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专题会议

　　人民网北京3月24日专电 （人民网前方报道组）：为期三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会”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以下是本次论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专题会议的全文实录。

　　第一单元：实施节能长期战略的目标与措施

　　主持人西室泰三（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东芝公司董事会最高顾问）：

　　大家下午好！各位都已经参加了刚才的午宴，听到来自德意志银行问杨洁篪部长的一些问题，他们的问题也为我们今题下午的会议奠定了很好的背景和基础。

　　今天下午这个单元会议的主题，是实施节能长期战略的目标与措施。这确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对于在座的所有各位来说都是深深关注的。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的不断增长，全球范围内能源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自从进入了21世纪之后，全球能源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有些是来自东亚的新型经济的能源需求。根据国际能源机构计算到2030年，全球的能源需求相比2002年要增长60%，从不同行业的消费来看，我们看到在运输、发电和电子产品方面的能耗非常高，同时在城市化和其他的一些进程也会带来对能源更大的需求。

　　另一方面，能源供应也在不断的增加，比如中东和俄罗斯在不断的增加他们的产能工业。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一些能源都处在国有资产控制之下，因为一些国家存在基础措施落后和不足的问题，这样造成了环球在中期以内能源短缺的情况，在能源供求方面出现了不平衡的状况。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全球的趋势，一方面我们必须把能源的问题和全球变暖，以及环境的问题综合来看。京都议定书包含了2008年-2012年的阶段。但是，京都议定书一方面只包括了全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30%的义务，美国、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在去年12月参加了在巴黎的气候变化会议，他们也同意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制定出取代京都议定书的新的减排方面的议定书，这是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回应，就是共同的责任建立了一个框架，我们通过这样做，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具有全球信用的一个框架，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先进的技术，同时这些国家一起努力降低排放。这些刚才也是在午宴上页杨部长作了进一步肯定。

　　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为了回应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已经开始认真的研究本国和全球范围内的节能和减排的问题，这是今天上午各位领导谈到的。去年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也谈到了节能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在今年举行的人大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在政府报告有关节能和减排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融入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当中。同时，也制定了国家节能减排的中长期的战略目标。

　　从这个基础出发，我期待着今天来自中方的专家和领导的发言，今天会议有两位发言者，首先是张国宝先生，他现在除了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之外，同时还兼任国家能源局的局长。第二位发言人是库琳达女士，她是壳牌集团执行董事。

　　首先，有请张主任发言。谢谢。

　　张国宝（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谢谢主席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朋友，下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交流中国能源发展的问题，听取各位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今天这个板块的题目是节能，但是我把这个题目改了一下，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我在发改委并不分管节能工作。而且，最近国家的能源管理机构作了一些改动，我想利用今天下午的平台，介绍一下中国能源管理和能源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国，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近5年来经济平均增速在2位数以上。能源生产和消费也快速增加，2007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量是23.7亿吨标准煤，消费量26.5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中国的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和突出。能源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世界能源大国，中国政府的能源管理机构显得薄弱而分散，中国没有像绝大多数能源大国那样，设有能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只有50人，国务院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24人，所以至今管理能源的政府管理机构不足100人。这在国际上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关于中国能源管理机构的改革问题，一直是社会的热门话题。

　　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新一届中国政府设立了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同时组建了国家能源局，负责拟定和组织实施能源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和标准，并承担国家能源委员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说明中说明，能源关注国民经济、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妥善应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复杂的国际能源形势，是我们必须长期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方案提出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新一届国务院机构设置，能源管理得到了加强，能源管理体制将进一步逐渐的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9年到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4%，而同期GDP年均增长达到9.7%。基本实现了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经济总量翻两番。在取得突出成绩的同时，中国能源发展也面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比如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体，清洁优质能源的比重偏低。多年来，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一般维持在70%-75%左右，远远高于国际平均的水平。同时，由于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匀，中国煤炭总体上呈北煤南运的格局，大量煤炭需要铁路运输，加速了铁路运力的紧张。电力结构也呈现以煤为主的特征，中国煤炭的一半以上是用于发电，大约78%的电力装机是以煤为燃料的火电机组。而发电量的84%来自煤电，电力对煤炭的依存度很高，矛盾也比较突出。更为严峻的是煤炭大量开采，消耗，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和水资源的污染，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也日益加大。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前不久，在中国南部发生的罕见冰雪灾害，造成部分地区能源供应中断，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自去年11月份以后，电厂用煤的供应就出现了紧张，电厂存煤下降，有的只够3-4天用量，不少省份开始出现电力紧张局面。今年1月份又遭受了多年未遇的严重雨雪冰冻灾害。部分地区出现了电网大面积垮塌，电力供应中断，成品油供应短缺，铁路等运输大动脉受堵塞中断等重大的事故，电力和运输中断加剧了电煤供应紧张，加剧了电力紧张的矛盾，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中，中国能源工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也暴露出了能源供应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差的弊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反思这场灾害，中国能源供应对煤炭的依赖过大，长途调运处于脆弱的供需平衡状态，潜伏着重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面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国际石油价格高涨的外部环境，如果仍沿袭粗放发达的老路子，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通过增加煤炭产量保证能源供给，将受到资源、环境和运输等多方面的制约，难以为继。因此，加大能源结构、优化调整路子、积极发展风电、水电等清洁优质能源也是刻不容缓、迫在眉睫。要优化能源结构，根本的出路在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在进一步实施节能优先战略的基础上，实行能源多元化、清洁化发展，大力改善和调整能源结构，有效保障能源供给。

　　一是加快发展核电。核电是清洁高效的能源，污染少、温室气体接近零排放，是有效优化能源结构的优先选择。目前，中国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万千瓦，占电力总装机的1.3%，比例很低。近几年，中国加快了核电发展步伐，组建了国家核电技术公司，推动了三代核电技术装备引进和国产化工作，启动了大型先进压水碓及高温气能碓、核电站等重大项目。新开工了辽宁“红延河”、福建宁德等核电项目，发展态势很好。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6%，法国、日本、美国等国的比例更高，参照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我国核电发展潜力很大。目前，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和环境。首先，社会各方面认识已趋统一，均认识到发展核电是中国能源有序、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选择。

　　其次，又在实践中培养锻炼出了一大批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高，能适应核电建设和运营的队伍。同时，核电技术水平和装备制造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和突破，初步具备了自主创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当前我国推动核电大发展，恰逢其时，可为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我们计划调整核电中长期发展，加强沿海核电发展，科学规划内陆地区核电建设，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从中长期看，我们将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核工业体系、核燃料循环体系和安全体系，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体系，为核电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将积极参加国际上联合研发第四代核电技术，和热核技术，为未来做准备。

