：有人帮您分担目前的压力吗？

　　张香华：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有谁。(笑)多可怕！苦中作乐吧。

　　记者：柏杨先生的孩子能帮助他吗？

　　张香华：完全不能。现代社会不是农耕社会，养儿防老。他有两个女儿在大陆也做祖母了，一个在西安、一个在河南，身体也不太好，也没办法来看他，柏杨跟在西安的女儿崔渝生联系相对要多；还有一个女儿佳佳嫁到澳大利亚去了，也联系得很有限；一个儿子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不能随时回来；在台湾唯一的一个儿子在教书，也很疏远，(他们往来)不多，原因一言难尽，因为那时他坐牢去了，也没有抚养他(在台湾的儿子)。这是缘分吧，父母跟儿女之间缘很薄了。因为(上次)他病得最重的时候，这个台湾的儿子就说他要出国了，我以为出国之前会来看他，也没有。结果很久都没来，一直到最近这次(柏杨)病了，他出现了一次。

　　记者：柏杨先生会记挂儿女吗？

　　张香华：这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不愿意触动他(柏杨)，顺其自然吧。他大概心里也有数。

　　如果问他，不更挑起他心里的难过吗？那就不要讲。他们来，就礼尚往来；他们不来，就顺其自然。这些东西我觉得，也不是一厢情愿能有的。

　　记者：柏杨先生久病，是否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张香华：那当然，所以生活会非常紧张，你简直没办法计划明天要做什么。

　　记者：柏杨先生最近对时局还有一些更深的关切吗？

　　张香华：最近没有。因为最近我把家里的报统统停了，不让看。因为我觉得会干扰他的情绪、他的身体。

　　记者：对于未来，您有怎样的规划？

　　张香华：没有计划，现在过一天算一天，生活那么紧张，而且他的身体又没有办法有个规划。现在我们的人生是进入倒计时的时候。

　　幸福靠自己努力

　　记者：你们平时有哪些爱好？喜欢看哪些电视或电影？

　　张香华：电视难看死了。台湾的电视都是社会新闻、选举啊，乱七八糟的，很难看。我比较喜欢感性一点的电影，我还是喜欢看一些文艺性的电影。

　　《色·戒》我没有看，我看渲染得太厉害了，反而不急着看了。我也没有那个心情的配合。我好朋友都去看了，我听他们讲那个故事，我觉得蛮幼稚的，大概是那个床戏很耸动吧。

　　我比较多地看西洋片，譬如《真爱伴我行》，一个意大利片子。《美丽人生》我看了，笑中有泪，不错，不过我集中营的片子看得太多了。我的看片取向跟柏杨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需要跟我的需要不一样：他看电影是一种休闲，他喜欢看“鬼打架”，比较倾向于看打斗片等，我不懂他为什么会看那样的片子，我觉得好受罪喔。我会把电影当作像书本那样来吸收，所以我觉得对我不够营养的，我就没有急着去看。

　　记者：柏杨先生写过新郎跟新娘的“八项誓言”，有一项是，“夫妻一定要保持适度的度假，绝不无尽期地工作、工作、工作”，他做到了吗？

　　张香华：没有做到，完全没有。大概就是现实跟理想有个落差。

　　记者：跟柏杨先生在一起，您觉得幸福吗？

　　张香华：幸福怎么下定义？我想没有一个全面的幸福跟不幸福，就是努力吧，幸福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困难的时候。走出困境还是要靠自己，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

　　到了这个年龄，差不多是要准备：任何事情的发生，你都要接受。(不然)人生要怎么办？对不对？不像你们这么年轻。

　　记者：您目前的诗歌创作怎样？有没有写一些关于终极问题的诗？

　　张香华：去年就写得很少，很难哪！最近少了。年轻的时候有(写这种诗)，现在反而不写这些沉重的东西了。我请了阿姨照顾他，可很多事情还是要自己拿主意。现在这种生活琐碎，他完全没有办法。

