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仇和旋风

　　封面故事

　　仇和旋风

　　仇和再一次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升官，从江苏省副省长位调升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而且因为升官后一系列的言行，不仅震撼了“温吞”的春城，而且震撼了整个云南，乃至全国。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政治作秀，还是个性使然，还是单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抑或官场政治生态有变化，或是干部提拔机制有突破？不同的人对仇和本人及其言行乃至所谓的“仇和现象”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是姓名学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但回看仇和在官场一路走来的历程，其名字的确让我们浮想联翩——“仇和”，字面上讲，就是憎恨平和。

　　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讲“和”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和文化”。至于为官之道，更是不“和”不足以为官。但仇和给人留下的记忆，不是“和”，而是“仇”。1996年秋，仇和任刚刚筹建的江苏省宿迁市的副市长，年底并兼任下辖的沭阳县的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初露锋芒，拿下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要知道，这个以卖官闻名的黄书记，当时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也莫奈其何。

　　接下来的“仇”就更深了，从1997年到1998年，仇和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光照”。后来更因在宿迁推行“卖光式”改革，于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三度被《焦点访谈》“光照”。五次“光照”，仇和都不是正面人物，或是有争议人物，或干脆就是负面形象。

　　但仇和似乎并非不懂为官之道，从2006年初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后，到2007年12月底赴任云南，近两年的时间内，他一改过去的高调风格，由“仇”而“和”，不但媒体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他尽可能拒绝媒体采访，以至有媒体一度认为，仇和真的“当官”了。

　　这正是仇和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并非不懂得“和”，但更愿意选择“仇”。事实或许胜于雄辩，如记者所报道，仇和在2001年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与咒骂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如此一回看，仇和一系列的大胆言行，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恰恰就是人民。如此一观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下一个论断：官场上如过江之鲫的和事佬，不是和尚撞钟之辈，就是明哲保身之流。

　　今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回首峥嵘岁月，我们最需要什么呢？或者说，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什么呢？

　　在制度没有之前，谁来创制呢？

　　这里面有桩事值得一提，“咸安政改”在参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评选问卷中有一道关于改革动力的调查，三个选项分别是：上级部门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发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张改革。咸安区委填选的是最后一项——在当下，改革人物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仇旋风”刮到温吞昆明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善于制造新闻的仇和，遭遇了善于作秀的昆明

　　“压力大不大？现在公务员三天里至少有两天在谈论和仇书记相关的话题。”——公务员

　　“仇和模式，仇和现象，仇和来了不到100天就能总结出模式了？不要人为制造新闻，捧杀了仇和。”——大学教授

　　“现在全国都在关注昆明，这对地处偏僻的昆明来说是件好事。”——昆明市长

　　“春城”成“村城”

　　一座温吞的城市迎来了一位旋风般的市委书记，在从宿迁市委书记的位置升迁江苏省副省长1年之后，仇和又回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昆明，作为3700万人口的云南省省会，是这个边疆省份唯一的中心城市，拥有常住人口和暂居人口各200万。这里四季如春，在中国宜居城市排名里通常在第4的位置。

　　2008年1月17日，新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了这座让昆明人深以为自豪的城市：“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关于“村城”、“困民”的段子，在昆明老百姓中间已经流传广泛，但从来没有一位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如此不给面子地在广庭大众之下引用。中国人习惯于岁末休眠，在仇和赴昆明上任的这个时间段，中国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年终奖、过大年和休假旅游。仇和的发言惊醒了睡梦中的昆明公务员系统。

　　关于这位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书记的官职变迁，一些评论认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也许正是如此，昆明市长变动较快，上一任市长王文涛来自上海，他在任上以强硬改革著称，而现任市长张祖林属于本土官员，2007年11月20日刚到任。

　　压力

　　“仇和把宿迁的那一套都搬到昆明了！”昆明官场在纷纷议论。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如此硬邦邦的就职演说，立刻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许多昆明官员认为，这位市委书记不会那么“随和”，肯定会有大动作。

　　在随后一周的“熟悉环境”的巡视中，仇和抛出了一些小的改革意见，比如提高便民服务窗口办事效率，简化自主创业项目审批手续等。令人惊奇的是，在仇书记视察过后，昆明市办理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速度迅速提高一倍。一位身在外地工作的李小姐，想试试这条新闻灵不灵，于是申请异地办理港澳通行证，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提供相应的证件就可以办理，证件可以用快递邮寄过去，时间不超过15天，“这是仇书记要求的。”工作人员说。

　　在随后的几天，仇和在发言中强调了治理城市污染、疏导城市交通、加强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建设、加快城市工业化等工作重点，也许是以前的昆明市长和市委书记们讲过了太多次，这些话并没有在民间引起太大反响。但是，昆明官场被震动了，事出于仇书记的一段讲话：“这么多的公务员，1/3去招商，1/3去创业，剩下的1/3照样能把这些事情做完。”

　　招商，这一仇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再次被使用，抽调公务员形成35个专业招商局，派驻全国各发达城市驻点招商。这一改革措施一出台，立刻让人想起沭阳当年“教师都有招商任务”。

　　仇书记要求公务员天天写学习心得，仇书记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去招商，仇书记要求领导干部24小时开机待命。总之，仇书记让公务员们觉得很紧张，很不舒服，并认为他的这一套与昆明的本土文化很不符，在网络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加班多开会多难道就等于效率高？让管文教卫生的都去招商，这明明就是重复10年前沭阳给教师下发招商指标的那套嘛！”

