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诺兰:产业政策和竞争环境对全球化很重要

　　人民网北京3月23日专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昨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在今天上午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措施与进展”单元中，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认为，产业政策和竞争环境对全球化很重要。

　　以下是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这样一个很热情的介绍。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全球化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70年代晚期，也就是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开展的。我们如果再来看一下世界全球的发展，我们可能会看到关键的发展。我们现在正在一个金融危机之中，可能在结尾，可能还会继续，我们不可能有人预测这样的结果。但是中国和当时70年代相比的确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认为过去这段时期，也是全球资源和全球收益分配的过程。在过去30年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目前正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迈进的一个很关键时期，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仅仅把握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

　　我想把今天的讨论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方面的竞争，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最近，曾经有很多人提到，如何让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当然这也是中国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很多讨论的议题中都提到。而且在OECD国家中有这样一种共识，中低端收入的国家正在不断赶超发达国家，在全球总产出、人均收入、高科技方面赶超发达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些中低收入国家，也就是拥有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他们的全球总产出、人均收入和财富都已经有所赶超。最近在金融时报一篇文章提到，“伴随柏林墙的倒下，全球化曾经属于发达经济体，商品和经济开放由华盛顿共识所制定。技术由硅谷所提供。突然之间，它却好象属于了亚洲。富裕国家觉得全球化是它们在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做好事情——当然是为了大家都受益。现在，富裕国家觉得全球化变得好象是其他国家正在对它们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来通过这篇文章看到它背后所体现的情绪。

　　看一下这个情绪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到底有多么的准确。在中国的30年发展中，技术方面的赶超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公司的技术赶超还是很有限的。所以，现在对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和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在技术方面的挑战比表面所看到的要大，这也对他们制定技术方面的政策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的本质以及“潘多拉盒子”打开以后，我们会有什么后果，未来我们会遇到什么情况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一个观点是主流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大学的观点。实际上，我想借用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提到一个说法，他把竞争过程比作森林中的树木，在森林中高大的树木会逐渐失去活力。几乎在每一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大树逐渐的兴起，然后消亡，会有一些小的企业会上升。另外一些企业则会下降。

　　另外，还有一个著作是《全球化为什么有效》，是MartinWolf先生写的书，他说跨国购量的浪费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他对全球的五百强公司进行分析。另外一个著作是弗里德曼写的《世界是平的》，在这个观点中，他也提到了，当今先进的科技意味着突然间整个星球的知识宝库和资源被全部连接起来，竞争场被前所未有的不公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另外还有一个非主流的观点，它包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提出一个资本集中的法则和资本吸引的现象，集中的推动力实际上是竞争本身，竞争推动公司对新的生产方式和对技术技术的应用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来降低生产成本。

　　另外还有其它的一些非主流的观点支持这方面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由一些实证来看全球化的变化，全球商业革命主要在五个行业：航空、汽车、电信、饮料及金融服务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证据。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出现了很多的系统集成者；第二，我们看到了产业结构的大的调整。这实际上不仅仅指的是大企业在全球的采购，有点像一个瀑布往下走，形成的一种“瀑布效应”，巨大的压力使得全球的巨型企业提供在科技进步方面所起到核心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合作方式，来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所以这些巨大的压力被转递企业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结果给系统的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众多产业提供了全球层面的一个集中过程。

　　另外，技术变革方面的一个集中。根据英国最新发布的报告，得出一个结论，按照公司行业和国家来分，全球的1250强公司都是非常集中的，比如说，有94%公司都是在发达国家，美国也有41%，日本有20%，只有一小部分的公司是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中低收入的国家。

　　另外一个结论，有一些公司在技术方面是非常有领先地位的、非常集中。比如说在信息技术的硬件方面一共有225家企业，前十家大概占全球研发投入的42%，在软件和计算机服务行业也是这样，在制药和生物科技方面，我们还看到同样的趋势，就是说，有57%的研发投入在这一领域都是有五家公司来开展的承担的。在电子和电气行业，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趋势。所以，我们在过程中，看到了一种趋势，就是说竞争程度实际上并没有缩小，相反变得更加激烈，对技术的发展投资竞争优势一个关键的来源。

　　那些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司实际上是怎样融入这个竞争中来？我们有称为“金砖”的四个国家，就是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他们的人口达到了27亿占人口总署的43%，但是全球1250强公司只有12强公司来自这四个国家，不到1%，在前五百家公司只有16家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刚才提到五个行业中，汽车、航空、制药、电子这几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在全球的1250强公司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是来自于刚才提到中低收入国家，特别是高科技方面，他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组成中所占的比例还是非常低，按照行业来分也是如此。电信、公用、设施以及采矿以及其它方面的行业都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只有在这些传统的行业占据一些优势地位。但是数量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反问的问题，就是回到我前面的问题，到底工业的竞争是不是公平竞争的情况？其实并不是这种情况。财富的分配是否平衡？也不平衡。我们看到OECD国家和其他国家相比，即使在OECD国家中还是有不公平的。

　　实际上，大家可能会觉得无所谓，因为跨国企业都是由很多国家的人坐在一起组成公司，但是还是有差别的。我相信发展中国家特别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更仔细地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要更好地制定一些产业政策。

　　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那些益处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公司，而且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享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要保证产业政策和公平、开放的经济这样的要求是配套的。我们必须要从刚才我提到的系统集成者的经验中学习，如何达到工业方面的集成和集中。

　　这一政策不仅仅是针对一些大的强的企业，必须要把整个价值链中所有的企业，包括供应商和消费者都考虑到一起。所以，从OECD国家来看，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考虑我们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针对我们国家的这些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我们希望在30年的全球化进程完成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国家包括英国政府也在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这样一种竞争环境，解决或者纠正市场中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美国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必须通过不同形式的政策和优惠的措施，鼓励高科技公司进行创新，进行自主的发展，培育我们本土的企业。这对于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