　　二是大力发展风电和再生能源，我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颁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开展大型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出台风电优惠价格政策等措施，我国的风电事业快速发展，方兴未艾。2007年，风电装机累计已达到605万千瓦，在建的420万千瓦，目前风电规模居世界第五位。下一步我们要加快百万千瓦风电厂的建设，带动风电设备研发制造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每年1000万千瓦的自主装备能力。同时，科学规划，精心组织，重点建设甘肃河西走廊、苏北沿海和内蒙古三个1000万千瓦级的大风场，打造“风电三峡工程”，这是我起的名字，因为三峡的总装机容量是1820万千瓦，我建一个1000万千瓦的风电场，不就等于一个三峡吗？但是它不是水力发电，是风力发电。

　　按此发展速度，今年风力发电装机可以达到1000万千瓦，2010年有望达到2000万千瓦，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最大的风力发展国家。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达到的，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装机是德国，达到2000万千瓦左右，按照我们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13年以前完成2000万千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同时，我们将统筹规划，做好资源调查，通过关键技术，积极推动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产业化发展。尤其要加快农村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统筹城乡能源发展，压充分拓展思路、挖掘潜力，争取到2020年我国除水电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所占比重，从目前不足1%提高到6%左右。

　　三是积极开发水电。中国水电资源在世界上酝酿最丰富，可开发的资源量大约5.4亿千瓦。2006年底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3亿千瓦，开发的利用程度仅仅只有24%，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开发程度是82%，日本开发程度是84%，而我们中国现在只有24%。发展潜力巨大，在科学论证、系统规划、妥善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我们正在加快水电开发建设，近期已开工金沙江上的溪洛渡等重大水电工程项目，力争2020年水电装机规模达到3亿千瓦左右。同时，进一步实施西电东送等重点工程。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水电的科学经济利用。发展水电的关键是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充分考虑移民群众的合理安置。

　　四是加强新能源和替代能源的研发应用。有限的化石能源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应问题，特别是化石能源的替代问题，必须大力推进能源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一方面，我们以依托能源重点工程建设，突破深海油气资源开发，先进核电站节能环保等关键技术。另一方面，积极跟踪和参与氢能及燃料电池，天然气、水合物、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海洋能利用等前沿技术开发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争取尽早取得实质性突破，与实现对煤炭对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

　　五是促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状况，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改变格局。因此，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快推广应用，先建清洁发展技术，优化发展煤化工等深加工企业，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产业附加值和使用效率，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同时要大力整顿煤炭秩序，鼓励兼并重组，形成若干大型煤炭生产集团，加大煤矿瓦斯治理和瓦斯使用的力度。

　　六是大力加强国际能源合作。能源安全已成为地球村共同面临的课题和挑战，需要人类集中智慧，形成合力，共同发展。我们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努力，建立起能源合作长效机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加强能源互利合作，优化能源结构，协同保障全球能源安全。

　　朋友们，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是我国能源与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战略要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使命，面临这一严峻的挑战，我们将积极创新能源发展理念和模式。转变能源管理方式，推动我国能源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由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向积极开发能源可再生能源转变，由主要注重能源的供给，向能源供应和需求管理并重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向依靠科技进步转变。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力争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能源发展道路，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库琳达（壳牌集团执行董事、天然气与发电业务总裁）：

　　非常感谢西室泰三先生，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能够回到这个论坛，和大家享受这样一个会议。首先，对张主任表示祝贺，祝贺他担任能源局的局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话题是讨论建设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社会，我相信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挑战，我相信整个世界国家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我本人是在能源行业工作，所以我今天的讲话将集中来讨论能源资源所面临的一些具体挑战。在壳牌公司我们用三个严峻事实来描述能源方面的挑战。

　　第一，全球对能源的需求，正在以我们前所未见的速度增加，根据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50年全球的能源需求将是现在的2倍甚至更高，什么在推动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呢？主要是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发达水平，或者是繁荣水平的提高。印度和中国处在一个能源消耗密集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很多的人都在买汽车、电视和其他的一些电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这对世界的能源，包括电力会产生的一个需求有多大。

　　第二，我们称为易采石油的供应将会比较难以继续。与此同时，需求在加速的增长，传统的一些油田产量正在减少。而未来的一些新的油气盆地在开发的时候，经常会受到限制，由于政府的考虑或者环境方面的考虑，虽然我们还有油页岩和油砂的其他资源，但是他们的开采成本和技术也面临许多的挑战。

　　第三，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全球密切关注的问题。使用能源意味着更高的二氧化碳排放，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特有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每个国家都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帮助我们为世界带来我们所能够贡献的技术。所以，我之后谈一些应该采取的行动，我希望能够在保持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护我们的家园和环境，而且能够采取更多的行动。

　　一是提高能效，在全球范围内，大概有一半的能源在产出的过程中，在转化和传输的一个环节。比如我们在汽车燃油消耗当中就有20%转化为动力，其余都以热量的形式损失了，这样一种能耗，在各个行业，不管是工业、建筑等行业都有存在，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能效。怎么样提高呢？首先，我们需要有新技术，但是我们有需要有政府的鼓励和政策、规定。我们也需要通过教育来使消费者有更好的意识，能够来使用低能耗的产品。

　　另外，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价格的差别，能够反映出产品和服务消耗能源的真实成本。中国目前在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来采取增加或者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是非常可喜可贺的。我相信中国能够在这个过程，在建筑标准、汽车燃油标准提高能耗，加入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做到这一点，中国就有机会实现跨越式的增长，超过一些原来是成熟经济体。

　　我们看一下石油的情况，大家可以从这张图看到，中国石油需求迅猛增长，中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第三石油进口国，中国原油进口量到2015年我相信可能增长1倍，到2030年进口依赖程度达到80%，属于降低石油进口依赖性，中国要尽可能利用本国的石油资源。在石油行业比较成熟的国家，提高石油的采收率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一个好的例子是在美国加州的南贝尔里奇项目，这个项目能够通过蒸汽注入技术把采收率提高到80%的水平，我相信在中国可以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把现有油田的采收率至少提高10%，通过这种方式，多开采出来的石油可以大约满足中国七年的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煤是需求最丰富、也是用的最多的能源，在中国煤需求是70%，中国煤燃烧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超过70%，甚至更高。煤对于环境有污染，但是我们必须要使用更清洁的方法，中国现在在使用清洁煤成为领跑者，中国将煤进行汽化，从而替代石油和天然气来生产化工原料。和这个传统技术相比，同样这个煤气化的技术能够提高煤发电的效率，而且它们能够消耗更少的水，产生更少的固体废物，排放更少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氧化氮、颗粒物等。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对成本的可能会有20%-30%的增加，所以只有通过政府的规定，政府的政策的落实，才能时我们把煤气化技术进行推广，把成本逐渐降下来。

