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历来是军队改革的“重头戏”,也是矛盾突出的“硬骨头”。究其原因,重要的一点就是往往要等到越来越滞后于形势任务发展变化的要求,等到矛盾累积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才下决心对体制编制进行突击式的调整改革。
刮骨疗伤必然会带来阵痛,弄不好还可能留下后遗症。像俄罗斯军队上世纪90年代初期,推行以大幅裁减员额为核心的“雪崩式”改革,激进有余,准备不足,结果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加上社会矛盾增多,国家安全环境恶化,直到十多年后才逐步恢复元气。
与此大不同,美国军队越战之后军事变革基本没停止过,体制编制的精简优化也少有间歇期。特别是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深化,美军向信息化军队体制编制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动作”日益频繁。美军前陆军参谋长斯库梅克有个“水龙头理论”,说的就是部队体制编制好比水龙头一样,要因势而变,细水长流,不拘常态。
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启示我们,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需要大思维、大战略,但应尽量避免战斗力的大起大落。科学的做法应该是,随着军队武器装备更新、作战理论创新和军事任务的发展变化,持续不断地进行调整改革,边建设、边验证、边调改。换句话说,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要保持常态化。
管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位将军视察炮兵部队,发现每门大炮在射击时,总有一个兵笔直地站在大炮旁,什么也不做。将军非常奇怪:这个兵究竟是干什么的?他的职责是什么?为什么要站在这儿?他问了很多人,都只知道这是按照条令条例要求做的。后来将军终于搞明白了,原来过去大炮是用骡马拉的,每次射击时,为了防止骡马受惊,就特意设置了这么一个专门拉马的兵。多少年过去了,大炮早已不用骡马拉了,这个岗位却一直固执地保留着。
故事的真伪已无从考证,但蕴含其中的道理却让人深思。工业时代特别是农业时代,社会发展进程缓慢,“变”是个别现象,“不变”才是常态和主流。军队调整改革通常在历史长河流淌过一个阶段后,才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次“清算”。而在当今信息社会,据有关专家计算,3年内发生的变化,相当于20世纪初30年、牛顿时代300年、石器时代3000年的变化。一句话,几乎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之中,变革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军队建设历来就是新知识、新技术产生和运用的前沿领域,军事理论、作战思想、武器装备的“激变”一刻没有、也不能停止,这些都对动态地进行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如果把人才队伍、武器装备等军队建设的有形“硬件”比作生产力,那么体制编制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就相当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及时适应生产力的要求。军队建设的“硬件”发展了,体制编制只有适时跟进调整,才能确保军队建设的科学健康发展。否则,就可能沦为战斗力生成提高的羁绊。
我军常从贯彻执行必须坚决的角度出发,强调体制编制就是“法规”,拥有强制执行的权威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维护体制编制的权威性,与调整改革的常态化并不矛盾,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如果“法规”不能及时调整更新,就会失去进步性,成为“死法”,反而会损害其权威性。尤其是当前随着武器装备更新换代,不少部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有编无装、有装无编等问题,于现行编制并不相容。解决类似问题,需要多从治本上找对策,多从变法上找出路。那种以不变应万变,长时间固守一种模式的组织形态,显然与时代发展和打赢要求不相适应。
追求常胜不衰,就不能经久不变。让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常态化,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根本的是要遵循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看准一项实施一项、滚动式向前推进的方法。我国幅员辽阔,部队类型多样,作战任务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即便是同类型部队,硬件基础也未必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强调统一组织领导的前提下,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哪些条件具备就坚决实施,一味地靠上面催、下面推的改革办法,只能使工作越来越被动。
军队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做好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始终保持军队建设发展的生机和活力,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很多。而保持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常态化,无疑是大势所趋,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