　　怨言

　　2008年2月20日，一件被称为“瞌睡门”的事件发生了。当天，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来介绍招商引资的经验，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名干部在听讲过程中竟打起瞌睡来，被仇和点名批评。两天后，这位昆明市辖下呈贡县的招商局副局长，被县纪委要求辞职。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轰动全国，仇和的铁腕被一些人称道，也被一部分人质疑为“人治”。仇和没有公开地评论这件事情，但事后他通过秘书，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强令这位干部辞职的意思。“瞌睡门”事件以后，昆明市各报纸的跑口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得到仇书记出席的各种会议通知了。“仇书记对‘瞌睡门’事件的媒体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这一事件。”一名负责报道市委消息的记者说。

　　除了“瞌睡门”外，另一件事情也让仇和很不满意，在2008年元旦前，仇和前往昆明市辖下的富民县调研，当地政府摆出了丰盛的包括18道菜的宴席招待市委书记，不料仇和对此相当不满，并直截了当地说：“这顿饭是你买单我买单啊！”富民县委县政府颇有“闻过即改”之意，立刻把此事提上议程，1月7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违反3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事后，仇和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到此事，并表示他只是一种倡议。

　　对于富民、呈贡各县的迅速反应反而受到批评，呈贡县的一名公务员忍不住开始抱怨：“现在仇书记要求对干部进行年度考核，达不到任务要求要下课，这谁能不紧张，谁能不把他说的话当话？这政绩又不是说来就来。”他忍不住为自己的邻居蒋文辉——也就是“瞌睡门”中被解职的官员申辩，“他平常也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很有人缘。”

　　常常被邀请给政府官员讲课的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现在的昆明公务员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

　　在“吃饭门”和“瞌睡门”事件之后，昆明市委负责宣传报道的工作人员，在私底下曾经与各媒体进行沟通，要求不要炒作政府新闻，“这些新闻，老百姓也许会叫好，但是却会造成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分离。”

　　细节遭质疑

　　2008年春节之后，昆明市民也开始纷纷议论起市政府新出台的举措，他们发现，这位新书记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少影响。

　　市政府一个文件，昆明要拆336个城中村，这个消息震动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如仇和所形容的那样，昆明的主城区，可以称为一个由城中村组合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显得混乱无章。城中村是城市中卫生、治安、环境最差的地区，缺乏规划和管理，违章加盖楼盘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昆明曾经出过一条新闻，一个小孩子被卡进了城中村两个楼房的间隙之中出不来，结果警察和消防部队出动，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解救成功。

　　仇和到来之前，昆明市辖下各区已陆续开始拆迁治理城中村，其中五华区由政府出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莲花池片区的拆迁工作。其他的几个区也陆续开工，但速度缓慢。“钱是个大问题，莲花池片区就花了8亿元，整个昆明300多个城中村得多少钱，而且这些钱还得是现金。这些城中村相对密集，怎么开发和收回成本也是问题。”在为房地产公司做投资顾问的商人吕强生说。

　　对于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来说，获得多少补偿和以后如何延续生活才是关键。在房价经过两年的暴涨后，拆迁补偿也上涨到6000块1平米，这让许多村民觉得满意，有些开发商提出可以原地回迁的条件也很诱人。许多于3月份开始拆迁工作的城中村，能够在几天之内迅速得到超过60%的村民响应。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地处闹市的桃源村片区，其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许多村民早就拿到补偿款搬走了，但一部分坚持要价每平米1万的居民还坚持在那里。“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和昆明市长张祖林都多次说过这句话，但既往的经验表明，能否在5年之内拆完这300多个村子，并不一定是有一位强势的书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起拆迁城中村，另一件涉及面不是那么广泛的事情，引起了昆明市民更多的非议。为了缓解昆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昆明市决定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私改公”，这个消息在2月28日见报后，受到了在“私改公”范围内的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除了使用《物权法》为自己维权外，这些市民还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出台与市民权益如此相关的政策，事先竟然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听证会。这个质疑让政府相当狼狈，后面虽然补充了协商赔偿办法和市长保证等亡羊补牢措施，但难消市民之气。

　　仇和来到昆明后，推行了多项便民措施，取消了76项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度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成本，赢得市民赞誉。但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改革，大量政策匆匆忙忙出台，对过程的省略，已经引起了许多人对仇和执政细节的质疑，这也是从仇和在沭阳推进改革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

　　全新的锐气

　　在仇和来到昆明的两个月内，他启动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经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比如城中村全面拆迁、修建地铁、城市中心向郊县呈贡转移等。从整个城市的建设来看，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必须进行，这早已在昆明市政府和云南省政府部门取得共识，但必须和现在进行是两个概念。新官上任的仇和，利用他上任的这股热势，迅速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

　　“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和非常高的效率。”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这样评价他的搭档。

　　许多昆明人，对本地人、本地政府以及本地经济的“温吞”感到不满，但身为昆明市长的张祖林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也不认为仇和的改革旋风和本地有何“水土不服”，云南另一位著名学者杨先明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评价说：“仇和是一个有争议的改革家，但他在宿迁的改革效果是好的。昆明需要改革家，而且他来昆明，并非照搬宿迁经验，还是针对昆明实际情况做了些调整，他的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将这种热度持续下去，我对此拭目以待。”

　　仇和简历

　　男，1957年1月生，汉族，江苏滨海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1986年），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2月进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院学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副书记）；

　　1982年1月任省农业科学院动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期间：1982年7月至1983年8月下派常熟市工作一年，1984年5月晋升副处级）；

　　1984年11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院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期间：1985年1月至1985年8月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任整党联络员，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在省委党校学习）；