　　如果我们用煤气化技术来发电，也使二氧化碳捕获变为更为容易，把这些二氧化碳进行地下储存，煤气化联营发电、煤气联合循环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要比传统火电厂低70%以上，当然这方面的所有工作都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干预，帮助达到这样的目标。所有的市场都有需求，要对他们的能源结构进行多元化，那么张部长也提到了这样一个目标，天然气是最洁净的一个碳氢化合物，中国在天然气需求还是一个初期阶段，但是对天然气环境效益有的比较充分的认可。2006年中国第一次进口天然气，进口量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会不断的增加，中国目前和日本，和韩国等天然气传统买家开展竞争，可以从澳大利亚和中亚进口天然气。所以，我相信这对中国的未来开发，未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好的现象。

　　刚才很多的人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目前太阳能和风能加在一起在全球的使用比例还不到1.5%，尽管这两个行业正在迅速的发展，但是和传统行业相比还没有任何的优势，因此我们鼓励新技术的发展和新项目的开展。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行动，中国计划到2030年将风能的发电容量扩大到3亿兆瓦，这相当于全球风能发电量的3/4，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需要更加切实的实现。

　　接下来要制定一个比较合理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法规，如果这个立法能够降低能源生产使用排放，能够进行国际间的协调，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中国取得的减排效果和美国、欧洲一样，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减排，经济上肯定受到影响。所以，我呼吁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使我们用最低成本进行减排。我们目前全世界所面临的能源和环境挑战，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而且也不仅仅是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经济成就所导致的问题。中国谚语说道，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需要业界和消费者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现在需要必要的解决方案，将这些出台的能源法草案，将会使能源行业更加开放，将会促进国际合作提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谢谢。

　　西室泰三：

　　谢谢。现在是提问和评论时间。

　　提问：

　　我有三个问题想提给张部长。首先，从贸易体系来进行支付转移，帮助开发碳储存和碳沉降技术的原形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第二，如何使中国经济有更低的成本，同时又有更高的能源效应。另外，在替代能源方面，我们目前在农村地区遇到的一个问题，在与能源和农业之间的冲突，包括在发电、发热这方面的项目，包括沼气方面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否现在比较有效。除了这个项目之外，我想请问，中国项目是否对扶贫也有帮助。第三，库琳达女士提到能源的能耗提高和环境保护，我相信一年半以前也在这里开过会，我们曾经提到必须要有合理的产业政策，来保证这样一个目标得以实现。我想问一下，中国正在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证这些企业能够真正的达到能源效率标准，这些企业目前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或者正在制定哪些方案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谢谢。

　　张国宝：

　　谢谢你的提问。关于碳会贸易和碳储存我的看法，首先我声明，你刚才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虽然不是经济方面的背景，但是我有工程领域的背景，但是在这个领域当中我还是一个外行。在工作当中也接触到了一些碳会和碳工程工作，现在中国有一些企业和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碳会的交易，也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整个能源当中目前所占的份额非常小，如果说它对中国的能源结构有多大的影响，我想目前的影响是及其微小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关于碳储存，我们中国也有企业参加了美国的未来电力计划，比如中国华能公司积极参与未来电力计划当中去。所谓未来电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捕获碳的排放。但是我认为，在短期内或者在近期内，在中国采用碳捕获技术，来减少对大气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还是极其有限。目前这项技术还处于初级的研究阶段，并且大大增加能源的成本，近期内的大量推广有效性不能期待太高。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

　　提到未来的能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我近期也在思考，对于未来能源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专家指出，后石油的时代已经到来，或者认为人们廉价使用过去几十年历史积累下来的白吃的午餐，就是廉价的石油时代已经过去了，也有这个论断。什么是人类的未来能源？现在各国都在致力于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我看到在核能领域当中，我们现在正在开发更高效的第四代核电，还有全世界都在联合开发可控核聚变的发电，这对未来的能源，也许不是现在，也许是50年以后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另外，生物质能的大量使用。我曾经说过，中国号称3000年、5000年的历史，我想恐怕2900年都用的生物质能源，只有100年用的是化石能源，长期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我想还要把利用生物质能能源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关于能源和农业，农村能源的关系，因为是翻译，我不一定把握的很准确。现在中国在农村当中，大力推广沼气，政府最近几年当中，也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援农户进行补贴，让他们使用沼气。比如说，我们前年还是只有10亿元，用于补充能源的沼气，对于每一户沼气的农户补助一定数额的钱，去年我们提高到了20亿元，大大增加了对农村的补贴。我也看过，在农村的一些农户，利用农作物的残余物进行沼气，用来作为家庭炊事，甚至于点灯的能源，效果还是很好的。在去年的7月份青藏铁路验收的时候，我和马凯主任一起到了西藏，当时我们印象西藏高原寒冷的天气多，沼气应用可能不一定很合适，但是我们沿途看得几户农户，使用了沼气，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们把牛羊的粪便放在沼气池里面，开始因为天气冷不好发生，把它放在种植暖棚蔬菜当中，发出的沼气可以作为农户的能源，剩下的沼液又是非常好的肥料，我亲眼看到在西藏有沼气的温室里面种植出非常好的黄瓜和西红柿。所以，沼气在中国这样的农村，加以推广应用，或者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有很好的前景，而且村子的环境卫生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关于提高能源效率，这对于我们中国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按万元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来看，尽管国内的专家对这个数据也有不同的认识，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技术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很多产业的单位能耗高于国际标准。所以，我们努力降低单位产品能耗。比如每发一度每千瓦时的电所消耗的煤数量，或者是生产一吨水泥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或者炼一吨原油所消耗的能源数量，都是高于国际上先进标准，这些是我们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中国发展的空间，就是我们在节能方面可能比发达国家具有空间，可以更多的降低能耗。比如说中国有大量的水泥厂，我们每年年产水泥在10亿吨以上，多年居世界第一，但是水泥的余热利用非常之低，完全可以用余热进行发电。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国家发展委员会制定了节能减排、节能降耗的具体措施，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

　　从宏观上调整产业结构，比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到微观上引进或者开发新的技术，来降低能耗。我们还有一个1000家最高能耗企业的降耗指标，这是我们从日本学来的，也是我在发展改革委员会上提倡的，我看到日本有把全国头100家最大的耗能企业制定强制性的降低能耗的要求，这受到的效果很好。我们国家发改委有一个节能司也在全国筛选1000家最主要的耗能企业，规定他们在一定时期内降低能耗的指标等等。这是都是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谢谢。

　　西室泰三：

　　非常感谢张主任，谈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像一些新的可再生能源的资金注入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谈到了包括G8的会议，在今年7月份也会谈到相关注资的问题，有关可再生能源构建的问题。非常感谢。