　　记者：柏杨先生生病时，您有没有思考过一些终极问题？您是否介意我这样问？

　　张香华：我不会介意。我觉得人要在活着的时候尽心尽力，不要到最后觉得很遗憾，这是我的人生态度；关于他，我还不方便主动问他，除非他(主动)跟我提，我还是会有这种感觉，他没有跟我提，所以我也很难跟他提。

　　记者：但据说您和柏杨先生现在都立了遗嘱。

　　张香华：对啊。其实现在有交代的事情很有限，因为文物都捐出去了，其他就顺其自然吧，生死顺其自然。

　　“我是柏杨第五任太太”

　　记者：您见到柏杨先生的第一印象怎样？

　　张香华：这些就不谈了，正好是柏杨生病时，我实在没有心情讲。

　　记者：您自认在与柏杨的这段婚姻中收获了什么？

　　张香华：我的人生变得很多面向，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与柏杨结婚)，我只是一个很单纯的人，(跟他结婚)就好像做了一个挑战很大的功课，而且没有什么毕业证书。

　　你要应付那么多压力，那么复杂的一个人，我原先想得太简单了。(我在开始)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年轻的时候哪里懂这些？！而且就婚姻来讲，我是他的第五任太太。当时差不多是一头热，就嫁给他。我觉得他很热情。

　　我觉得他很重视个人的人权。但成为一个家庭之后，他的努力方向都摆在社会跟国家上面，其实跟他生活是蛮吃力的，你不断要做后台的工作。

　　记者：柏杨先生的文风犀利，他平时脾气好吗？你们相处有何秘诀？

　　张香华：不好啊。这样的人脾气怎么会好？这个事情太琐碎，生活都30年了，你不让，要怎么办？他是一个脾气很倔强的人，才会得罪当道、会被关到牢里面，差一点被枪毙，脾气怎么会好？就是了解他、包容他，还能怎么办？(笑)

　　他现在老了，现在真的返老还童了，有点要哄着过日子的。怎么哄他？你看妈妈怎么哄小孩？

　　记者：柏杨先生现在主要会跟您交流哪些问题？

　　张香华：他还是关心国家、社会的问题比较多。这里的事反正他都知道我扛起来了。譬如你来访问，他恐怕也应付不过来。比如，(一般的朋友)有时他会搞不清楚是谁，关系好的有时还可以。

　　柏杨最大的优点是热情

　　记者：您认为柏杨先生性格中的最大优点是什么？

　　张香华：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对社会有很大的热情。他一直保持这个热情。当然他也有热情受挫时，应该是他关进牢的时候吧。

　　记者：在您看来，9年多的牢狱之灾给柏杨先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张香华：第一，我觉得使他读了历史，这对他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

　　性格上，我觉得对他也是一个磨炼吧，他的意志力变强，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如此)，对他是这样的，也能忍人所不能忍；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把他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觉得就那么回事，顶多就是去坐牢、面临枪毙了，我觉得是把一个人的性格放大了。

　　记者：柏杨写史时强调对个人的尊重，这跟他监狱经历有关吗？

　　张香华：可能，他觉得自己所受到的践踏，他觉得，一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这一点对人生很重要。

　　记者：你们结婚30年，在您看来，监狱经历对柏杨后来的生活是否有影响？

　　张香华：当然会有影响，可我也无从比较，因为他没关监牢之前我不认识他。我觉得有一点，我跟他结婚之后，我发现他一天要过出三天日子来、一天当作三天用，有点想要补偿(的心理)，所以忙得不得了。我们刚结婚那阵子他差不多所有时间都在工作上，除了睡觉，大概都在工作。他很喜欢朋友，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不是那样的人。

　　记者：在您的理解中，柏杨先生对中国大陆是种怎样的感情？他还想回故乡吗？

　　张香华：他最后从上海离开(中国大陆)，那时大家都是难民。1988年是我们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1993年是第二次回，1998年是第三次回，之后就再没回过了。他大概会觉得(中国大陆)有进步。