　　1986年4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期间：1988年6月至1990年8月下派任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年9月起任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2年12月起任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期间：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参加省首批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

　　1996年7月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年9月任宿迁市副市长；

　　1996年12月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年12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

　　2002年1月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2005年6月至10月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仇和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语录

　　“昆明要成为审批项目最少、审批时间最短、收费标准最低的省会城市，要有最优惠的政策、最灵活的管理制度、最超前的改革措施、最严格的问责制度、最严厉的限时办结制度、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

　　“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对昆明人民负责，是对省委、省政府最好的负责，更是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最好负责。”

　　“省会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部分立法权——这是最大的优势，要用足！”

　　“基础设施要超前一步，理念要超前十年。”

　　“市场经济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经济。”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

　　昆明的挑战与仇和的挑战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即使要付出一部分代价，昆明也要支持仇和的改革走下去

　　与3个月前相比，昆明有着许多明显的变化。休闲味十足的昆明本地报纸，开辟出大量篇幅专门报道市政府的各种最新决策，派出记者采访或者转载全国各地与昆明改革方向相关的案例。从官员到百姓，口中所谈论的，全是“仇和新政”。

　　“我个人相当反对这种论调。”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光远说，“仇和来了不到3个月，就形成模式了?他在这里所做的许多事情，确实是借鉴了以前宿迁改革的经验，但更结合了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晰的，和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以前出台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而并非什么僵化的模式。”

　　昆明城市综合排名的持续下降，是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不能接受的现实。与排行榜里其他的城市不同，昆明是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是全省文化经济的龙头，昆明的失落就意味着整个云南省的失败。

　　徐光远和他的团队刚刚完成《云南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及对策》项目报告，这份报告完整地解释了昆明发生的问题。1999年，凭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会，昆明市进行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改造，开始在西部城市中崛起，其城市综合竞争力在2003年以前持续上升。但是，作为全云南而言，随着1998年国家实行“两烟双控”，云南GDP也随之下降。此后，云南省开始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矿产、水电、冶金等产业。徐光远教授认为，从2002年到2005年，云南省完成了工业化中的基础工业建设，而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必须转向精细加工阶段，在这个转型完成之前，云南省全省的GDP都在停滞不前。

　　而云南停滞的同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却在以两位数发展，所以，作为云南经济发展中心的昆明，在最近两年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被迅速拉大。2007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云南省提出了“新工业化”的口号，仇和的全部改革措施都可以看作“新工业化”布局的一部分。

　　在对仇和改革的关注中，人们的眼光往往注意到了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而忽视了仇和整个改革布局的智慧；通过改革吏治，转变公务员作风、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以提高政府的竞争实力，为招商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通过对城市的改造，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而大幅度引进资金，完成艰巨的产业进化，才是昆明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的根本之道。

　　“即使是昆明这样相对偏远的城市，今天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已经不再廉价，同时，国家最近几年的环保政策也越来越严格，所以，昆明本地想向承接别的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不现实，仇和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强调招商引资的同时说‘不能饥不择食’。”徐光远说。

　　即使仇和的改革措施让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自在，即使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云南省政府也希望这个在昆明所进行的改革持续下去，云南省政府对仇和的改革相当支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曾在会议中谈道：“一定要支持仇和的改革。”

　　后仇和时代的宿迁

　　■本刊记者/刘炎迅（发自江苏宿迁）

　　宿迁和几年前相比变化显著，改革的成果已经惠及百姓

　　宿迁市，3月11日，晴。

　　一对身穿结婚礼服的新人，在众亲友的簇拥下，牵着手，面向市政府而立。

　　“政府见证，爱情永恒。”新郎高声宣誓。

　　新娘有些羞涩，低着头，微笑，摇了摇牵着新郎的右手。众亲友一阵欢呼。

　　高旗站在不远处的市府大门传达室前，望着这对新人，笑着说：“这几年，年轻人结婚，都爱到这儿来。”他是市府大门传达室的保安，相似的婚礼见了不少。

　　“这广场，这大楼，都是仇书记给咱造的福。”高旗伸手画了个圈，将四周的高楼和绿树揽了个遍。

　　仇书记——仇和，此刻已在3400多公里之外的昆明，掀起又一场新的改革，新闻不断，争议不断。

　　始终不减的招商热情

　　2002年的仇和，44岁，作为宿迁市委书记任上的“一年级新生”，他推行了“激情燃烧”的招商举措，炙烤着全城官员与民众的神经。

　　他下达政令，“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仇和离任后，这种“霸道”的招商之举，并未就此终结。

　　“没有变化，主调不变，主旋律不变，一呼百应，一以贯之。”继任者张新实，2006年走马上任后，第一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这位长仇和6岁的官员，接过“仇和式招商的熊熊火把”，并“加了一把薪”。

　　“凡是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单位一律不提拔干部，凡是后备干部都一律安排到大项目一线锻炼、考核。除了公检法和纪委，其余任何机关都有招商指标，人大与政协亦不例外，比如城建局和宣传部是每年1000万元，卫生局是2000万元的指标，经贸委是4000万元。”这是张新实对宿迁官员们的要求。

　　开车在宿迁城内转一圈，“一切为了大项目、为了大项目的一切”、“绿色家园投资热土”等类似的巨幅标语随处可见。

　　“你这两天看电视了吗？” 宾馆服务员马源英笑着问本刊记者：“是不是学习了很多招商信息？”

　　几年前，宿迁城内很多宾馆的房间里，除了铺设有线电视系统外，还增设了一个网络电视机顶盒，接上宽带网线，房客就可以享受到由当地电信部门提供的网络电视，“劲爆心跳剧场”、“院线热映”、“电视剧场”等等网络节目可以随意免费观看。

