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承祧”，就是承继为后嗣的意思。
关于李叔同奉母携眷南下沪上的缘由，按学界的一般说法，一是由于他系庶出，其在“桐达李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直生活得不太愉快，所以早有远走高飞之意；二是因戊戌变法失败，恐有牵连之虞。
笔者最近从郭长海教授等编辑的《李叔同集》中读到，李之南下沪上，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按照郭教授的说法，李是到上海去“承祧”李世荣的。郭教授在为《李叔同集》所写的“前言”中说：“李叔同决定离开这块沉闷的地方（指天津——笔者按），恰好此时在上海的叔父经商有术，颇有些资财，但是膝下无子，要叔同前去承祧。”郭教授在“前言”的一条注释中并说“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很多传记均不详其始末，故多失记”，而他是“根据李叔同在报考南洋公学时填写的履历而得知”的。
所谓“报考南洋公学时填写的履历”，所谓“得知”李来上海“承祧”的依据，是指李叔同在其所写的文字材料中，对三代关系的变更。李在津门填写的县学课试准考证上，所填三代是：曾祖因名不传，以“忠孝”代之；祖父为李锐，父为李世珍。而据郭教授在《李叔同集》附录《李叔同事迹系年》“1898年”条中提供的史料，李到上海后，“依伯父李世荣，并为承祧，以李锟为祖父，李世荣为父，而以李锐为本生祖，李世珍为本生父。”尽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弘一大师全集》附录卷所刊，李叔同于1902年应浙江嘉兴府乡试所持之四十二号准考证的照片上已经显示出，关于其三代的填写，与郭教授上述所说相同，只是由于没有相应的史料具体化，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并思考其所含李叔同的一段重要家事。郭教授明确提出“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这在李叔同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题目。但便是这样，也还有一些问题令人疑惑。
郭教授在《李叔同集》“前言”中说，李世荣是李叔同的叔父，而在附录“系年”中，又说他是李叔同的伯父。前后不一。李世荣究竟是李叔同的伯父还是叔父呢？由于史料不足，尚是疑问。此其一。其二，从三代关系上说，李叔同的祖父辈有李锟、李锐昆仲，二人是随从其前几代的始迁祖离开祖籍地侨居他乡的？二人又是否都迁往了天津，还是仅仅李锐迁津定居，而李锟则去了上海？或者开始时，二人都迁往了天津，后来才一南一北居住两地的？其三，李锟之子世荣，虽“膝下无子”，是否还有女性后嗣？其与李锐之子世珍即筱楼，已是叔伯兄弟，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何要让叔伯侄子去“承祧”？其四，关于李世荣，乃至目前能够见到的，在李氏后裔的回忆和相关文字中，除了李叔同在报考时填写的履历和准考证上提到过他的名字，不要说是李氏其他亲属们从未涉及过他，就是有“承祧”关系的李叔同，也没有再提到过他这位“父亲”。在往后的岁月中，李叔同只要提及其父亲，指的都是李筱楼。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五，李世荣既然“颇有些资财”，这“资财”是否就是李叔同一家在沪上生计所依的申生裕钱庄呢？而李叔同之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说到：“当时我们家资富有，上海也有我家钱铺的柜房，可照顾我们一家的生活。”从这情况来看，申生裕钱庄系李筱楼所有。再从郭教授的叙述来看，李世荣“因膝下无子”，才“要李叔同前去承祧的”，那么李叔同前往时，李世荣应该也还在世。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李叔同既是前来“承祧”的，李世荣亦“颇有些资财”，且还在世，怎么李叔同一家到了上海，李世荣连安顿他们的房子都没备下，而让他们去租房居住，一年后，又住到朋友家去了呢？诚然，那是友人之邀，但如果他一家人一到上海，李世荣已为他们安排好住处，无须租房居住的话，恐怕就是有朋友盛邀，李叔同也未必带着一家人前去居住吧。从“承祧”关系和颜面上说，李世荣也未必会同意吧！叔同的“承祧”，是实质性的，或者仅仅是名义上的？郭教授所谓叔同“依伯父李世荣”的“依”，是真实情景的描写，还是包含着某些想象的成分呢？这些方面，都还有待李叔同研究者们进一步考证与厘清。
郭教授在“前言”和附录“系年”中，提到“李叔同来上海承祧”一事时，都把时间定为1898年8月。这是不确切的。李奉母携眷南下沪上，既与戊戌变法失败有关，其一家南下的时间，应比郭教授所说要往后一两个月。由康梁等人倡导的戊戌变法，作为历史事件，起始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维新，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历时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以此推断，李叔同一家南下的时间，决不会在该年8月，最早也不会早过9月底10月初。按照学界认同的说法，他们是在这年10月间离津到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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