　　他东西都捐出去(给大陆)了，现在他回大陆不可能，(由于)他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啦。他倒没有特别怀念他的故乡河南，我的理解是他在河南的日子太辛苦了，小时候没有温暖，他的母亲也已经过世，他在那边的记忆并不美好。

　　记者：20年过去了，柏杨先生认为现在的中国人还丑陋吗？

　　张香华：任何事情都没有完美、没有尽头，这是要永远努力的。不是简单地说，现在美不美、丑不丑。

　　记者：近几年，柏杨的书在大陆出版很多，比如《柏杨曰》、《我们活得有尊严》等，在您看来，柏杨近年仍保持高产的原因是什么？

　　张香华：第一，你靠文字为生，你不写的话就没有收入。第二，当然他是个能量比较大的人。(本文图片均由张香华女士提供。感谢本刊实习生张益清对本文的贡献)-

　　批判者是这样炼成的

　　封笔前，柏杨在《柏杨曰》自序中写道：不为君王唱赞歌，而只为苍生、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说“人”话。

　　撰稿·贺莉丹(记者)

　　“野生动物”

　　“柏杨为什么好像跟政治的关系那么密切？关心社会、国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柏杨属于社会关怀很强烈的人。那时内忧外患，读书人很少养尊处优、只管琴棋书画，我想，那时他的事业就在忧国忧民上”，2008年1月26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柏杨的夫人张香华解释，柏杨跟政治的关联，跟他关心国家命运的情怀紧密相关。

　　张香华强调，柏杨不愿参加任何党派，柏杨对政治的评判也“不是站在哪个党派的立场上”，而是基于“理性、尊重”的个人立场。

　　对于过往，在《柏杨回忆录》中，柏杨有过梳理。为晚年柏杨执笔撰写《柏杨回忆录》的台湾阳明大学教授周碧瑟曾感慨，柏杨的一生充满传奇，“知道他成长的环境与过程之后，较能了解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柏杨的父亲郭学忠，曾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后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他的母亲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柏杨自喻童年如“野生动物”般，遭继母毒打及虐待，只知自己出生于1920年，甚至不知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他一生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名字亦多次更改，小时候叫郭定生，初二被百泉县立初中开除后，郭定生改名郭立邦，考入河南省立开封高级中学。那时，他的父亲与继母已吸上鸦片。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高中二年级的柏杨投考了设立在南阳的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他被保送到设于武汉左旗营的军属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战干团是国民政府为阻截风起云涌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期间，柏杨“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兴奋过头，竟“忘了举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有一天回到辉县，可以向乡亲们夸口”。19岁的他甚至下定决心，“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

　　1938年，父亲依据传统礼俗，安排柏杨与年长其3岁的辉县女孩艾绍荷结婚，这是柏杨的第一次婚姻，亦带给他“终身歉疚”，两人生下一女，乳名冬冬。后艾绍荷改嫁，且不久作别人世。

　　其后，柏杨匆匆告别第一位妻子艾绍荷，到了位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中央训练团”，当时的柏杨“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

　　柏杨一心想上大学，但没有高中毕业证，1942年，他买到一份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的假证书，考取省立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法律系，一年后被拆穿，遭大学开除。

　　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与同乡、国民党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女职员崔秀英相识并结合，这是柏杨的第二次婚姻，两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乳名毛毛，后因时局动荡，天各一方。

　　当时柏杨在重庆的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任职，此机构负责分发从沦陷区逃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柏杨顺便“分发自己”，将一名流亡学生“郭大同”的证件涂改成“郭衣洞”，并将“郭衣洞”分发到东北大学。自此，“郭衣洞”这个奇特的名字一直伴随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喜若狂的东北大学的同学们在唯一的广场燃起营火，大家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语言，没有声音……柏杨心里怀疑起来：“这些大学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高歌？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跳舞？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大酱缸，不要说不识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一个个也被酱成干屎橛、酱萝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完成东北大学学业，柏杨与第二位妻子崔秀英及次女毛毛作别，赶赴东北。1949年，柏杨跟随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南下到上海，机缘巧合，孑然一身的他最终跟着“老长官”吴文义一路到台湾。