　　库琳达：

　　我只想补充一点相似的观点。火电可能会在全球成为CO2处理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实际上我想对中国来说，可能应该在碳成量追求一个最先进的技术，但是中国现在有全球最好、最大的火电厂建设过程当中，要对一些传统火电厂二氧化碳碳进行捕获，不管通过在京都还是在G8的会议上找到一些替代的方式，让我们如何进行更广泛，从源头上减少排放。所以，这也是我的个人呼吁，因为我们等的时间越长，就会失去这样一个机会，每天在中国或者其他的国家都有传统的火电厂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提问：

　　对于中国来说技术的蛙跳是前进的一个机会，尤其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机会。我想请问，把我们相关交易所机制建立起来以前，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比如我们建立一个从全球多边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行建立一个100亿美元的出资，再从私营部门再得到同样的钱，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基金，允许一些过程，包括中国在其中获得一些资助，在技术上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我们可以在未来进行更先进的排放交易，而不是现有的交易，这里不仅仅存在技术蛙跳式的机会，同时还有非常好的融资的机会。我想听听两位发言人的观点。

　　库琳达：

　　我想对于壳牌公司参与了一些项目，包括对于地下的二氧化碳的沉降、太阳能的开发和我们在自己的化工厂、石油厂作的一些项目。现在对于二氧化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公司来说没有一个足够的机制或者动力来做。比如二氧化碳的许可每吨50-200美元交易的成本，所以说必须还要获得其他渠道资金的出入，包括来自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资金，今天相关的技术和相关的机制建立，还有一些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从头开始做，一步步来做。对于我们传统的石油行业来说，必须保持我们的兴趣。同时我们还要看一些商业化的技术，我们必须先把这些技术做出来，或者继续进行这样的工作，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张国宝：

　　贺田先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于他提出的建议我们在会后可以认真的研究一下。但是我要说的一点，当前中国的发展，各种产业发展资金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和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关键是一般性的商业资金，还是优惠、低率的补助资金，这要区分开来，如果是一般性的商业资金，我想中国的银行和世界上的各种商业银行，资金都比较的充裕。如果建立的基金，100亿出资也好，或者比它更大、更小一些，是低于商业银行贷款的优惠资金，那或许会有人感兴趣。比如对一些能源的补助，像德国政府鼓励居民更多使用太阳能，对在自己家里装置太阳能装置，或者是太阳能发电的，政府都给予了资金的补助，极大的刺激了一般普通家庭，装太阳能发电装置的积极性，所以德国大量买太阳能电池。但是这个资金是一般的商业资金，并不是给予无偿的补助或者是激励性的资助的话，我想可能性作用不是太大，现在矛盾不是缺资金，而是缺优惠的资金。

　　西室泰三：

　　非常感谢。我们想应该进行合作，才找到共同的合作有效的方式，这是在G8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刚才张部长谈到了在德国鼓励使用太阳能的措施，其实3年前在日本也进行了这样的激励政策。在日本的太阳能使用，也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实际上，日本对于家庭使用太阳能电池出台了很多优惠的政策，现在这个政策的时间有效期是5年，现在政府又决定延长3年，进一步加强太阳能的使用。所以，我们要考虑不同的可选方式，第一是找到合适的资金，第二是为这些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寻找最可行的方式和积极的措施。不管是新的技术，或者是未来可用的新的节能减排的技术，我们都需要这样做。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公司也有很多的角色可以扮演，比如说现在的东芝公司和清华大学结成了一个有关减排技术地区研发项目。所以这些各个公司的合作进行的努力，可以和政府部门的合作结合在一起，为未来的减排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胡鞍钢：

　　祝贺国家能源局成立，张主任承担重任。他刚才讲了六点，我对第六点非常感兴趣，但是他没有更多的展开讨论。我的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包括污染问题都不止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中国已经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将来可能成为第一大生产国或者消费国，作为中国怎么样来承担他所承担的大国的责任，特别是中国如何来参与全球性能源治理，这也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能源安全的供给全球性治理。二是全球性的能源技术，特别是节能技术的合作。三是全球的气候变化。但是现在全球能源治理结构和机制组织，是基于OECD的国际能源署的机制，很显然，这是几十年前成立的一个机构，已经不适应于全球能源治理，对此，从中国的角度，或者从中国政府角度，如果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全球能源结构治理。今天的会议上，也有来自OECD国家的代表，我们也希望OECD的代表，能够对此表示一个态度。因为，我们在一个多月以前，曾经也和美国的能源部和其他的机构，包括美国的国务院，他们明确表态希望改变这种规则，对此能否请张主任就这方面的全球治理，中国的立场、观点和目标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张国宝：

　　首先我非常感谢你的祝贺，你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正像刚才几位包括库琳达女士都提到，现在全球是在一条船上，我们广泛的使用一个词儿叫地球村，因此节能减排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球必须努力的一个目标。因此，中国积极参与了国际上所有节能减排的活动，比如说中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积极签字国，现在参与了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谈判。现在经过国务院批准还特意设定了一个办公室，就叫节能减排办公室，并且由一位副主任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就是过去我们国家的环保局的局长谢振华先生专门负责参加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说明我们对节能减排国际谈判、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

　　你刚才提到了将以什么姿态来参加全球资源结构的治理，我想中国会作为地球村一个有责任的公民，来积极参与世界上所有节能减排的活动。这个态度是非常的明确。并且在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当中，把国家发改委内部的职能，有减有加，主要加强的包括了像类似于气候变化公约的谈判、节能减排工作，这是我们国家发改委在今后宏观管理上所需要加强的一个职能。

　　关于参加OECD的问题，中国始终是愿意参加国际上的很多类似这样的组织活动，比如说G8先进大国的国家，后来又搞了一个“G8+3”，把中国、印度、巴西加进去，我们也积极参与“G8+3”能源部长会议。由于OECD国家的定义原来的门槛比较高，要求人均收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自己感到，按照现在的标准，中国不够参加OECD。如果OECD能够降低标准，吸纳中国这样的国家参加的话，我们乐意积极的成为它的成员。

　　胡鞍钢：

　　如果OECD的代表参加今天会议的话，把中国成为OECD组织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的含义。

　　张国宝：

　　我刚才回答也是这样，他们一直把我们自己一个准成员或者非正式成员，类似于“G8+3”，我们不是G8，但是我们参加了“G8+3”的会议，这跟我们不是OECD的会员国一样，他们邀请了我们，我们也积极参加了他们的会议，至于我们能不能成为他们认为合格的正式成员，那不是取决于我们。

　　提问：

　　我们回到了碳捕获的问题，我们有这个机会用相关的技术，来降低这方面的成本。但是可能是不是处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只能采取一些渐进性的技术，让这个成本逐步的降低呢？

