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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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案”的新政
有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雍正帝、乾隆帝父子在世之时，都被民间指责有十大罪过，指斥雍正帝的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如此咒骂皇帝的文件，赖有雍正帝颁发的《大义觉迷录》予以保存。乾隆帝登基将《大义觉迷录》作为禁毁书，不许流传。而辱骂他的是“五不可解、十大过”，是民间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名义写的所谓“奏稿”，乾隆帝于十六年（1751）兴起大狱，而文献今则无存，令后人只能知道他的两条罪状：南巡；杀大臣讷钦。
同样是责难皇帝有十大罪状，一个是公布，一个是销毁，于此让我们看到两个皇帝有相异的心态，不同的政治作风，必定会有不同的政治举措，是以我们有兴趣研讨乾隆初政及其与前朝政事的关系，并由此窥视乾隆帝的政治理念和性格。
乾隆初政，在许多方面改变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所谓去烦苛，施仁政，暂停贪官的追赔，起用废员，为政治犯及其家属作某种程度的平反，但有的初政反对的事情，过后又肯定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初政是在翻前朝的案，只是制度性的政事未作更动；这是执行乾隆帝的宽严相济的方针和宽平政策。这种方针政策的产生，除了乾隆帝赋性之外，是其在皇孙、皇子时代逐渐形成的，他接受康熙帝宽仁思想的熏陶，鉴于雍正朝严猛政治的某些不良影响，以及他旨在谋求美誉，树立个人权威所导致；乾隆初政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不仅在于改变雍正朝的某些弊政，还在于最终坚持雍正帝改革的制度性成果，使雍乾两朝基本制度保持一致性，它反映了乾隆帝具有高度的政治调适力，同时也体现出乾隆帝与康熙帝、雍正帝的不同性格，他真是刚柔相济，不是只是宽容柔弱。
“翻案”的新政
对于乾隆初政，嘉道时期的昭梿在《啸亭杂录》中有个概括的评述：“纯皇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昭梿的着眼点在经济和官员使用方面，笔者拟从乾隆帝的民间、官僚贵族、文化信仰三方面政策做出考察，而且每一方面均留意于初政反对前朝什么，在什么地方开恩。
雍正帝的政治观念是实行改革，所谓“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公开倡导移易风俗，改变官场积习和民间弊俗，进行了涉及贵族、官员、旗人、绅衿、平民的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更新。乾隆帝与乃父相反，对移风易俗嗤之以鼻，雍正十三年九月，在其继位一月之际，就发表长篇上谕，教导官员实心爱民：
夫移风易俗者郅隆之上理也，然必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民日迂善而不自知，倘为督抚者，一有移风易俗之见存之于心，宣之于口，朕知其不但不能移易乎风俗，而风俗且受其敝，何者?彼盖不知因民之道，而日事驱民之术，势必更张成法，烦扰地方，为吾民之苦。他如献祥瑞，报羡余，匿水旱，奏开垦，改土归流，改隶州县，所云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其不以此也欤!
不能存心移易风俗，雍正朝就是犯了这样的毛病，所以出现了献祥瑞、奏开垦、耗羡归公、改土归流、提升州县等好听而实际害民的弊政。乾隆帝所关注的正在这里，这可以说是他所要尽速改变的事情，是初政的中心所在。
乾隆帝一经发起，臣下马上就有跟进的，御史曹一士提出罢能吏用贤吏及清理文字狱的一系列建议，是最激进者，而大学士朱轼、户部尚书史贻直更是中坚力量。朱轼在雍正朝时就持有不同政见，曾借口生病要求离职，被雍正帝极力挽留。乾隆帝继位当日，下诏让他在总理事务处办事，进入政权核心。他们的政事主要在下述几方面：
农商——罢开垦、停捐献
河南巡抚田文镜是最早实行耗羡归公的省份之一，雍正二年（1724）就推行自首隐田政策，当雍正帝实施垦荒政策时，他又是推行“最力”，到雍正八年（1730）河南垦荒和自首隐田有五万四千顷，占到税田的8％以上。雍正帝夸奖他为模范督抚，为他特设河东总督，以示宠异。他的继任者王士俊更以报垦田为务。乾隆帝善于抓典型，首先拿他们祭旗。雍正十三年十月，朱轼疏言丈量土地的办法根本不可行，小民怕官，勉强首报垦荒，将来不能纳赋，故“请停止丈量，饬禁首报”。史贻直在十一月上疏，请求立即停止河南的垦荒和捐输，指出所谓新垦田亩，都是不毛之地，或者是河堤坟侧，当作沃土收税，必至小民卖儿鬻女；捐纳是州县官拿着簿籍到人家劝捐，有伤国体，请派廉明大臣，去河南抚绥，解救百万生灵。乾隆帝于是将王士俊解任，调回北京，同时取消河东总督建制，河南依旧只设巡抚。