　　在这些娱乐频道外，当地政府还特别设置了“本地信息”频道，点击进入，“投资环境”、“优惠政策”等官方权威信息扑面而来，宿迁下属的2区4县的所有投资热线电话也都一并公布。

　　“这才叫全套服务嘛。”该宾馆的一位管理人员略带调侃地说。

　　对此做法，宿迁发改委一位官员笑言：“娱乐和工作完美结合，效果显著。”

　　在宿迁市政府大院正门的条石上，镶嵌着“团结奋进、敢试敢闯、务实苦干、自立自强”16个鎏金大字，这是宿迁建市之初便提出的“宿迁精神”。在这字的下面，写着“青岛啤酒（宿迁）赞助”的字样。如今，招商文化已经深入这座苏北城市的骨髓。

　　在宿迁采访期间，《新世纪周刊》多次约访张新实，每一次得到的回复都是：“书记又去招商了，忙啊！等等吧。”

　　3月是宿迁官方定下的招商月，每一个官员都在四处张罗着招商引资的事情。

　　“你要是来投资，张书记或许会与你共进晚餐的。”发改委的官员开玩笑说。

　　笑言背后却道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宿迁官方面对前来投资的商人总会表示出12分的热情和诚意。

　　这一点，苏州商人吴永康最有感触。2006年，他果断地在宿迁下属的泗阳县投资3000万元，兴办苏北最大的服饰企业。此前的六七年里，他已经在宿迁投资200万建了一座工厂，“正是那次投资后，政府给我太多的帮助和后续服务，让我坚定在这里继续投资的信心。”

　　在宿迁投资的很多外地商人，都有相似的感受，“仇书记离开后，我们并未感到有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受到政府的支持。”浙江籍客商、泗洪县金盛购物广场董事长鲁鹏飞对《新世纪周刊》说，“宿迁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另一位在宿迁投资的苏州商人，江苏流星工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顾荣德也表示，最让他难忘的，是宿迁政府办事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2008年1月2日，在全省干部大会上，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给予后仇和时代的宿迁以高度评价：“宿迁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发展平台。”

　　这让继任者张新实感到开心。次日，在宿迁市委全体(扩大)会议上，他兴奋地向众人展示胜利成果：“2007年宿迁市实现财政收入61.2亿元，同比增长60.7 %，增幅全省第一。”

　　当初，仇和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张新实为市长，另一个身份则是政府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组长。

　　后仇和时代的宿迁，在张新实的主政下，“仅2007年下半年开工的5000万元以上大项目就有103家。”现在，张新实总说，“宿迁不少干部知识结构仍处在‘说农业大半天，说工业一支烟，说资本不着边’的状态。”因此他一再要求下属，“干部要为企业家服务”，“每个项目都有一个帮办”。一个常被援引的例子是，宿迁市国税局局长为一个招商项目当“帮办”，为了给投资企业办理海关手续，南京跑了五六趟，颇受“磨难”。

　　张新实，这个出生于1951年的南京人，10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离他而去，母亲靠糊火柴盒、切酱菜把张新实等5个子女拉扯大。19岁时，张新实进入特大型国营企业南化公司当学徒工，然后通过自身努力一步步走上来，从老国营企业进入政府工作。

　　“张书记的成长经历让他比一般人坚强，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现在，他正将这份个人气质带给整个城市。”一位下属这样评价张新实。

　　现在，每年年初的宿迁市委全委(扩大)会议和年底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招商引资、工业突破、项目带动”。

　　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宿迁现任市长缪瑞林说：“GDP由2002年的247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40亿元，年均增长14.2%；财政总收入由14.3亿元增加到61.2亿元，年均增长33.7%，……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由522户增加到1328户。……”

　　数字背后，反映的是宿迁经济改革的成效。

　　3月11日，张新实在博客上进一步阐述了对仇和时代激进招商的认同和坚持：“不要说我们后发展地区有‘发展焦躁症’，也不要对我们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说三道四，只要注意环境保护，不搞资源浪费，招来的项目越多越好，招来就是就地就近就业的岗位，就业就有收入，创业才能致富，这是后发展地区最大的民生，否则民生问题解决不了何谈‘和谐’！”

　　城建的受益者

　　仇和主政宿迁，大力推进城市建设，大规模的“拆”与“建”之间，他被人称为“酷吏”、“法西斯”，“搞政绩工程”。

　　事实上，早在1996年，仇和担任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县委书记时，他已经遭遇过一番的“仇恨的目光”和“愤怒的口水”。

　　沭阳县委办主任刘士武对《新世纪周刊》说，作为全国19个革命老区之一，1997年前，沭阳基础设施十分薄弱，公路密度在全省最小，公路质量在全省最差。

　　“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22%的家庭没有通上电，54%的村没有通上电话，80%的村没有自来水。”沭阳县一位城建官员说。

　　当时刚刚留美归来的仇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建和“小城镇建设”。与之相伴的，便是大规模的拆迁。曾有人偷偷拍录下当时“大跃进”式的全县拆迁运动，“几辆警车一字排开在拆迁地带路边，一支包括拆迁办公室干部、居委会街道干部以及公安警察在内的几十人队伍，正在挨家挨户地拆门卸窗、搬箱挪柜，随后由两台庞大的挖土机实施推倒作业，现场烟尘瘴天，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两个多小时……”

　　那几年里，沭阳共启动民间资金50多亿元，用于修路、城区改造以及小城镇建设。大部分是政府力量强制性推动。

　　那时的沭阳，有两个流传甚广的民谣，“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拆迁“大跃进”中，仇和对开发商有一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开发商必须负责拆迁户的就地安置工作”。