　　库琳达：

　　对于碳捕获和储藏来说，又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技术的突破，可能带来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在寻找这方面的突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新的工具了。我们希望有一个比较洁净来源，我们同时相关的设施还需要靠近采输的地方，因此需要就近的进行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工作相当的艰苦，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能力把成本逐步的降低下来，对采取这些措施的政府和公司，会获得最终的收益。谢谢。

　　提问：

　　有三个小问题问一下张主任，第一，新成立的能源局是否参与能源价格的制定？第二，您刚才提到的能源调整的问题，你认为如何利用价格机制来促进能源机构的调整和能源的节约。第三，温总理在政府报告当中提到，控制资源价格是一个临时措施，您认为在什么条件下，政府可以更多的利用价格机制来促进能源节能和能源结构的调整。

　　张国宝：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媒体经常提到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回答的问题，也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第一，关于新的能源局职能当中，是不是能够参加能源价格的制定。关于新能源局最后职能的界定，现在还在磋商阶段，正在和中编办谈职能界定，现在说的都是不算数的。国家发改委内部有价格司，对于涉及国计民生最重要的物资产品还实行了定价，尽管范围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重要的能源价格，像电价、汽油价格，都是由他们协调制定，当然煤炭价格已经放开了。关于能源价格要不要放到能源管理部门来，还是放到价格管理部门来，始终是机构设置当中争议的一个问题。我现在个人的态度是这样的，新成立的能源局不谋求能源价格的制定，但是我会向认为应该调整能源价格部门提出来，请他们决策，或者当价格部门提出对能源价格调整意见的时候，能征求能源部门的意见。这是我目前的立场。但是这都不算数的，因为还没有定下来。

　　关于如何使用好价格杠杆来调整能源消费结构，这是作为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一个尝试，价格具有导向作用，我们把它叫做价格杠杆，价格高的时候可以遏制消费，价格低的时候可能鼓励消费，所以适当的支持、制定能源价格，有利于导向能源的价格。在价格的高低当中应该反映出资源的短缺或者富余。但是因为中国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制度影响，在变革过程当中有一个过程，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价格现在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包括我刚才提到的煤炭，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迈出的步子。但是确实，您的问题当中隐含了很多我难以回答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现在的汽油价格能不能完全放开，目前来看，我们和国际还没有接轨，如果接轨的话，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结构当中需要调整的问题。

　　从整个方向来说，应该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前进、去努力。但是步骤如何迈得稳妥，和结合当前价格的走势寻找合适的机会还是很重要的，不能说市场导向急于求成，马上全部接轨，那可能对社会造成震动比较大。也需要周密的设计，比如说汽油价格上涨以后，或者柴油价格上涨以后，运输费用如何相应的调整，对暂时不能调价的弱势产业，像出租车行业，像捕鱼的渔民、农村农民对于他们有效进行补贴，这些都需要有效的调整。比如出租车价格，有人说把出租车价格相应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像现在的出租车每公里是1.20元，调整到1.50元的话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出租车司机说，现在1.20元有人坐我的出租车，如果调到1.50元的话，就没有人坐我的出租车。所以他们宁可要补助，但是这需要选择适当的机会和时机。

　　但是总的来说，你刚才提到的第三个问题非常好，整个经济运作的方向最终应该按照价格规律来办事，最终做到根据市场的供需来决定价格。同时，通过这个方向调节供需矛盾，这是对的，但是这个实际要根据社会的承受程度循序渐进。但是我知道有一些经济学家，希望这个步子来得快一些。

　　西室泰三：

　　非常感谢参加今天会议的参与者，尤其是库琳达女士，感谢你专业方面的贡献和警示。我想这个会议重要的一点或者一个特点，既是我们所有在座的都知道，就是中国成立新的能源局这样一个机构，我们看到张部长是新的能源局的局长，我们真心希望您的工作，能对能源局的工作展开取得更大的进步。谢谢。

　　第二单元：中国环境保护的目标与措施

　　主持人庞约翰（沃达丰集团董事长）：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今天，很荣幸作为这一阶段的会议主席，我50年代在伦敦长大，在做学生的时候看到美国的崛起，所以我认为中国现在在考虑环境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关注这样的问题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解决这个问题是可喜可贺的。

　　周部长所带领的环保总局环境保护部也是很重要的部门，他本人在领导这方面的中国环保工作，之前我们知道环境保护部前身是环保总局，我们在中国看到中国在环保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和关注，政府也在鼓励各方面的环保工作，包括大学院校也采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认为在接下来的5年中会有很多这方面的投入和工作来进行环保方面的努力。我们在这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全国上下的协调应对机制，我们必须要能够对我们这些有限的资源，包括水和土地进行有效的利用，对环境变化进行有效的应对。

　　我们非常高兴以及我们相信中国在这方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第二位讲话人，德国技术合作公司总裁埃森布莱特先生加入我们的讨论。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人群或者人口流动最大的一个国家，我们预计在2050年的时候，中国将会有6亿人民在整个国家内进行移动，从乡村转移到城镇。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来进行思考，来进行应对。比如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环保方面的计划，包括东滩生态城我的计划，这个计划将会在2010年完成，东滩城有8千公顷的面积，在上海的崇明岛上，这个项目将会使得人口增加的同时，单位能耗不会发生增加，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项目是对环境很有效的，而且能够降低能源的需求。同时，这个项目也提出对于能源的用电或者用热方面的能源，不会产生新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在我看来这个项目非常有前瞻性，也是很有创意，也显示中国正在采取措施来提高能源的效率，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得到祝贺。

　　第二位讲话人是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的总裁埃森布莱特，当然他在履历表上已经有很多的头衔，他在很多的国家在100多个国家一起与这些国家的机构进行环境和技术方面的合作。他们在一些20多个项目中有100多个人正在参与，埃森布莱特博士也是上海同济大学的荣誉顾问，所以我相信埃森布莱特先生也能够给我们很多好的观点。

　　首先请周生贤部长发言。谢谢。

　　周生贤（环境保护部部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我很高兴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8年年会，这次会议与中国2020发展目标和政策取向为主题，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借此机会我愿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谈点意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近10%，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3%左右的增速，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家财力空前提升，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主要问题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环境代价，主要污染物排放超过环境承载的能力，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普遍存在，固体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物等污染问题也很突出。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因此，我们当前的环境特点具有结构性、压缩性的特点。

　　环境问题当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经济稳定、影响民生的重要问题。我们确定了2020年全面建成汇集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中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5-14.9亿，城市化率达到55%，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产生量将比2000年分别增长约1.3倍和2倍，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全面进入小康阶段，消费结构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给环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可以说，未来一段时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资源环境矛盾的凸显期。如果不能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风险，国家环境安全将受到威胁。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环境保护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正是基于对我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把环境保护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七大，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转变发展方式，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请大家注意，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实现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的观点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些重要的战略决策表明，环境保护进入了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当前中国政府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党中央、国务院反复进行了研究，在我们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个会议上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要处理好这个关系，当前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这三个转变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并重转变，这是总结了我们过去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