在赋役方面，即位恩诏的例行减免而外，又陆续有所减免，如耗羡与正赋的比率，一般为一成，有的省份偏高，乾隆帝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开始陆续下命江南、四川、陕西督抚“减核”，四川耗羡是每两正赋加收二钱五分，乾隆帝命减为一钱五分，此外还有提解费的“余平”，约占正税的千分之六，二年（1737）闰九月令革除这种附加税。裁革田地买卖、小商小贩的一些杂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废黜田文镜实行的契纸契根之法，禁革民间田房过户中官吏的滥收税契银。二年四月免去澎湖渔艇陋规，即取缔康熙朝以来的水师衙门在这里所收的一千二百两银子规礼。六月豁免桂林府厂鱼税，临桂县墟税，灵川、永宁小税，平乐府糖油鱼苗税。贩卖私盐，历朝政府都严行禁止，乾隆朝亦然，但接受给事中曹一士的建议，允许老年人在本县范围之内贩卖不超过四十斤的盐。优免商税，还照顾到外国商人，原来到广东贸易的外国商人需要交纳正税之外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税，名之日“缴送”，元年十月，乾隆帝下命取缔。
对读书人多加开恩。元年（1736）二月禁派绅衿杂差，原来雍正时期，特别是在河南，绅衿也应杂差，如打更，出河工，这时为了“优恤士子”，免除举贡生员的杂差。二年四月，禁收童生试卷费，勿使学政及胥吏借名苛索。
乾隆帝的重农恤农在对二年直隶、山西、山东春旱的关注上表现出来。三月，直隶无雨，乾隆帝表示内省，并命总理事务王大臣筹划御荒之策。同月，在天人感应观念的主导下命恤刑；帮助八旗内务府失婚的兵丁婚配；令直隶总督李卫筹备赈务；天津总兵官黄廷桂奏报得雨三寸，斥其为粉饰。四月，下令动用仓场存米平抑米价；禁止商人购买兵丁口粮；祈雨，祭神；免天津、临清关运粮船税；下令免征当年直隶税粮银七十万两，山东一百万两；派遣侍卫往直隶、山东察看平粜粮食情形；截漕救荒；筹议从丰收的陕西运粮至灾区：筹商山东荒政。五月，禁止造酒。六月中旬直隶得雨，酬神祭祀，议叙主持平粜事务的官员；接受原任营田观察使陈时夏的建议，在直隶实行区田法。
平反钦案
雍正朝发生许多大案，诸如宗室人员为主的允禩、允禟案，功臣年羹尧案、隆科多案，所谓科甲人朋党案，以及这些大案的附案，如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乾隆帝对这些案件及其已故的主犯并不置评，但重新安置案中人，表明他的某种否定态度及进行局部范围的平反，下面叙述乾隆帝对上列诸案的重新处理。
宗室人员案中人。乾隆帝继位一个月，训饬宗室，谴责允禵之子弘春、允祉之子弘暻，说他们在其父兄遭到圈禁时，受到贝子、郡王封爵，不仅不忧愁，反而很高兴，因此是“不孝不弟”之人；同时说在被前朝整治的宗室中，有人受到感化自新。十月，乾隆帝说允禩、允禟是罪有应得，他们的子孙被开除出宗室，可是他们毕竟是康熙帝的后裔，长久下去将同庶民没有差别，因此要求臣下商议新的对待办法。这两次讲话是先造舆论，预示将要对这些人加恩。果然，第二次上谕的两天后，下命将一些革黜的宗室觉罗及其子孙，查明后分别赐予红带、紫带，附载玉牒。对允禩集团的主要成员允禵等最终释放并授予公爵，同时以弘春不孝不友为由，革去贝子，软禁在家。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允禵的某种抚慰。
年羹尧案、隆科多案中人。因年羹尧而获罪的汪景祺，因隆科多获罪的查嗣庭，家属、族人发配边疆，乾隆帝于元年三月说，汪景祺犯罪是在陕西，他的兄弟及他们的儿子在原籍浙江，并无联系，应将他们释放回籍；查嗣庭的子侄拘禁流放地已有十年，也从宽赦回。年羹尧案中人李维钧，妻子原被罚入辛者库为奴，乾隆元年十月释放归原旗。对年羹尧的后裔，在雍正年间就从配所赦回，乾隆帝三年有人建议让他们当差，乾隆帝认为加恩已多，不准这一请求。
所谓科甲人朋党案中人。原任云贵总督杨名时并非朋党中人，然而雍正帝认为他是科甲人的精神领袖，故意罢他的官，罚修洱海，乾隆帝继位的第二十二天，以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征召进京，管理国子监事务，杨名时随即推荐进士庄亨阳等人，乾隆帝命予录用。乾隆元年九月，杨名时卒，赠予太子太保，入贤良祠。主犯蔡珽，判处斩监后，乾隆帝于雍正十三年十月认为他“情罪尚属可原”，予以赦放。主犯李绂，乾隆帝即位，诏给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事务，随即实授户部左侍郎。
启用废员