　　因言获罪

　　“我想柏杨年轻时有政治理想，到台湾后，他对政治的理解发生变化，参与政治的意识也淡泊了，做了一个较单纯的文人；他对蒋家政治也有他的失望和反思，常在文章中冷嘲热讽”，北大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初到台湾的柏杨历经坎坷，人海茫茫，举目无亲；其后因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被称“匪谍”而入狱。

　　也是在台湾，29岁的柏杨与第三位妻子齐永培结合，并喜获二子城城与恒恒，“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劳、节俭”，柏杨回忆，但“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他总结，“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其间，柏杨加入由蒋经国创建的“救国团”，“救国团”被外人称为“太子门下”，“从此，大家把我归类为蒋经国的人”，柏杨自述；但同时，他在“中国青年写作会”任总干事，除上班时候外，都在写他的反映当时台湾民生不易的小说。

　　1958年冬天，任“救国团”高级职员(副组长)的柏杨认识了静宜英语专科学校学生、中兴大学教授倪渭卿之女倪明华，这场爱情，使柏杨“跟永培仳离，和整个社会作对”。

　　柏、倪二人组建了一个平静的小家庭，婚后第二年，女儿佳佳出生，此前，所有的孩子早与柏杨疏远，佳佳成为当时的柏杨“唯一的亲情慰藉”。为维持家庭，他始以“柏杨”之笔名进行杂文创作，持续十年，其间结识了生死相交的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孙观汉先生与读者陈丽真。

　　但恶运从天而降。1967年夏天，柏杨接下《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幅画的是波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岛上，父子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开场时，波派说，“Fellows……”，这个词，被柏杨信手拈来，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此为当时蒋介石发言中常见的对民众的称呼，留下联想空间。1967年1月2日，《中华日报》刊出这幅漫画，最终触怒台湾当局，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当年3月4日，从家中“带走”柏杨。

　　因言获罪的柏杨当时对蒋经国仍心存幻想，他在给倪明华的信中一度提及，“蒋经国主任是非必明”。在被调查局调查时，柏杨的口供“无法使特务们满意”，最凄惨之时，他曾遭毒打、诱供；他并不清楚自己犯了何罪，看到起诉书后，终于明白，“蒋经国要杀我”。

　　入狱后，倪明华终与柏杨劳燕分飞，两人结束十年婚姻，柏杨为此曾绝食21天。他感悟，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过去四十年，只是一场漫长的梦”。

　　入狱是考验，亦是分水岭，让柏杨对政治、世相、人情冷暖等均有了然领悟。

　　长达9年26天的身居囹圄，在简陋的牢房中，柏杨开始写史，他坚持完成《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及《中国人史纲》三部书稿，他在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出狱时，别的狱友“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柏杨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志的东西，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地装进行李袋”。

　　浪漫、实际

　　在台湾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做东的一次聚会上，出狱后的柏杨认识了小他近20岁的女诗人张香华。翌晨，张香华回到学校办公室，就赫然发现了柏杨的一封信。柏杨的表白迅速，当张香华说，“我不知道能给你什么，你从牢狱里出来，不能再受任何打击……”柏杨的反应“像闪电一样快”，他说，“我从不怕任何打击！”几乎就在同时，张香华“已决定要嫁给他”。

　　1978年2月4日，柏杨与张香华结婚，他们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柏杨曾感叹，身经百劫，有幸娶到张香华，是“上帝总结我的一生，赐下的恩典”。而在张香华看来，柏杨是一个既浪漫又实际的男人，“只是，他常常把浪漫和实际的时间、地点颠倒而已”。

　　张香华曾为柏杨作诗《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没有美丽的青山、溪流，没有碧水涟漪，只有恶涛巨浪……”

　　两人相处，许多故事。一次，张香华大发脾气，恶狠狠地凶了柏杨一顿，自己过会却忘了，看见柏杨垂头丧气地坐在书房里，一动也不动。张香华问，怎么了？柏杨说，“你一生我气，我觉得做人都没意思了”。

