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文章:工体最后一块外场的故事

北京工人体育场改建工程于日前竣工。 中新社发 玉龙 摄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中国没有国家体育场，但几十年来，工体以它的历史、成绩和阅历一直承担着这个角色和职责。如今，这个角色将属于即将竣工的鸟巢

　　本刊记者/唐磊 孙冉

　　工体的周边正成为北京城最炙手可热的地皮。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新体育场已经开始新建在城郊，老体育场逐渐被拆除。近50岁的工体将会怎么样呢？目前它只剩下了一块外场，其他的，已经被卖掉，盖了饭店。

　　沧桑工体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居民陈家迁到了工体南边的平房，家中六个孩子中，有三个出生在此。那时这里已属于北京二环路外，属近郊区。

　　1955年，老二陈丽华就在工人体育场南门的操场小学上学，在她的印象里，工体所在地原来是一片很深的芦苇塘。那时小孩子跑去芦苇塘玩，父母都追着打，因为经常地发生淹死人的事，她还亲眼看见过。但是芦花飞的时候很漂亮，漫天白絮。

　　1959年，为了给国庆10周年献礼，并举办第一届全运会，工人体育场建设完成。当时的中国被排除在奥运大家庭之外，而9月13日开幕的全国运动会上，8万人在工体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

　　工体建成后，陈丽华的学校曾组织大家去义务劳动；大炼钢铁时，陈丽华还在那捡过钉子和钢丝，交由学校捐给国家。1964年，第二届全运会，陈丽华和妹妹陈延在工人体育场表演团体操。当时工体可容纳10万人，那种震撼让陈家姐妹至今难忘。

　　工体是北京城最早有标准游泳池的，5分钱一张票，夏天很多人在工体游泳，像下饺子一样。工体场外的室外足球场，专门供老百姓使用，一些学校的体育课甚至就到工体外场来上。

　　每逢有足球赛，场内传来的呐喊声远远的就能听见，每到这时候，在家写作业的陈家姐弟们就坐不住了，都想跑去看。那时票价是两毛钱，小孩根本买不起，每到下半场，体育场就开始放人进去，陈家姐弟们也因此一饱眼福。

　　陈家生活困难，工体有比赛的时候，陈丽华的母亲到家附近的冰棍厂批发冰棍去卖，生意特别好。“妈妈为此做了一个小车，刷成白色，里面装着罐子，上面盖着棉被，写着"冰棍"两个大字。”陈丽华对说，那时3分钱一根冰棍，每根冰棍赚几厘钱，但生意最好时一天能卖出一千根。现在，陈家的兄妹都还记得那晚上在家帮妈妈数硬币的经历。就靠这微薄的收入，陈妈妈养活了陈家六个孩子。

　　文革开始后，工体就不举办体育赛事了，政治大会纷纷落户工体。那时援助亚非拉大会、文化大革命万人批斗会、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大会都在这举办。8万人座位加上场地内场能容纳10万人，第二天，报纸的头条常常是“昨天，首都10万群众集会……”陈丽华曾经参加过在工体举行的职工歌咏比赛，每个看台坐着一个行业，这个看台是纺织部门，那个看台是钢铁部门，大家轮流拉歌。

　　“国家体育场”

　　工体曾经迎来无数的领导人前来看比赛。1977年夏，“长征杯”足球赛决赛前，广播里介绍，“邓小平同志在现场观看比赛”，观众立即起立鼓掌，这是邓小平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后第一次公开亮相。1997年，工体成为国家领导人同老百姓庆祝香港回归的场所。但真正让这座体育场被抬升到今天高度的，是一场场足球赛。

　　改革开放前，所有重要的赛事都安排在北京，在工体举行。那时候，连上海都难看见重大国际比赛，更别说大连、成都等地。到了1983年，全运会才在北京以外的城市举行，1989年，世界杯外围赛才走出北京。

　　已经退役的国安球员周宁清楚地记得，小时躲过警卫溜进工体看球的情景，那时候足球赛没有主客场循环，都在北京进行，也没有电视转播，看球只能去现场。比赛当天，工体附近就像过节一样。

　　小时候，周宁家就住在现在的工体西门，他比其他国安球员对这块主场更有感情。“我父亲带中国少年队在工体训练时，我进去玩，草地跟地毯一样，特别棒。我后来在德国踢球的场地也只是这样。”周宁一直记得，小时候在工体球场上打滚的感觉。

