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信息来源调查：网络信息渠道成主流

　　本刊记者 吴明华 孙建光

　　调查发现，领导干部正在接受一种“以主为主，主次兼顾”的网络信息渠道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反映出，多数决策者们已经基本上学会了如何对待和利用新兴信息传播渠道。

　　领导干部，你是否拥有高效的信息渠道？

　　信息是领导决策的基础和重要依据，是妥善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先决条件。

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项目事件等近来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都深刻表明，领导干部只有及时准确获得信息，才能抓住解决各种非常事件的良机。在传媒日益发达，各种新兴信息传播渠道层出不穷的今天，从海量甚至过量的信息中，搜集、分析和处理有效信息，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山西省原省长于幼军要求各部门提高在网络时代快速反应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春市市长崔杰要求政府组成人员每天早晨利用40分钟看报……当传统的信息来源渠道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领导干部们是否做出了改变？

　　由此，《决策》杂志在2008年1月开展了“领导干部信息来源渠道问卷调查”，调查的目的在于，把握当前领导干部信息渠道面临的新问题，分析如何对待和利用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兴信息传播渠道，如何对信息渠道进行制度化建设。本次调查收回有效样本48份，调查对象主要为省直部门领导干部和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

　　你的信息渠道是什么

　　2004年，权威媒体曾做过类似信息来源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领导干部了解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依次是报纸、电视、公文会议和调研，其中把报纸作为最主要信息源的领导干部超过了50%，而读报时间也大都在半小时以上。4年后，当《决策》杂志再次进行调查时，领导干部信息渠道的选择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回答“哪种信息渠道最重要”时，50%的领导干部选择了网络，25%的人选择公文会议，其余分别选择报纸、电视和调研。其中40岁左右的领导干部有60%选择网络，而50岁左右的有50%选择公文会议。从具体的信息渠道选择情况来看，在获取社情民意相关信息时，领导干部更多选择调研和群众来信来访，其次是网络和报纸、电视等；在获取时事政治相关信息中，网络则是领导干部的首选信息渠道，其次是报纸和电视；在获取工作相关专业信息时，调研和公文会议是主要的信息渠道。其中县处级与地厅级领导干部相比，前者更多选择公文会议，而后者主要选择网络。

　　调查结果显示了网络在领导干部眼中的重要位置，同时受访者搜集各类信息的“渠道”和“时间”在分布上，又体现出对传统渠道和新兴网络渠道同时接受的特征。受访者搜集信息，不仅依靠传统渠道(如报纸、电视、公文会议等)，而且开始依靠体现现代性信息传播特征的网络。从数据上看，有50%的受访者对传统媒体的选择在30分钟至1小时，其他人则超过了1小时；而有62.5%的人对网络的选择在30分钟至1小时，其他人在30分钟以内。这种选择分布状态，比较明显地说明，这些受访的县处和厅局领导干部对传统媒体的选择仍然较大，但他们也开始重视网络媒体。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受访者对于“手机短信”这一新兴信息传播手段的态度是，部分人认为不重要，比例为44%，另有12.5%的人认为手机短信“获得信息不多但有价值”，37.5%的人认为“很少获得有用信息但很重视”，后两者比例合计是50%。结合厦门PX项目事件手机短信起到的作用看，受访者中的多数人已经看到了手机短信对决策进行干预或影响的“威力”。

　　天津市社科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分析认为，过去信息的需求利用和传播更新意识淡薄，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对信息的价值认识不足，加上长期受传统工作方式影响，始终停留在传统固定的获取信息的模式上。由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滋生蔓延，下属遇事“报喜不报忧”、去调研“身入”不“心入”，也常常使这些渠道传递的信息损耗、失真，加之传递速度慢、反馈周期长，也影响了工作效率。在此情况下，网络、手机短信等新渠道的优势就十分明显。

　　2007年7月，在总结“黑砖窑”事件时，山西省原省长于幼军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就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有一次，我起码打了十几个省厅和地市官员的电话，问他们‘有没有看网上？’，都说没有。”官员对网络信息传播渠道的漠视间接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于幼军因此要求下属今后要高度重视网络渠道。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领导干部出于决策思考和决策本身的需要，正在广泛地接受体现现代性信息传播特征的网络。相比传统渠道，新兴信息渠道信息量大且传播快更新快，其中的舆情或民意方面的信息极容易转变成舆论并造成决策压力。因此，受访者的选择反映出其决策过程中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正变得丰富起来。

　　如何利用新兴信息渠道

　　“主要信息通过主要媒体就可以及时获得，网络信息虚假东西太多，利用时应该加以甄别，否则会产生负面影响。”山东某厅级领导干部在接受《决策》访问时说。她的这种对待网络渠道的心态在领导干部中颇具代表性。

　　调查发现，领导干部正在接受一种“以主为主，主次兼顾”的网络信息渠道选择的模式。受访者在使用网络中，集中地选择了新华网、新浪网等综合信息型且属于主流信息传播的网站，选择率达到了100%。同时，他们也对专业领域网站以及各种论坛、博客等比较重视。应当说，这种选择模式属正常。它表明这些受访者对主流网络信息的看重，并“关注但有甄别地相信”(选择的比例为75%)各类内容丰富但复杂多样的论坛或博客等。