　　在1985年，柏、张成婚8年之后，张香华偶然替柏杨整理书桌，发现大叠由对岸寄来的信函，开始时张香华以为是对岸的读者，接着她发现，这批信函实际为两批，字迹不同、对柏杨的称谓也不同，一位称他作“父亲大人”，另一位称他为“亲爱的爸爸”，这立刻使张香华了解到，这是柏杨失散多年的两个女儿从内地寄来的，一个姓郭，一个姓崔(女儿从母姓)。

　　发现这个事实时，正是凌晨3点，半夜，回到被窝，张香华发现柏杨是醒着的，沉默的。张香华开玩笑地跟他说，“我会看相的，你这一生会有五个妻子！”之前，张香华只知，柏杨在入狱时已有过两次婚姻，她以为自己是柏杨的第三任妻子，如今突然多出两位内地女儿，她以为自己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没有料到，柏杨居然说，“你就是那第五位！”

　　在柏、张的新书《男左女右》中，对柏、张二人这些相识、相处细节有过描绘。再如，被问及：若可变成卡通角色，想变成谁？

　　柏杨答，想变成大力水手——永远英雄救美；张香华答，想变成狮子王。

　　当被问及：若时间可倒流5年，最想完成哪些伟大成就？

　　柏杨答，想翻译《续资治通鉴》；张香华答，最想健康平安。

　　对于晚年柏杨无法跟子女团聚的遗憾，张香华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用了“顺其自然”四字。

　　事实上，出狱后的柏杨很想跟子女联系，但他不得不感叹，“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虽然在以后的有生之年，一直想办法弥补，但仍然失败。尤其是佳佳，这个我把所有的儿女之爱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儿，使我受到最大的创伤”。而朋友，在柏杨看来，更是“一贫一富，乃见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至老不休

　　“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益发深刻。

　　柏杨曾形容自己好比童话中那个不识趣、说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学者陈晓明评价柏杨是一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者，“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爱之弥深，恨之愈切’，只有对传统文化非常关切、对中国人怀有非常高的期望，他才会批判、揭示它的问题所在”。而柏杨图书在大陆出版的总策划朱洪海强调，柏杨提及的国人的“丑陋”，20年后仍未改观，因此“20年后，中国大陆读者应静心重读《丑陋的中国人》”。

　　许多读者倾向于将柏杨跟李敖作比，因为二人都曾因文获罪，都是笔耕不辍。陈晓明认为，二人特色不同在于，柏杨的历史批判更有激情，李敖则更为冷峻。

　　2006年至2007年间，柏杨的《柏杨品三国》、《柏杨品秦隋》、《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年表》、《柏杨曰》等著作在两岸再版，均为常销书。

　　让柏杨老友王荣文，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印象最深的是，柏杨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对自由、人权与平等的考量，“这贯穿了柏杨性格的全部，他一生在追求这样的东西，不管他做小说创作、关怀弱势，或对历史重新诠释、想做人权教育，他对人的关怀是一致的”。

　　在王荣文看来，即使到今天，柏杨已垂垂老矣，躺卧病榻、行动不便，他仍用学习的心情，不断跟朋友交谈；并且，“他一直在思考、在写作，只要他拿起笔来。他说，希望作家是死在书桌上。”

　　1988年秋，柏杨离乡近四十年后重返大陆，专门取道上海，上海是柏杨四十年前最后离开的城市；柏杨说，“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2006年冬，柏杨更将57箱手稿和物品捐赠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朱洪海被张香华看作他们在大陆的代言人，他清楚地记得，一次在与柏杨在其台北新城的家中聊天时，谈及柏杨故乡河南辉县，柏杨当时讲了一句，“我小时候，我们家乡一到秋天，柿子下来的时候，满树都是通红通红的，特别好看！”(本文图片均由张香华女士提供。感谢本刊实习生张益清对本文的贡献)-

