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必须有能力将它的普遍命题的大钞票换成接近实事分析的小零钱。”这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一句名言。这句名言含义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启发呢？
胡塞尔生于1859年。当他进入哲学研究领域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走向没落。
以1781年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和1817年黑格尔《哲学全书》的出版为标志，在短短几十年间，德国古典哲学家们承前启后，建立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以至后世的研究者把这一阶段称为“思想体系的时代”。构建哲学体系在这一时期一度成为一种时髦，甚至许多尚处于求学阶段的德国大学生也热衷于此。黑格尔建立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空前庞大的，尽管其中包含了辩证法、逻辑学等“合理内核”，但其建立哲学体系的方式——以“绝对精神”的演化和自我实现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却遭到后人的诟病。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更是将黑格尔的思辨斥为“哲学的堕落”。胡塞尔本人虽然没有公开批评过黑格尔的哲学，但他拒斥普遍命题的“宏大叙事”、提倡“面向事物本身”作具体分析的治学方式，显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一种反动。
胡塞尔“换小零钱”的治学主张，可以在中文语境中找到一个类似的形象提法——“解剖麻雀”。麻雀是一种小鸟，在体型上比不上雁、鹤等大型鸟类，但在结构上却一点也不简单，正所谓“麻雀虽小，肝胆俱全。”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们就将那种从具体问题入手，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最终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效果的治学方式称为“解剖麻雀”。毛泽东同志终生都喜欢用“解剖麻雀法”来研究问题。他曾经指出：“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解剖麻雀”的范例比比皆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回顾中外思想史上的这两个案例，自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感于当下国人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不良学风，即热衷思辨、贪大求全：喜欢引进或提出一些大而不当的抽象概念或普遍命题，然后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地构造出某种看似博大、实则空洞的“哲学体系”或“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在形式上倒很有几分“回到黑格尔”的味道。不过，这种充满概念、命题演绎的宏大体系,既缺乏“合理内核”，又缺乏现实基础和生活气息，往往只能成为一些“圈内人士”自我欣赏与把玩的“宠物”，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共鸣，也不可能在学术史上找到一席之地。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这一定义表明：哲学思考和哲学问题常常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和抽象性，“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搞不好哲学研究的；概念的辨析、命题的演绎等固然是哲学表述的重要方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好的哲学研究往往强调大处着眼与小处着手相辅相成，一般性的哲学命题与结论离不开具体的个案研究和实事分析，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哲学在其本质上并非“概念哲学”或“意识哲学”，而应成为“实践哲学”或“生活哲学”。纯粹思辨的哲学体系就像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是难以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
也许可以这么说：哲学研究中向来不缺乏进行“形而上”思考和“宏大叙事”的冲动，但哲学研究更需要一种“换小零钱”和“解剖麻雀”的意识与能力。培育这种意识和能力，是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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