　　2001年，当仇和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和咒骂声全部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3月12日中午，阳光明媚，沭阳城市中心的标志雕塑“三匹马”旁，65岁的赵翼成正抱着小孙子在此散步，提起仇和，他满口称赞，“那时很多人还是目光浅，事情回头一看，就不一样啊。”

　　47岁的武一鸣拥有一间100多平米的临街商铺，“这是那时旧屋拆迁后原地置换的。自己出很少的钱，政府补偿一笔。当初老房子要拆时，我还反对，现在我算是真正体会到实惠了。”他算了笔账，刚拆迁那时，沭阳县城里的房价是400多元一平方米，现在已经涨到近2000元一平方米。

　　类似的个案在沭阳还有很多。曾有媒体评价说：“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上面补一点，企业垫一点，百姓筹一点，政府出一点。”仇和依靠这四点，在当时的沭阳展开大刀阔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他曾要求每名公职人员借出部分工资，而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都出义务工，参与城市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举措，难免会引起质疑、不满和抵触情绪。

　　“现在我们都尝到了改革的甜果子。”61岁的沭阳市民马睿英说。

　　目前，沭阳城区已经形成了新城区、老城区、经济开发区“三区一体”总体格局，主干道形成“六横八纵两环”格局，绿化覆盖率迅速达到43%，人均拥有绿地面积超过10平方米。仇和为官一任，让这个落后的县城早在1999年就实现了户户通电、村村通电话。

　　“虞姬故里，花乡沭阳，在仇和改革之后，找到了荣光。”该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吴龙对《新世纪周刊》说。

　　2002年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之后，同样改变了宿迁的城市面貌。如今，随着以市府大楼为中心的新城区的建设，宿迁中心城区建设面积由建市之初的180平方千米扩大到2108平方千米，是建市之初的11.7倍。

　　每天清晨，在新城区市府大楼前的人民广场上，很多老人来此晨练，一位老人对《新世纪周刊》说：“仇和没来之前，现在脚下这片地你知道啥样吗？荒草疯长，垃圾成堆，郊区的郊区，那时谁能想到，现在能站在这里打太极呢！”

　　2001年的宿迁商品房销售均价只有980元，而到2006年仇和离任前，均价已近2200元，其中位于发展大道附近的香格里拉楼盘已经达到2600元一平方米，与苏北重镇徐州不分伯仲。

　　对于那些拆迁户而言，也不必为节节攀升的房价担心，宿迁市仍在一以贯之地实施着“定销商品房”措施。这条措施继承了仇和的拆迁安置思路。

　　“喏，看那边的房子，是我的新家，6、7月份就能入住了。”李振东是宿迁市区古黄河滨水核心区拆迁户，3月13日，他指着青海湖路附近的即将竣工的世纪新城小区说。

　　“刚拆迁那会儿，我就担心，自己的老房子太小，自己又刚从单位退下来，没有那么多存款，拆迁后哪里买得起新房子呢。”李振忠说。但随后的拆迁政策让他放了心。按照该政策，被拆迁人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协议购买世纪新城小区定销房的，在享受10%提前搬家奖的同时，房价还可以每平方米下浮50元。

　　高效的行政

　　2007年12月28日空降昆明后，仇和便以整饬吏治为切口，在昆明官场掀起一阵旋风。2003年，仇和曾在宿迁首推干部任用公推公选制度，在中国，有关政治体制的改革往往困难重重。

　　2004年5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视察宿迁，当仇和向他汇报整顿吏治和公推公选等政治民主制度建设的尝试时，“胡锦涛听得很认真，也问得很细，但没有表态。”这一细节被当时陪同官员看在眼里。

　　4天后，新华社的报道援引胡锦涛的话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同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是内在统一的，要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正确的政绩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为民、务实、清廉，兢兢业业地干好工作，实实在在地创造业绩。切实转变干部的工作作风，多干群众急需的事，多干群众受益的事，多干打基础的事，多干长远起作用的事，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2004年7月，仇和又在宿迁推出勤廉公示制度，专门成立了勤廉公示办公室，将容易“出问题”的“一把手”或者“特殊岗位负责人”的资料公布在《宿迁日报》上，由群众提出问题，干部公开“述职述廉”，最后考核评定和总结整改。经过“勤廉公示”，10位领导干部受到通报批评，12人被免职或调整岗位。是年底，中纪委工作组就此制度到宿迁调研，并予以肯定。

　　2005年5月1日，仇和又要求宿迁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并因此处理多名干部。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这是公权干涉私权！”

　　“（过去的5年）是各级干部奋发有为、发展信心显著增强的5年。”2008年，宿迁市长缪瑞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仇和当初的这些改革之举。

　　走进位于宿迁市人民广场附近的该市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迎面便看见“行一流服务，树一流形象，创一流环境，建一流队伍”和“规范高效、廉洁便民、和谐严谨、创新奋进”这样醒目的标语。

　　在宿迁投资的台湾客商许正璋对《新世纪周刊》说：“此地的政府公职人员，办事效率高，素质好。”作为江苏丰艺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正璋一直记得行政服务中心外经贸窗口工作人员倪利民帮他办事时的情形：“他说，如果要急办的话，现在他就可以陪我们到南京省外经贸厅转报审批手续。然后，他在很短的时间内给省外经贸厅拟了个文。第二天，他和宿城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樊伟副主任一起陪我去了南京，又陪着我到省外经贸厅，楼上楼下，跑个不停。那天，省厅的经办人小潘患了重感冒，樊主任就上街给他买来感冒药。当时，省外经贸厅的领导和处室工作人员看到宿迁人为我们客商这么热情周到的帮办，也深受感动，及时拟文、批复、办证。第三天下午，我们就拿到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及代码。”