　　第二，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向环境保护、经济发展同步转变。总理说，我们研究经济问题就要同时研究环境问题，这样把环境保护的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第三，从过去主要行政办法来保护环境逐步转向，既依靠行政手段，又依靠政策、法律、经济、技术等综合手段来保护环境。这三个转变是方向性、战略性、历史性的。因此，后来人们把它称之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转变。这也是当前我国政府在环境问题上最重要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

　　通过积极推行三个转变，我们也叫历史性转变，目的是把环境保护融合到经济发展之中，坚持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这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从此，环境保护事业，应该说当前的中国环境保护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战略任务是加快推进这三个转变，直至到环境保护完全融入经济发展之中。

　　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我们必须探索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我们党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市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以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全社会走向持续和谐发展的道路。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建设生态文明不同等于传统意义上的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而是修正工业文明的弊端。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避免沿袭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活方式，努力探索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

　　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努力减轻环境污染，遏制环境污染就必须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将污染物排放作为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环保战略。我们已经确定到2010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减少10%，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它既要控制增量，又要减少存量，表面上是10%，实际上工作量要高达30%-40%。

　　经过各方的努力，2007年污染减排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06年分别下降了3.14%和4.66%，实现双下降，出现了重要的拐点，表明推进历史性转变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中国正确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是搞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键。我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我个人理解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燃烧，烧掉的资源留下的污染，产生的GDP。而我们坚持的又好又快的方针就是烧掉的资源要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小越好，最好是零排放，当然GDP能高多少就算多少。所以，前者是资源节约，后者是环境友好，合起来就叫“又好又快”的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应该不是对立的，对立起来就不好做工作。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环境保护完全融入经济发展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这样就会形成良性循环。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说明这一点。

　　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环保工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看到，我们的污染减排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今后要进一步加大污染减排的力度，在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政策减排等各个方面都要全面深化各项措施，将减排与环境质量挂钩，力争通过污染减排从总体上遏制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使部分地方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为逐步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我们确定了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总体工作思路。把污染防治作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把群众的饮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力量、狠抓落实，解决一大批危害群众健康或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的环境问题。针对部分流域水污染严重的问题，我们提出让不堪重负的江河湖海休养生息，这是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实现休养生息就是要大力削减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严禁向水体排放有害有毒的物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饮水水源地的保护，加快工业和城市污水处理的步伐。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努力让江河湖海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不断的对发展的政策或战略进行调整。在发展政策上要抓紧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环境经济政策。促使鼓励发展的政策与鼓励保护环境的政策充分融合，在发展布局上要遵循自然规律，开展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工作，根据不同地方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按照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要求，确定不同地区的主导功能，引导各地合理的选择发展方向，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在发展规划上，要进一步优化重化工工业的布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中国面临的环境压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应当像控制人口、保护耕地一样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严格的法律法规，环境标准，训练有素的执法队伍和行之有效的执法手段。凡是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能力或产品一律淘汰，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允许兴建，凡是超标或者超过总量质量指标排污的工业企业一律停产治理，凡是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实行区域限批，凡是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要受到严惩，核心要求是杜绝一切环境违法行为，让任何对环境造成危害的个人或单位补偿环境损失，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一再出现。

　　为了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环境保护是全民族的事业，必须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聚集保护环境的社会力量。一是广泛开展环境的宣传教育，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的宣传环境保护的知识、政策、法律和法律法规，弘扬环境文化，倡导生态文明，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二是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开环境质量和环境信息，环境管理或企业的环境行为。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要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者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的意见，接受舆论的监督。三是形成科技创新与科学决策的机制，不断加大全球性、区域性、流域性等前瞻性的重大环境问题的成因与演化趋势的研究，组织开展科技攻关，形成国家、地方政府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监控预警技术体系。带动环境保护体制机制的创新。四是健全公众参与的制度，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为各种社会力量参加环境保护搭建平台，鼓励公众检举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五是加强基层单位担任的环保工作，把环境保护作为社区从政建设的一项要求，引导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环境保护是每个公民在享受环境权益的同时，自觉的履行环境保护的法定义务。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重要内容，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发展，主张环境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让我们携起手来积极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的挑战，为全世界人民享有美好的明天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庞约翰：

　　现在请埃森布莱特博士发言。

　　埃森布莱特：

　　主席先生、周部长，各位尊敬的客人们，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在今天下午和各位进行思想的交换，主要是就环境的可持续性及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行探讨。

　　首先我想特别感谢本次论坛的组织方，我们来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朋友，以及相关的主办方和赞助商，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中国发展论坛，我想这也符合我的角色，每次在讨论当中都需要引入一下来自欧洲大陆的视角。在中国发展论坛的背景之下，我们总是审视这样至关重要的目标，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在谈和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一些，过去两年当中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想强调可持续今天的第三个支柱，也就是环境问题。在北京再次相聚，我们可以看看过去中国成功的走过了这一年，同时我们可以期待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夏天举行，中国将是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中国已经宣布这一次奥运会的一项支柱是绿色奥运。虽然在奥运会举行之前，有着相当的讨论或者一些怀疑态度，但是我相信这次奥运会将成为一次证明，证明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的承诺和责任不断增加的趋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环境标志，包括一个树冠和人的轮廓，这样的形象是大树升向开空，这样一个图像代表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就是自然和人类的和谐和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让我们来理解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专家们探讨的议题，也不是官方文件或者战略讨论所涉及的话题，实际上可持续性对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所有公民来说都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因此，都应当在文化和更为广泛的政治层面进行讨论。所有参与的人群在感情和直接上的参与，环境问题将会陷入所谓的专家陷井，可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在10年之前我们作大量的努力，来改善中国的环境。我们通过实施大量的环保的法律，同时在很多领域取得显著的成功。比如北京的空气质量取得了巨大的改善，现在在超市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生态产品，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一个健康环境的重要性。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摆在我们面前需要去做，我想刚才周部长已经谈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下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一步，是进一步实施全中国的国家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让它汇集所有社会中的人群。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生态环境有一定实时性的了解，同时我们要知道社会形成规范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讨论可持续的时候，必须要推进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同时培养社会责任感，不仅仅是国家，同时各个产业和每一个公民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德国不管是规模大小、人口还是环境结构方面跟中国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之上，我还是想让大家看看德国在环境方面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政策方面的发展历程。我想跟大家讲讲从现实当中所引来归纳性的故事。德国在二战之后，它的快速经济复苏被称之为是一个奇迹，那时候我们主要依靠重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它虽然给我们的人民带来更好的收入和更好的社会福祉，也给我们的地表水源和河流、空气带来严重的污染。随着污染范围不断的扩大，以及相关的健康问题不断加重，它也让我们的政治当局首先引入并且实施强制性的控制政策，尤其是在空气和水这样一个领域。那时候主要关注是进一步实施产业性的水污染、水补偿的原则，同时也提供一个非常广泛的使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设备和工具的税收优惠。