　　柏杨女儿41岁才知有亲生父亲

　　1943年，流落重庆的柏杨与崔秀英相识，两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乳名毛毛，因时局动荡，父女天各一方。2008年1月3日、4日，身处西安的崔渝生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63岁的崔渝生将她与父亲柏杨的故事娓娓道来。

　　撰稿·贺莉丹(记者)

　　我是1945年出生的。我41岁时，突然知道自己在台湾有个亲生父亲。

　　之前我对(亲生)父亲完全没有了解。我不知道父亲还健在，母亲(崔秀英)也没跟我讲过。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形势，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告诉我真实情况；再一个，好像我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

　　以前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从父亲的回忆录里看到：我父亲、母亲和我，一家三口回到我姥姥家河南息县，后因城门关闭，他就没带我们走。当时自己很小，对父亲没什么记忆。现在父亲常跟我讲，他走时我只会拍着凳子叫“爸爸，坐”。后来我读到这段回忆录时，心里很难受。

　　1976年母亲就去世了，病逝之前，母亲没跟我说什么，她始终没跟我讲(亲生父亲)。我母亲是很好面子的人，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讲，她不想让我知道这么多。

　　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我父亲在哪，所以在当时那个“要向组织忠诚”的年代，我倒没因为父亲而吃苦。

　　1984年底，我父亲把信写到河南息县台办，息县有位乡亲通过很多关系最后找到我。因为父亲当时非要确认，经过来来往往，我拿到信件已到1985年初。看到这封信，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很意外。信上署名也不是“柏杨”，是父亲原来的名字“郭立邦”(此为柏杨最初的名字，后改名郭衣洞，笔名柏杨)。

　　我有个姑姑，就是我继父的妹妹，姑姑跟我母亲的关系较好，我母亲有些话会跟她讲。后来我回家问，我继父、我姑姑他们都知道，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说真有这事，而且姓、名都对。“郭立邦”，我继父、我姑姑都知道；“柏杨”，他们反而不知道。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父亲。

　　后来父亲的信转给我，我看那个信笺上头有行字，我就想，怎么是用美国的公司信笺写的信？也搞不清楚，稀里糊涂的。因为父亲那封信上写有美国地址，我就把回信寄到美国。

　　(后来知道)当时我父亲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写作会，他利用那个时间写信回来，开完会后他又回台湾。但这个信当时不能直接寄到台湾，是通过美国他的朋友转的；所以我们每次把信寄给美国朋友，美国朋友把信拆开、重新写信封，再寄回台湾，然后父亲再这样寄回来……就这样通信，取得联系。

　　在河南息县和武汉时，我都跟母亲姓崔；到西安后，我改随继父姓张，叫张渝生。1984年底，我父亲寄信到河南，河南有位乡亲找到我后建议我说，“父亲在外这么多年，失去妻子、再失去女儿，他心里会很难过，你还是恢复原来的名字比较好”。我接受了他的建议，恢复到原来的姓，姓崔。

　　第一次见面在香港

　　1986年7月，我和父亲柏杨在香港第一次见面。当时我们一家四口都去了，也见了张香华阿姨。当时去还是“特批”的。父亲说“你们全家都来”，发有邀请信，我报了4人；后来西安市没批，说最多只能去2人，我把2个孩子撤了下来。过了几天，陕西省公安厅有个女同志到我单位，说我们属于“特殊情况”，“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去几人都可以”，叫我赶快把2个孩子报上去，这样，就一块去了香港。

　　事先父亲有寄照片给我，所以在香港火车站下车后，我们很快认出他。可能还是血缘关系吧，没感到陌生。我站到他面前，他说，“你是毛毛吧？”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我河南的姐姐冬冬先到香港，我第二天到。父亲告诉我，我有个姐姐冬冬。这时我才知道，也蛮吃惊的。姐姐现在68岁，也退休了，她是中学教师。我跟姐姐联系不多，也打电话。

　　在香港，我们只待了4天。这4天里，父亲让我们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每天都和我们在一起。我之前也没去过香港，在那个年代，好像做梦一样。