　　“在别处要几个月才能搞定的事情，在宿迁3天就OK了！”许正璋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在宿豫区，接受采访的当地人表示，“自从镇领导公推公选后，办事越来越实在。”

　　2003年5月9日，通过“公推公选”，宿豫区曹集乡选出新的党委书记李爱华，侍岭镇则选出了新一任镇长穆东。

　　“一开始我们还不信，以为让我们投票只是走过场，后来参加整个过程，真是不一样，货真价实。”曹集乡的老党员王圣尧说。

　　“这也让我们有了危机感，关系再多不如竞争分数多，靠山再硬不如工作实绩硬。”一位镇党委成员坦言。

　　医改争议

　　在当年宿迁“一卖到底”的激进改革中，医改最受争议。1999年起，当时宿迁市卫生资产4.95亿元，人均卫生资产处于江苏省最后一位。宿迁开始了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全市134家医院由公办变成私营133家。

　　对此，反对者斥之为“卖光式医改”，支持者却认为此举取得制度性创新。

　　争论之中，改革的一些细节被大家忽略。仇和主张，政府将全额出资办公共卫生，民资办医疗，在全市100多个乡镇设立乡镇防保所和乡镇医院，前者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由政府主办，后者履行医疗服务职能，进行股份制和民营化改造。“所谓仇卖光，还是有保留的。”有人说。

　　宿迁市三棵树乡村民徐自平说：“我们不懂大道理，现在到那些被卖掉的医院看病，明显感觉医生用心了，不像以前，板着脸，说话冷冰冰，多问两句，就要骂人。”

　　“以前有些病在宿迁看不了，医生技术不行，设备又不好，只能到徐州、连云港或者南京的大医院去看。”沭阳县庙头镇村民周永福说。

　　改革后，一些村民发现，原来铁板一块的医药费，现在居然可以讨价还价了。“跟在菜场买菜似的。” 宿豫区蔡集镇的张书菊说，“上次我得了阑尾炎，先到一家医院看，人家张口就要手术费3000块，我们觉得贵，后来又找了王官集镇医院，最后800块钱就做了手术，还包括全部住院费。”

　　“总体上说，医药费没有便宜多少。”这是宿迁大部分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点，被一些人视为宿迁医改失败的表现。

　　但张新实却坚持认为，仇和时代的医疗改革基本是成功的。他曾对媒体说，医改前，宿迁财政收入名列全江苏省众城市之末，典型的“吃饭财政”，公办医院难以为继。改革后最大的好处就是盘活了一批医疗资产，让市场作主。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宿迁卫生总资产已达23.61亿元，其中社会医疗的资产达到16.37亿元，占宿迁医疗卫生资产的百分比上升到67.34%。

　　张新实同时也坦言，“看病贵”尚未解决的根本原因，是宿迁的医改“无法触及药品市场和设备市场，定价权不在宿迁，单纯指望医院降低收费并不现实。”

　　张新实曾说，宿迁已经开始践行“补需方”的做法。这位以“社会取向”为特点的“新海派”书记的具体做法是，“在农村实施大病合作医疗，每人每年100元，共有340万人参保，这样一项政府补助的资金将达到2.7亿元；在城镇实施城镇非职工医疗保障，每人每年150元，共有94万人参保，一年政府要补助1亿元的资金。随着财力的增加，补需方还会增加。”

　　宿迁市人民医院院长杨伟民则认为，光“补需方”还不行，如何在资金、人才和技术上支持乡镇医疗机构尤为紧要。

　　一些村民也有抱怨：“乡镇上的医院都让私人搞，不好，好的医生不会愿意坐在乡下简陋的房间给人看病，谁不想到城里的大医院工作。”

　　“由城市里的大医院并购乡镇以下的医院，由大医院提供设备和人才，形成服务网络化和双向转诊制，类似于有些大学校本部医院与分校区医务室的关系，城市大医院医务人员可以轮流到农村网点提供服务。对于这些大医院的农村网点，政府应该‘补供方’，由政府购买部分服务，以保证其公共属性，并通过奖励大医院的手段来调动大医院参与这项改革的积极性。”杨伟民建议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宿迁市长缪瑞林在北京对媒体公开表示，宿迁将继续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以及实行单病种限价管理，通过这些切实措施逐步缩小当前在医药卫生资源配置、服务利用等方面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

　　教育有放有保

　　在宿迁，当年与医改一样遭到激烈争议的还有出售幼儿园、学校的做法。

　　改革伊始便遭到巨大阻力。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泗洪县，那里的幼儿园老师，集体到宿迁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媒体曾报道说，“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但是，改革并未就此停息。

　　2000年，宿迁市仅有幼儿园415所，幼儿入园率仅55%，高中入学率仅47.8%，比全省平均水平低30%。全市教育经费4.54亿元，占财政收入的40.3％。2001年底，全市有危旧校舍123万平方米，其中一级危房54万平方米，仅危房改造资金就需3.8亿。

　　“当时局面，不得不改！”宿迁市教育局局长孙其松对《新世纪周刊》说，教改前，宿迁每年的高考成绩在江苏省内都是“垫底”，此外，每年有近3万名学生读完9年义务教育后，不能继续完成高中学业。

　　2001年起，宿迁市启动“一保三放开”为原则的大规模教育改革。“一保”是确保义务教育的发展，“三放开”是逐步放开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