　　在德国的联邦系统当中，相关执法和实施的责任是由地方政府执行的，那时候没有人使用环境这样一个术语，它并没有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或者覆盖范围比较广的概念，直到1970年，那时候把相关环境的议题并入到各个党派的日程和官方的政治讨论当中，同时建立联邦对于环境保护的机构。比如在1974年，我们建立了环境保护部，1974年建立相关的政策科学顾问委员会，同时我们还建立了各个州的部长环境会议机制，也是在去年建立的。在上世纪70年代对于水和空气的严重污染，在西德逐渐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虽然当时生产的成本不段提高。记得我年轻在莱茵河的时候，因为污染比较严重，鱼是找不到的。但是，现在虽然仅仅过了20年，我们仍然可以在莱茵河里捕到三文鱼了，这确实证明了我们的政策的成功性。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环境政策看到了从强制性的控制，慢慢转到预防和合作的方向。主要的法律法规都被进行了修改，主要是首先关注预防的问题，并且希望能够从源头上避免污染和废物的产生，从成本的来讲对于生产商来说带来非常有效的可选方案。在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立”核电站灾难的问题，使得环境成为国家政治界当中的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在德国成立了联邦环境部。

　　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的统一带来新的挑战，如何调整和协调不同的环境标准，在全国予以实施，同时要进行大量的财政投入来进行实施。同时我们还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的监管框架的定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德国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希望能够建立现代的更富有雄心和前设性的环境政策。环境问题同时也并入到其他的政策当中，包括经济、能源和技术。在这样的理念之下，我们2001年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是独立的机构，它主要是由社会当中各个的显赫人士组成，他们向政府进行报告，除了报告那些积极的成果之外，还包括可持续发展当中在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个基本做法，我们必须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政策和环境问题，这样取得德国可持续发展。所以，过去的传统说法就是可持续性主要是关于环境的问题，已经被大家抛弃了，现在我们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环境方面来说，除了预防和水污染、水补偿的原则，合作也成为德国环境政策当中的指导原则。德国政府现在正在试图让民间和企业界能够进行更积极的对话，制定相关的环境政策。我们认识到公众对于相关政策的接受程度，对于成功的实施这些环保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有着良好组织的非政府和企业界的组织，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推进相关环保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德国有大概100多个自愿性的协议，是由企业界签订的，包括对于臭氧层的破坏产品的减少和CO2减排的各种各样的协议。

　　在生态环境的辩论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论断，如果我们太重视环境问题的话，可能会让我们的经济表现出现一些衰退的情况，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在德国发现，恰恰相反的情况才会出现，这一点我会保证。也就是说，环境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发动机，它现在在德国提供150万个工作机会，以及占到全国几乎4%的就业。同时，它也成为整个现代化、创新和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的推动力量。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同时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界已经被创立起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进入这个行业，甚至超过德国传统的汽车行业的总人数。对于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来说，现在大家都把环境保护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的环保意识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已经大幅度增长，现在有时候如果你把相关的产品贴上标签称之为环境友好型产品会帮助它的销售，这样的市场会不断的增长。

　　因此，我想说明的是你不仅仅需要强制性的控制措施，同时还需要预防和基于公共认识的合作项目。当然从商人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我觉得你们需要对包括生命、环境意识方面的软问题的投资。不然的话，就可能无法得出真正意义上非常好的商业发展的战略。同时，我们还非常重视全球市场上的环境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商业，还意味着对于相关问题挑战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

　　环境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在覆盖范围上是跨国的，同时也需要联合性的国际回应。只有了解并理解大家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之处，我们才能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和协调。在午餐的时候，在之前的会议当中我们的杨洁篪部长和之前的发言人都谈到，从京都议定书通过巴黎会议一直到未来的哥本哈根会议的路线和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进程，那些还没有加入到这个进程中的成员或者是国家，他们应该赶快加入，他们会发现最终来说它的成本比不加入要低得多。

　　我们这个会议的题目是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社会，这是我们共同享有的梦想，我们必须要进行通力合作，让它成为现实，使得我们成为相互联系的全球社区。我相信中国将能够有能力处理这些重要的问题，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作为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会继续和中国的讨论，同时会继续在这个领域进行我们的合作。非常感谢。

　　庞约翰：

　　非常感谢埃森布莱特博士，现在大概25分钟的时间进行问答，大家可以提问。

　　胡鞍钢：

　　首先我们祝贺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国家环保部，而且周生贤作为第一任部长，承担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环保挑战。我的问题是，刚才埃森布莱特先生介绍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谈到德国环保产业已经成为新的发动机，创造的就业岗位是150万，占德国的全部就业人数达到4%，而且也成为创新产品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您作为国家环保部的部长，一方面是要让他们减少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创新、制度安排和政策能够发展中国的环保产业、环保产品，进而成为世界最有潜力的环保产业的市场。谢谢。

　　周生贤：

　　胡鞍钢先生是一个高产的理论家，向来对环保工作非常关心，也是我们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特别是对环保机构的变动也十分关心。“两会”以前，我在总理的案头前发现一封胡鞍钢先生请求把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的一条建议，看了以后我很高兴。所以，借此机会，首先对您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然后回答您的问题。

　　您提出的环保产业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阶段环境保护部门的任务，在中国当前的国情的情况下，即便是环保总局变成环境保护部也不能包揽一切。因为从我们的直接职能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直接组织的进行的工作，比如污染防治等，有一部分是由我们牵头去组织和推动的工作。比如环保产业，这就是我们牵头去推动，更多的依靠市场、技术、竞争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政府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政府要从环境经济政策入手，来解决振兴环保产业的问题。前不久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比如将制定环境税，制定有利于发展环保产业的收税政策、贸易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这些工作都是在正在进行过程中，一旦出台并加以落实我想一个强大的中国环保市场很快就可以形成。在这里我也希望国内外的有识之士，来中国环保市场、环保产业投资，这肯定是一个互利双赢的结果。谢谢。

　　提问：

　　我想接着上面的问题再说一下。首先对周部长表示祝贺，因为在环保这方面许多国家还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和工具，没有这样的能力来真正创造一些机制来做环保工作。所以，我想请部长再介绍一下新的部委职权有哪些方面，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来应用，以及在省这一级和其他地区层面上，和发改委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与其他国家谈论环境保护方面计划的时候，贵部的一些观点和立场。谢谢。