　　这些受访的官员在决策过程中依赖主流网络信息，主要是因为这些主流网络信息不仅包含了国家党政决策方针、大事件、大形势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参考信息，而且，还包含了能从整体上反映社会舆情和舆论状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他们的决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资料或决策依据。此外，这些受访的官员“关注但有甄别地相信”那些论坛或博客等网络上的信息，也是因为他们可以从其中“听到”一些供决策参考的“声音”，诸如针砭时弊方面的“声音”或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批评或一些造谣生事的反面“声音”等。

　　“对于一位可以纵览全局、运筹帷幄的决策者来说，对正反两面等各类信息的‘浏览’，反复比较，去伪存真，无疑会对决策起到更好地‘参考作用’。”在王来华看来，这种“以主为主，主次兼顾”的网络信息渠道选择的模式，反映出多数决策者们已经基本上学会了如何对待和利用新兴信息传播渠道。

　　在大量网络渠道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只偏重主流信息传播渠道而不兼顾其他信息渠道的选择，应当不够全面；而只相信那些旁门左道的信息渠道的选择则更加不合适宜，甚至会在决策中吃大亏。也是基于这种判断，在此次调查中，当被问及“对于长春市硬性规定领导干部早晨读报，您如何评价”时，受访者多数回答了“有效，但可以建立多样化信息渠道”(44%)或“无效，会流于形式”(31%)。

　　《人民日报》曾刊出一篇“政府官员：上网干什么？———省、市、县、镇4位领导干部说上网”的文章，其中一位分管科教的副省长说，他要在网上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动态、学术成就和一些国家的科技政策，有了这些信息，在制定本省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战略时就可以站得更高些；一位市长说，中央精神和国家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是我上网首先要看的内容，再就是汲取兄弟省市的经验做法；一位县长说，他上网主要看科技发展、项目合作、订货会等，寻找合作伙伴、资金；一位镇长说，他最关心当天的蔬菜价格，对于主要菜篮子产品、水果、肉蛋、水产品批发日报表的网页，他都要详细看。文章生动有趣地描述了领导干部利用网络信息渠道的状况。从此次调查的情况来看，领导干部以前要经常下基层调研，而现在出现了要经常到网上调研的新动向。

　　信息渠道是信息源的信息能否高效到接受客体的关键，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其开放性的结构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高效的信息渠道，其社会话题聚焦和事件组织有着匿名性、互动性、即时性、突发性等特点。处理和把握控制得不好，对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容易造成冲击，甚至引起社会混乱，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尤其是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政治性突发事件，对于社会的稳定破坏极大。这就需要领导干部具有网络信息渠道的把握控制能力。

　　信息渠道制度化“渴求”

　　调查中，受访者回答“在各种信息渠道中，有多少信息对于您的工作是有用的”时，62.5%的领导干部认为传统大众媒体只有“少部分信息有用”，而有87.5%的人认为网络信息只有“少部分有用”。另外，有50%的领导干部认为自己“渠道多，但有效的并不多”。对于专门机构或人员搜集的信息，75%的领导干部认为“重要但不全面及时”。

　　在信息过剩的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被信息包围的社会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息向我们倾泻而来，信息垃圾、信息干扰、信息焦虑在所难免。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需要通过非常高效的渠道，来筛选、分类和过滤有利于领导决策和领导工作开展的各种信息，而这正是目前所缺乏的。

　　“各级部门能否分类提供量体裁衣的信息，强化对领导干部应掌握信息的跟踪考核”，安徽某县级领导干部说。在接受访问时，受访者对于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建设普遍持积极态度。问卷调查中提出了“对于领导干部信息渠道建设”是否应当制度化方面的问题，结果87.5%的领导干部选择“渠道很多，但需要进行制度化建设”。这一回答情况比较集中地说明了多数受访官员对信息来源渠道制度化的“渴求”。

　　此次调查中，受访者在回答“假如您所在的区域内也发生类似‘厦门PX项目’事件，即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产生的舆情危机，您目前的信息渠道是否有效”的问题时，40%的领导干部回答“能够在危机爆发后及时了解信息”，而回答“没有把握”的竟达到了26.7%，只有32.3%表示“能在危机爆发前就了解信息”；在回答“在预防和应对突发性事件中，您的信息渠道”的情况时，回答“获取的信息及时但不充分”占50%，只有25%的人认为“能及时充分获取信息”。这一比例分布情况反映出，这些受访者在决策中对信息和信息传播渠道制度化的真实需要。

　　“所谓的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包含着如何使信息产生和传播在渠道方面规范化，并受到有关规章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的监督和保障。”王来华分析认为，这是一个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在各种信息渠道风起云涌和各显其能之时，要加以规范和合理地控制，是短时间内不容易办到的事情。事实上，不能做到决策信息渠道的制度化，就很容易因涉及决策的信息鱼龙混杂和真假难辨而干扰决策过程，所以要做到为决策者提供好决策信息服务，就不能绕开这个问题。

　　2007年，深圳市在其机关电子政务系统中专门建设了一套深圳市市领导决策信息服务网，通过专业信息供应商，为市领导决策提供全面、准确、最新的一站式信息服务。2008年1月，长春市长崔杰在市政府精细化管理座谈会上，要求政府组成人员每天早晨利用40分钟时间，将当地出版发行的5种主要报纸浏览一遍，长春市政府办公厅随即下文落实读报制度。党政系统的社会舆情工作以定性分析见长，定量分析相对薄弱，而定量分析是社会调查公司的特长。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一些大城市，很多领导干部借助社会咨询、调查公司之类机构，以加强对社会舆情的定量分析。这些在信息渠道制度化建设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