乾隆帝即位恩诏，对现在议降议罚及住俸戴罪的文武官员俱加宽免，九月，又命对议革的官员亦予宽免。将恩免追赔银两的官员及其子孙应选应补者，俱准铨选。十月中旬以前谕旨，“一应著追银两，暂停追比”。根本改变雍正朝严厉追比政策。并立即任用废员彭维新署理左都御史，张楷署理礼部侍郎，陈世倌署理副都御史。乾隆元年五月先后引见八旗和文职三品以上废员，乾隆帝分别记名，准备选择使用。西北两路用兵的败军之将傅尔丹、陈泰、岳钟琪等人，因以前立有功勋，均从监狱放出，令其愧省。与此同时，减轻赃罚罪的量刑标准，以前赃银在三百两以上的论斩，一千两以上的遇赦不准援赦，乾隆元年十一月改为赃银满一千两的论斩，一万两以上的不准援赦。这样的改动，令赃官处死的机会大为减少，而援赦的机会大增。
文化政策的更定
这里所说的文字狱多半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一种以文字之祸为外形的政治事件。曹一士就康雍两朝文字狱，上疏请求做出全面的平反：他请求检查从前各案有无冤情，以后如有妄奏文字悖逆之事，即反坐以所告之罪。乾隆帝批准这一建议，令各省督抚进行核查，若承审官将不当比附的作了比附，以故入人罪律论处。唯有曾静案不能平反，本来雍正帝明确说明不杀曾静和张熙，而且留下遗言不让继承人杀他们，可是乾隆帝继位三个月，就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停止《大义觉迷录》的宣讲，收缴礼部，使它成为禁书。元年五月宽免他们的家属，既不判罪，家产也不入官。十月，广东屈大均诗文案中流放福建的屈大均子孙赦免回籍。
雍正帝融和儒佛道三家，提倡佛教，在宫中开法会，乾隆帝初政对僧道的态度与乃父大有不同，继位第三天从宫中驱逐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第五天下令，不许参加宫中法会的僧侣进京追悼大行皇帝，只许在原地诵经。第三十一天，禁止擅自建造寺观神祠，若有人乐善好施，只许修葺废寺，百姓不得自行剃度，得由政府批准，给予度牒，才能成为僧侣。第三十九天下令清理寺庙的斋田，旧有的不得变卖，清查登记。
雍正帝出于政治需要，制造所谓“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祥瑞纷呈”的治世景象，大力宣扬这类事情，乾隆帝持有相反态度，继位不久下令，禁止地方官陈奏祥瑞，希望众臣以实心求实政，“切不可务锐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禁陈乐善好施、道不拾遗等事，认为这种事情有变相捐纳之嫌，官员借此以博取化民成俗的虚誉，不肖之徒以此邀赏，并非善政。
对改土归流的认识与做法
改土归流、耗羡归公，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改革举措，乾隆帝对这些事，骨子里不以为然，但表面上予以维持，甚至是积极态度。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的一些地区发生动乱，雍正帝指定包括乾隆帝在内的大臣经营其事，并派尚书张照前往经略，然而战事毫无进展。乾隆帝本来将改土归流看作是不应当进行的坏事，可是这时只有硬着头皮将战争进行下去，原因是顾及到国家和雍正帝的面子，如果不将战争打下去，使那些地区恢复到改土归流以前的状态，不就是承认原先做错了吗!事情走到这一步，只能向前，不能后退。所以乾隆帝于雍正十三年九月谕办理苗疆军务王大臣：改土归流当初不应进行，但是现在不能放弃。十一月又说：“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则无过矣，今日之事，正我君臣改过之秋”；“此事乃我皇考所贻我君臣之最要最重事件，于皇考颜面所关，我君臣不可不慎也”。他确实将平定苗疆当作头等大事来做，继位第四天说，“朕思目前紧要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而西北战事稳定，唯有苗疆是必须立即解决的事情。随即撤回办事不力的张照，改派张广泗前往，用了一年的时间，使得苗疆重新稳定，而改土归流的成果得以保持，也不再讨论当初有无实行必要的问题了。
种种史实表明，乾隆初政，对雍正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政策做出了多方面的改变，乃至变动得面目全非。这种变化，是对前朝的某种否定，是对官民的抚慰。乾隆帝在元年五月说他体恤下情，办了些从宽的事情：
朕御极以来，所办之事，虽有数件从宽，特因体恤下情，于应从宽者，始行从宽耳。
从这句话我们不难看出，乾隆帝自认为所行之政，出于形势的需要，是因应之变。至于这种变化的效果如何，走向如何，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我们下回再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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