　　周生贤：

　　你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遗憾的是我只能给你回答使你满意50%，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会”刚刚结束，人民代表大会刚作出成立环境保护部的决议，在大的职能方面作了一些决定，现在三定方案还没有出来，你说到具体哪些职能包括跟发展改革委的关系，都是在进行三定方案的时候才能定下来和区别开来。但是，有一条我可以告诉你，改部和原来的环保局应该说在内涵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它本身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民众对环境保护工作认识上的一个飞跃。为什么过去没有认识，过去没做现在做了呢？因为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中国在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再不加强环境保护会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成立环境保护部提高了环境保护的地位，这是从认识上来看。

　　第二，我刚才介绍的，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对外、对内的环境政策的主张是三个转变，变部以后会成为推进三个转变的组织保障。

　　第三，借此机会还可以解决地方环保部门存在的机制、体制方面的一些困难。总而言之，这是一次对环保工作来说是难得的机遇，虽然三定方案还没出来，但是我可以断定新组建的环境部，在以下四个方面肯定是与过去不一样。一是职能要转变，二是工作方法要更新，三是工作重点要突出，四是工作效率要提高。谢谢。

　　提问：

　　我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想请问周部长一个问题。周部长在讲话中提多我们要向人口政策、土地政策一样，用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我想问的就是“最严格的”，相对于什么而言是最严格的，因为我们的人口政策、土地政策、耕地保护，本身的制度设计确实是最严格的。但是，如果环境保护政策在制度设计上，环境保护标准上最严格的，无论从发展阶段、从技术水平、从公众的意识方面来讲，恐怕现在还不具有这方面的可能性，我想是不是“最严格的”前面是不是需要有限定词，比如说对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来说是最严格的，是不是跟我们现在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当中是最严格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周生贤：

　　您提的问题很重要，确实你处在研究单位，研究得比较深刻。我这里所说的最严格的环境政策是相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当前一个发展水平，特别是我们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当中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我们国家总体而言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绝不宽容污染，但是也要从实际出发，比如大量的产能过剩，还有一些违规生产，主要是通过价格、税收、市场的角度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样对发展稳定，对我们环保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谢谢。

　　提问：

　　我想问德国代表一个问题，考虑到中国目前面临的这些环境方面问题，我想问一下根据德国的经验，有哪些最好的范例或者实践可以供中国来借鉴，在它的规划中加以参考和利用。谢谢。

　　埃森布莱特：

　　我想可能在这方面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供中国使用的现成解决方案。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很快的经济体当中，对于中国比较重要的来说，应该是找到它自己的一种方式，如何把这样的工作能够从中央落实到地方，进行一个分散化的分布和部署。同时如何加强在小学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对环保更加有意识。同时法律法规也需要更加的尊重环保，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缺陷的话，法律法规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所以，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最重要的我刚才提到的环节是首先从法规开始，然后是需求，然后是来合作，共同的防治污染。在这方面政府和整个公民社会必须要共同努力。当然我在这方面不想说这是最好的范例，但是我们在德国的一些经验，包括垃圾处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包括垃圾分类的做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我们的市民必须要能够分清哪些是可降解的垃圾，哪些是可回收的，一开始推广这个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并不是开展得很好。

　　中国当然不会被强加要求实行这样的计划，我相信中国在一定的时间，在恰当的时间内必须要有这样的做法，来鼓励公民这么做。从小孩开始抓起，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来说明，你如果想要建立生态方面的意识，除了法律层面上的保护之外，我们在业界和政府之间也必须要有一种配合，我们必须要把所有这些环节都连在一起，包括社区层面上的，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做好工作。刚才提到的教育，还有这些转变，刚才周部长提到的转变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刚才提到教育是一个比较好的、有益的解决方案。谢谢。

　　提问：

　　我想跟德国的代表继续讨论一下，你之前提到的德国来净化河流，把鱼放回河流的做法，我认为很有意思。你也提到从巴黎到哥本哈根的经历，有很多的企业在关注，有很多的政府在做相应的部署。我们并不应该等待，把这个看作不是很重要的软性问题来等待，我们必须要让中国也参与到这样的过程中，想要邀请中国参加一系列的会议，所以我非常高兴听到周部长在他代表新组建的环境部讲话的时候，他提到他们非常欢迎这样的一种参与和合作，我们只是想来鼓励中国能够更积极的参与全世界这方面的讨论。在过去的多年中，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我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加入我们，这一点如果能够发生的话，我们会感到非常高兴。谢谢。

　　埃森布莱特：

　　我之前提到在长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持续性的转变，不仅仅是通过开国际会议来对这个法律法规进行实施，我们还必须调动社会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忘记国际会议，必须要考虑有其他并行的转变过程，这是我在讲话中希望强调的。谢谢。

　　提问：

　　我有一个问题问德国的专家，农业部门对环境产生的污染，我不知道德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经验，比如农业中使用化肥、农药对水资源的污染。

　　请问周部长，从环境保护部对我们农业造成的污染，有没有一个评价，到底严重程度是怎么样的，这也是非常难管的一个领域。

　　埃森布莱特：

　　我在化肥和农业污染方面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非常清醒的认识到，人们能够非常清楚的认识农业对环境污染的前提下，他们会作相应的工作，他们了解到比如对水、土壤有一定的影响，比如你过度的来使用化肥，我想现在有一些新型的环保化肥可以来使用，可能并不会对环境造成威胁。当然我们在这方面需要有更多的新技术，通过这些新技术，我们能够比较大程度的来减少化肥对环境的影响，做到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并行。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使用化肥，在德国和欧洲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没有过度的使用化肥。

　　周生贤：

　　张先生您是专家，在你的面前回答农业问题有点班门弄斧，讲得不对的地方请谅解。农业的面源污染，当前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严重的。它的防治难度也很大，农业面源底数说实在也不轻，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农业的面源污染已经和工业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的污染，加上农村的面源污染已经构成了当前中国污染的主体。怎么解决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呢？我刚才讲了，它已经相当严重，我们的底数也不轻，我们启动了为期三年，现在已经搞了一年的污染源的普查，把农村面源污染作为一个重中之重，把底数搞清楚，然后依靠专家、学者研究如何进行防范，这个工作已经作了安排部署。对于农村面源污染，底数虽然不轻，是不是长期放任不管呢，也不是，很多部门已经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比如农业部这些年来组织的测土配方施肥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环保局从村容村貌和生态建设方面，也抓了这方面的工作，最近还要在浙江的“藤头村”（音）召开农村污染防治的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谢谢。

　　庞约翰：

　　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由我来感谢一下周部长，感谢他出席今天下午的会议，感谢埃森布莱特先生的讲话。我也想祝贺周部长能够在新的部委里做到每一项工作都很成功，能够在中国环保工作方面有更加长足的进步。我相信奥林匹克马上要到了，我希望中国在奖牌方面也会有大的作为。谢谢。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