　　“宿迁幼儿园的改制，是股权多元化的改造。即以教职工参股的形式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宿城区机关幼儿园园长尤克飞说。

　　2003年，宿迁市已经改制的幼儿园又进行了一次股权改造，原先管理层的股份被政府收回，改成政府控股的形式，而教职工参股的股份相应减少。教育局同时制定了 “四个不变”的原则，即“保持改制学校职工原有性质不变、原有档案工资不变、职称及调资晋升不变、原有养老金缴发渠道不变。”

　　“参股以后，老师们的工作积极性更高了。”实验小学幼儿园园长朱媛媛说。

　　目前，宿迁90％左右的幼儿园是民办的，“他们的收费并不比公办的高，可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作为教育局长，孙其松认为，幼儿园更多的向民资开放是大势所趋，必须把宿迁有限的财政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九年义务教育当中。

　　原先宿迁义务教育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现在调整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的办学责任，使各级教育经费教师工资的发放都得到统筹管理。

　　此外，通过调整中小学的布局，实施规模化和集团化的办学。到2004年10月，共撤除小学1362所，中学25所，以重点名校为龙头，通过兼并、合并、挂靠等形式，把分散和不合理的义务教育资源整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财政的集中投入。

　　宿迁市政府规定公办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

　　高旗是11岁孩子的父亲，他告诉《新世纪周刊》，孩子一年只需交30多元，属于课本费，学费还有其他杂费都不用交了。改革让家长看到了实惠，也获得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民办教育的风起云涌，也冲击到了公办教育。原公办泗阳中学的老师单士保，因为民办学校更高的薪酬，而加入了民办学校队伍。“自由感强了，教师队伍的流动性也大了。”宿迁市最老牌的学校宿迁中学，在2004年之前的3年内，流失教师40多人。

　　孙其松对宿迁的教育改革颇为乐观。他的乐观也有数字做支撑。截至2007年年底，宿迁3~5岁幼儿入园率达87%，较2000年提高了32%；“普九”入学率近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4.71%，2002年至今，年均增长率江苏第一；高中阶段在校生由2000年的5.3万人增加到23.8万人。2007年的普通高中，二本以上本科上线人数达到7885人，上线增长率位居苏北5市之首，另外，随着宿迁学院的创立，宿迁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得以终结。

　　2月25日，孙其松应邀前往昆明，作了一次关于宿迁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报告。昆明市委宣传部部长张红苹在报告会后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宿迁的做法非常有针对性和操作性，宿迁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借鉴性。”

　　现在，因为仇和的任职，昆明与宿迁的联系密切起来。宿迁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完善。昆明在怎样的改革思路下推进，留给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

　　仇和语录

　　改革其实是革命，革既得利益的命。

　　欠发达地区一般都有四个怪圈，即政治上越乱越穷，越穷越乱，表现为乱折腾；社会上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表现为乱生育；经济上越收越穷，越穷越收，表现为乱收费；思想上越保守越穷，越穷越保守，表现为头脑僵化。治乱世用重典，治重症下猛药，所以在沭阳时，是强力纠偏，矫枉要过正。

　　不要截然把人治和法治当成是非的两极，承认宿迁的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

　　一本以仇和为原型的小说

　　■本刊记者/刘炎迅

　　涵盖了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部分故事

　　一本名为《执政者》的书近日在网上连载。

　　有关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写的：“裘耀和是90年代中期由省直机关一名处长出任中共石杨县委书记的传奇人物。他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以有效的方式方法，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路子。……裘耀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

　　凡是知道仇和的读者阅读后都会很自然的认为，裘耀和即仇和。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量事迹在这本书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

　　该书的作者为大木，原名樊素科，曾在沭阳担任县人事局副局长多年。虽然他和仇和在沭阳任职的时间没有交集，但却一直关注仇和在沭阳的改革。

　　“和前几任主要领导有过亲密接触”

　　你新近出版的小说《执政者》，很多人看后认为是在写仇和当年在沭阳为官时的故事。

　　裘耀和是不是仇和，石杨县是不是沭阳县，我以为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执政者。但是不可否认，仇和的执政历程对我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我写作有一个习惯，书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有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我在描写“裘耀和”这个主人公时，始终是把仇和作为我的创作原形来写的。

　　小说的细节非常生动，特别是“裘耀和”与当地官员旧势力之间的冲突令人震撼，这些细节有多大的比例是现实真实存在的呢？

　　我在沭阳县工作多年，90年代前期到省级机关工作，我离开沭阳县后，不久，宿迁设立地级市，仇和即兼任沭阳县委书记。沭阳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和几任主要领导有过许多亲密接触，也有许多朋友和同事，许多人和事始终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我走了以后沭阳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我虽然离开了沭阳，那里发生的事，依然像我经历过一样。

　　听说你曾在沭阳人事局工作。

　　我本人是宿迁泗阳人。1988年到1994年，我担任沭阳人事局副局长。后来调江苏省直机关工作。1999年才开始写作。

　　你了解仇和吗？

　　大木：说实话，和许多人一样，我不了解仇和的个人成长经历。但我对沭阳发生的很多事还是很了解。我见过仇和，但没有面对面正式交流过。

　　整个出书过程是怎样的？

　　大木：2004年冬天，我开始酝酿写这部小说，开始收集资料，采访，历经近一年时间，成稿于2005年7月，最初是打算写成纪实文学的。那时，《中国作家》杂志向我约稿，我把此稿定名为《走向法治》，缩短成7万字。后来，《中国作家》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听说我还有20多万字的长篇，非常感兴趣，我把长篇交给他，他连夜看完，表示要改编电视剧。在北京时，一位出版社负责人要立即出版，并且主人公就用仇和的名字，但《中国作家》杂志社没有同意。