　　工体外场踢球的人很多，像周宁当年那样的年纪根本没机会踢，只有看没人的时候，才扒开栅栏，进外场踢上两脚，随时都可能被管理人员发现赶出来。他和伙伴们更多时候是在工体门口的沥青地上，放四个书包当球门，踢着玩。

　　1994年，北京国安队在工体迎战意甲豪门AC米兰。20岁的周宁首发上场。这是周宁第一次在工体足球场比赛。“进场热身时，我就往草地上一滚，想起小时候在这里逮蚂蚱。”周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特兴奋的紧张，不光是因为与我对位的是马尔蒂尼，主要我实现了在工体踢球的愿望。”

　　比赛结果2：1，国安赢了。“感觉体育场都快炸了。从没见过这么多人。”

　　这场比赛开始，北京国安迎来了对国外足球俱乐部的不败纪录，虽然都是友谊赛，但“工体不败”的神话，是那时期中国足球的强心剂，也是麻醉剂。

　　1996年，北京国安队将甲A联赛的主场从北京先农坛体育场搬到了工体。几年间，国安队成绩出色且稳定。

　　“那时候国安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每个人还都有一技之长，加上金指导(金志扬)的号召力，他只要发挥每个人的特点就够了。最主要的是精气神。我们在工体比赛很兴奋，当时就像每周末给球迷做一份大餐。”

　　没有甲A联赛时，工体能坐到两三万人，如果对阵强队，人数就更多。“牛X”“傻X”的京味助威声，在球场外的马路上都能听见。以前在先农坛，场内坐不了那么多观众，这类喊声并没有形成“影响力”。最终，有关部门以“不雅”的理由，倡导球迷共同抵制，这样的助威方式。

　　国安队还没有香河训练基地时，都在工体的外场训练。外场用铁丝网围着，只要输了球，部分球迷就会去骂球员的爹娘。球员和球迷的冲突曾发生过两起。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关于中国足球的负面新闻越来越多，关心中国足球的人越来越少，送票几乎都没人愿去看职业联赛。国安队成绩出现滑坡，更无人看球。2000年后，国安队将队伍的日常训练移至自己在香河的训练基地。

　　2004年，亚洲杯在中国举行，工体成为中国队的主场。随着中国队出人意料的表现出色，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工体，从1/4决赛开始就一票难求。

　　那也成了工体最后的疯狂。

　　2005年，工体进行奥运改建，国安队搬到了北京丰台体育场，周宁退役。

　　文化地标的命运

　　“现在的工体似乎离老百姓远了，它变得繁华且高高在上。票价贵了，里面也不能随便进了。”虽然陈家曾18口一起去看国安踢球，还非买能看到国安出场的座位，圆了全家当年的一个梦。但在陈丽华眼里，工体早已不再是当年的芦苇塘。

　　以前工体周围很荒凉，到处都是平房。直到上世纪80年代，工体周围还有菜地。改革开放后，工体周围慢慢发展起来。工体西南角体委的家属楼盖了起来，北边一些小饭馆也纷纷冒头，还有一些保龄球馆、旱冰馆也开始出现。到了90年代，还出现了北京第一家水族馆——富国海底世界。

　　“90年代中期以后工体周围开始发展。足球是一个带动因素，但主要是体育场要生存，要想办法。”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各种展销会、演出开始频繁出现在工体。

　　2000年开始，邻近的三里屯酒吧街的氛围蔓延到了工体，工体周围开始陆续出现一些高档酒吧，诸如“VICS”和”MIX”。一些高档住宅楼、饭店也似一夜之间驻扎于此。2003年非典以后，工体代替了没落的三里屯，与后海并列北京最受欢迎的酒吧街。工体西门的拆迁结束后，纷纷开设了许多高档夜店，这里也逐渐变为演艺圈明星和京城富人云集的奢侈消费去处。工体西面的公寓“工体3号”，早已突破了30000元/平方米。

　　各种商业比赛和演出越来越多，很多明星甚至将在工体开演唱会当作一种标志。加上离工体不远的保利剧场，形成了“工体文化带”。

　　周宁这段时间一直在等消息，确定自己能否租到工体最后的一块外场，他想把这里开成一个足球学校，免费的，和巴西新足球偶像卡卡一起开，然后在球场边上的空地盖个酒吧养着学校。已经有很多人盯上了这块地方，而不准备作为足球场使用。

　　工人体育场和工人体育馆周边的区域共有100多公顷，有人说，“这里已经做好规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