　　珍藏43年的老照片

　　1988年底父亲到了西安，当时我家很小，4口人住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时那房子相当不错了。父亲住的是宾馆(西安人民大厦)，他只是到我家去了一下，他把我的床揭开看一看、用手摁一摁，我们那时没有床垫，铺的木板、木板上铺棉絮；又打开冰箱看一看。但他什么话都没讲，他只是看了看，就坐在那一言不发。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他在宾馆时，从自己贴身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钱包，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照片，给了我，说，“这是爸爸保存下来的，送给你吧。”这张照片，是在我百天时，我母亲抱着我在重庆照的，我是重庆出生的，叫渝生。这是黑白照片，一点都没皱，平平整整的。当时我没讲话。我确实感触很多。

　　父亲的经历确实很坎坷，他离开我们，又到台湾，在台湾两度进监狱，家庭变故……经历了这么多事，他能把这张照片一直保存着。我不知道他怎么保存下来，而且保存得这么完好的。我心里非常激动。我就想，不管怎么讲，他心里还是有我们的。原来临去香港前，他寄来照片，我觉得他生活得挺不错，也不能说我心里没怨恨，我也想起我们的生活，我那时就跟要饭小孩一样，生活非常不好。我看到这张照片后，所有的怨恨，都没有了。我觉得，在当时，出于那样的社会环境，父亲也是身不由己吧。

　　我去过台湾好几回。1996年，我和我先生第一次去台湾，那时父亲伏案工作时间很长，他身体挺好，他和我们聊天或出去的机会很少，那时他好像还在写书。

　　2000年我父亲80大寿时，我们五姊妹第一次团聚。那时父亲状态还好，能行走，他还出去演讲，但他这时的身体和我们前几年见他时，当然差一些。

　　我最近一次去台湾是2006年底。那时因为我父亲住院，我在医院照顾他，当时他住在荣民医院，他腿不好，我见他时，他走路已不方便，要坐轮椅，但头脑非常清楚。那次他身体不太好，但他很有信心要恢复，他老问，“我怎么会这样？”有时我劝他，现在是冬天，老人比较难过一些，过了冬天、到春天，就好了。他那时相信自己还会好起来。但现在我跟张阿姨通电话，听她讲，好像父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父亲希望孩子到跟前”

　　我父亲非常关心我阿姨(张香华)。有一年我去台湾，他讲到，“我要不在了，你阿姨怎么办？”阿姨如果出去的时间长、没回来，他就很操心她，“赶快打电话问！怎么回事？”他说，阿姨是很能干的人。

　　张阿姨也很辛苦，儿女不在我父亲身边，全凭她一人照顾父亲，她还要忙父亲的事业，她很不容易。她对我也蛮关心。我觉得她很有宽容心，我们非常感谢她。

　　我觉得，父亲跟一般老人一样，他真希望孩子到他跟前。每次我走的时候他还问，下次什么时候来？就好像预约一样。我上次刚回西安家里，我给他打电话，他接着就问，“你什么时候再来？”他很需要孩子在跟前，尤其是人到年老时，我想，他可能也会想很多。

　　今天子女不能相守父亲身边，确实是多种原因。我觉得，孩子们的工作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父亲缺少亲情，我觉得父亲本身也有原因吧。子女和父母也好、朋友也好，还是要来往，有来往才有感情交流。我们见爸爸的时间实在太少，我们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太少，这个感情好像没联络起来一样。我觉得这也不光是孩子们的原因吧。

　　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离父亲多远，我们心里永远惦记着他。

　　我先生昨天还在讲，你赶快跟阿姨联络，能过去照顾爸就赶快过去吧，确实时间不多。主要是两岸交流问题，每次只签一个月，忙来忙去也就一个月。2007年底，父亲住院时，我跟阿姨提出过在医院照顾父亲，阿姨觉得还是不要去。阿姨确实照顾我的身体，觉得我身体不好。所以看阿姨安排吧。(本文按采访录音整理。感谢本刊实习生赵倩倩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