　　该书内容涵盖了那位曾经担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人的大部分时间里的故事。

　　为什么不坚持以报告文学发表呢？

　　那样发表起来很困难，各级要审查、把关，大大小小的婆婆，那是没完没了的。

　　“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在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之前，沭阳的民风如何？官场风气又是如何？

　　大木：我的印象里书中应该有几首民谣，多少能够窥见一点当时的风气。但是，那有些片面和偏激。

　　我和沭阳之前那个县委书记某某某（后来当上某市委书记，又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以及后来的某某某县委书记（成立宿迁市时当了副市长，也就是仇和的前任，也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都有过较多的交往，对他们的思想、道德、人品等各个方面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的一个大县，能怎么样，可想而知了。

　　一旦有一个锐意改革的人物出现，恐怕是很难容忍那些污垢继续存在下去的。民风也好，官场风气也好，其实主要看领导的作风。

　　仇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主要是这样锐意改革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一旦出现一个这样的官员，人们就像身边来了洪水猛兽，接受不了他那种颠覆传统观念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狂轰烂炸、冷嘲热讽、打击漫骂，其中相当多是改革冲击到了那些既得利益者。

　　仇和上任的当天晚上在大街上连续四次踩到大便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城市面貌就像一个人的脸，我们为什么天天要洗脸？道理很简单。沭阳县政府机关职工宿舍区的那堆垃圾，我在沭阳县时就已经是一个小丘了。一个县委书记一上任就治理环境，怎么能不引来种种议论呢？

　　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的几年，你觉得沭阳的变化有多大？

　　沭阳这个地方，近年来，城市和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令人瞩目。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主要是改革步伐，经济建设。一个地方没有好的领导不行，更主要的是一把手。现在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作为曾经沭阳的一位政府官员，你怎么看仇和推行的医改、教改，这方面一直争议最大。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书中写了一些，还不够深刻，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首的长春藤盟校，甚至美国前49名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最好的才排名第50名。

　　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也在你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尤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实行“任前公示”等做法，对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不过还远远不够。

　　仇和知道你写小说的事情吗？

　　我想仇和也许知道我写小说，但不一定知道具体什么内容。

　　没有仇和，改革将会怎样

　　■李径宇

　　仇和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因此，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悲剧

　　围绕仇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造福一方，是好官。另一种声音认为，他的做法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依权行政，尽管造福了百姓，但是对法治精神和民主方向造成了破坏。

　　但两种声音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仇和做出了政绩，对辖下大多数百姓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从记者到宿迁的调查也可以看出，至少是现在，仇和在当地是让多数人满意的。

　　我们说，衡量官员做得好不好，要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标准，除了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要符合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只符合治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与后两者相违背，那么这种政绩只是片面的政绩，只是一时而不是可持续性的改革——请注意，媒体和公众在说仇和时，往往要与政绩挂钩，可见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行政一把手市长基本上是生活在其影子中的。

　　那么，仇和的作为是否符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

　　这显然是一个浩荡无边的命题，几句话不能概括，但择其要来判断，我们说，法制与民主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题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途径，在此背景下，逆潮流而动的作为，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来说，是开历史倒车的。

　　如果仇和是副职，比如是一个副省长或者副书记，他的作为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之前在江苏副省长任上可见一斑）,因为，不管是目前的行政制度框架里，还是将来改革的更加法制和民主的制度设计里，这种官员都是不能存在的。前者更多是因为不符合官场规则，后者是因为不符合制度要求。

　　所以，此时他只有以一把手的面目才能大施拳脚，正好表明，一把手的施政空间巨大无比，约束和民主机制还有待完善。这也暗合了他的那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如果，中国行政必须一把手事必躬亲才能有效，那么，一把手都会累死的。并且，假如一把手是坏官，那一切不可救药。即使不是坏官，当今中国各级政府中一把手有那么多（光县区委书记就有2500个），而像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有几个？沉默的大多数中，仇和是因罕见而被注目。

　　把一个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某几个人身上，而不是一套制度上面，风险是很大的。

　　在当下，公众习惯于将仇和与山西的吕日周相提并论。一样是酷吏形象，但仇和一路升迁，因此被暗示了许多政治的含义。事实上，一是因为生于1945年的吕日周作为官员来说年事已高——两人都生在1月，仇比吕年轻整整12岁；二是，仇和的改革比较长治任上的吕日周，是更加摸准了中国新阶段改革的脉象。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名闻中国，也正是因为摸准了当时的改革的脉搏，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三年之后，原平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十二个县的总和，原平经验被称之为“搭台唱戏”，他的改革形象被拍成热播的电视剧《新星》。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仇和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并且作为有争议的官员能够得到一路升迁，说明他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也说明对他的肯定是有保留余地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当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福利保障改革、国企改革以及行政制度改革等遇到阻力时，当前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对主动深化和全面改革兴趣不高时，仇和这样的官员打破了一种禁忌，打破了一种对峙。在此背景下，他为了好的结果而不顾程序的不正义，被暂时的默许了；他整治瘫痪无力的官吏，表现出的人治色彩，被默契的宽容了。因为公众几乎达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就是，不如此，改革如何推进，执政如何为民，不破如何能立？

　　由此，仇和的改革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他知道民主，他知道法制，他不会不懂得把属于社会的归社会把属于政府的归政府，但是，在当下的改革现状面前，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求得突破。

　　不管持何种态度，仇和在目前是值得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