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二战时日军秘密武器研究基地(组图)

2008年3月15日，在日本明治大学，对登户研究所进行了20多年研究的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介绍当年日军在登户研究所印制伪钞的情况。日本二战期间曾利用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的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大量伪造当时中国的纸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登户研究所制造伪钞的工厂和仓库位于今天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内。新华社记者冮冶摄

2008年这是2008年3月15日在日本神奈川县拍摄的当年登户研究所储藏伪钞的仓库。日本二战期间曾利用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的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大量伪造当时中国的纸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登户研究所制造伪钞的工厂和仓库位于今天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内。新华社记者冮冶摄

　　新华网东京3月19日电 （记者刘赞　冮冶）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明治大学生田校区的登户研究所，在二战期间既是日军用来伪造中国纸币，对中国进行经济战的伪钞印刷基地，也是日军研究秘密武器的基地。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专程探访了登户研究所。

　　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告诉记者，登户研究所是二战期间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第九技术研究所，主要从事各种特种武器和生化武器的研究，占地面积达38万平方米，人数最多时超过1000人。不过当年的建筑物现存的已经很少。

　　渡边贤二介绍说，在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10个技术研究所中，大部分研究所都从事常规武器、后勤、通讯和工程等研究，而登户研究所研究的秘密武器“见不得人”，密级相对较高。即使在日军内部，其“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的名称也没有公开，只使用通称的“登户研究所”。

　　渡边贤二说，登户研究所凭借其开发的氰酸系剧毒药物等“研究成果”曾获东条英机政府颁发的“陆军技术有功奖”，而这些毒物的人体实验就是在中国南京通过日军1644部队进行的，并得到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的协助。

　　记者在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正门附近看到一座高3米的“动物慰灵碑”，碑正面刻着“动物慰灵碑”几个大字，背面则刻着“陆军登户研究所”和“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的字样及所长篠田镣的名字。

　　渡边贤二告诉记者，这座碑就是用“陆军技术有功奖”的奖金修建的。尽管这座碑名义上是为在毒物实验中死亡的动物而立，但碑身如此之大只能解释为是为在毒物人体实验中死亡的受害者所立。由于当时不可能公开为毒物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立碑，登户研究所的人员就试图以立“动物慰灵碑”的方式缓解心中的罪恶感。

　　渡边贤二说，为打击敌国的农业生产，登户研究所还开发了针对各种谷物的枯叶剂，包括小粒菌核病菌及二化螟虫等，并于1941年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实际使用，给当地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打击。

　　此外，登户研究所还开发了对美国施放的“气球炸弹”。二战期间，日军共施放9300个“气球炸弹”，其中有1000多个搭载了燃烧弹的气球最终到达美国，造成美国多起山火以及人员伤亡。

　　渡边贤二说，其实日军当时已研究在气球上搭载细菌武器，包括针对美国人常吃的牛肉而开发的牛瘟病毒以及直接针对人类的鼠疫菌和霍乱弧菌等，只是因实施“气球炸弹”攻击时战争已接近尾声，日军害怕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才没有付诸行动。

　　为保守秘密，登户研究所当时由日本宪兵严密把守，不准一般人靠近。而研究所内的人员也一律被要求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工作情况。日本战败时，登户研究所被秘密解散，许多设备被破坏或掩埋，研究人员也被要求不得向外透露任何信息。

　　美军在战后占领日本时，以免于被作为战犯起诉为条件，获得了从事秘密武器研究的人员的研究资料。登户研究所参与毒物研究的人有很多后来为美军服务。渡边贤二说，美国为自身利益，战后一直没有公开相关信息。

　　1948年，日本发生轰动一时的帝国银行抢劫杀人事件，凶手就使用了登户研究所开发的氰酸系毒药丙酮合氰化氢。正是因为这一事件，登户研究所才首次为世人所知。

　　作为研究战争历史的学者，渡边贤二从1985年起在当地市民支持下开始调查登户研究所。他曾走访日本防卫厅（现在为防卫省）和国会的图书馆，但均被告知“没有资料”。在美国，他又被告知“资料尚未解密”。因此渡边的研究只能依靠当年的相关人员提供资料。经过20余年资料积累，才有了对登户研究所的这些了解。

　　在众多证据面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已将这里选入日本50个战争遗迹之一，将对其进行相关调查。

　　川崎市一些市民20多年来也一直为保存战争遗迹而努力，他们每月都组织参观活动，从去年至今已有1000多名参观者。明治大学也已决定保留遗迹，并将昔日的枯叶剂研究场所、如今的大学实验室“36号栋”改造为展示资料馆，预计今年11月将对公众开放。

　　渡边贤二说，在从事战争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他深深感到日本国民对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罪恶之深重认识实在太少。为告诉年轻一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日本在战争中做了什么、科技如何被用于战争等，就必须深入研究像登户研究所这样的战争遗迹。同时，也必须将研究成果告诉受害国中国的人们。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两国人民对历史的共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