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组织的力量还不够 需要公众的参与
主持人：卫生问题，比如说我扔了一片纸，我可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吴垠：我说的是不等同，但是它不能代替。个人的动员力和组织是不一样的。能够做到70%，实际做到50%，那就是说我们环保组织的力量还不够，人的组织力量还不够。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得到更多的公众对环保组织的支持和参与，来提升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实现政府的可持续发展。
主持人：除了在环保问题的解决上有几大块，政府肯定是首当其冲的，落到每一个人，对于民间机构的关注还很少，你们能够做到哪些？
王晓军：比如说绿色和平在国内做的比较大的项目是反对金光集团ABB在云南和海南毁掉天然林区造纸，揭露这个事情，阻止他做，把它沟通给媒体，这是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来保护云南和海南的天然林，但是公众在这个项目里面也完全可以参与进来。比如说金光集团ABB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纸，包括复印纸，笔记本，生活用纸，为什么公众不可以参与进来，去抵制ABB的产品，这直接对于ABB就是一种压力，所以环境保护不见得就得民间组织做，或者是让环境保护组织来做，公众也有自己手中的权利，包括这个事情，再落实到政府上面，这样就形成一个三角形，公众和民间组织在一起是一个三角形的一角，政府是其中的另外一个角，第三个角就是企业本身的社会责任问题。
主持人：除了政府在大江大河的治理上公众非常关心，落到我们自身来说，公众究竟能做哪些事情？请吴总做一个解读。
吴垠：这个数据，公民最关心的环保问题，也是自身发展。我们刚才有意识的提到了卫生，因为卫生是关系到个体。环境污染跟自己身体的关系，环境污染是环境污染，身体是卫生的问题。个体是他们最关心的，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也想听听两位嘉宾对这个事的解读，它有交叉性。我们认识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和自己直接有关系。
主持人：比如说电池的辐射，跟个人肯定是有关系。您继续给我们解读一下。
吴垠：电池是环境问题，不直接。但是如果是环境，电池是很典型的，它对后代产生的影响。空气质量的问题，还有污水问题，垃圾的问题，这四项是当前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来说，有哪些影响健康呢？有四类，这四类的来源，第一类是交通的污染，比如说汽车尾气的污染，高达71.3%。还有工业污染，也高达66.7%，一半以上的人，大多数人对工业污染的意识也很强。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废旧电池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污染带有时空环境的。
主持人：我曾经采访过一些专家，他们说电池对于土壤的破坏是不可逆性的。
吴垠：对，所以非常严重。第四类是农业方面，比如说农药残留的污染。这个污染在四大污染里面排第三位，高达57.8%，废旧电池污染的性质和农药残留污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具有更大的时空性。
主持人：今天到现场的也有很多媒体，今天各位来的时候，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举手一下，来了五位，有三位是坐公共交通。坐私家车或者是单位车的有没有？有一位，还有一位是坐交通工具来的。我想问一下现场的三位嘉宾，刘老师是坐什么来的？
刘德寰：出租车。
吴垠：出租车。
王晓军：我是城铁倒出租车。
人们容易忽略环境监督权
主持人：我们每一次访谈和外出，我们会经常看到很多私家车，这样的尾气排放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建议大家能够坐公共交通，尽量坐公共交通。我们接下来关注公众对于环境保护这边还有哪些指标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吴垠：我们刚才谈到了公众的关心程度、内容，以及媒体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公众对环保的态度，总体来说，行动并不是表现得非常有一致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说环境保护是一个大的问题，不等于卫生问题，卫生问题可以自己解决，垃圾这些都是属于卫生兼环保，一些大的环境事情，生态、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有意愿，但是也做不到。表现现象是这样，参与意识很高，表现行动不是很好。这些人光说不练。可能有一部分，但是可能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类似于绿色和平组织作用的问题。衔接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个数据说明，80%多的人不知道有这个组织。
主持人：作为我个人来说，平时我注意经常买充电电池，不要买一次性电池，但是我用完这个电池之后，我不知道该往哪里送，甚至有时候没有办法扔到垃圾箱里面。一方面我自己本身有环保意识，但是在环保行为上，两者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差距。
王晓军：环保行为看怎么讲，大家都在想坐公共交通，或者节约用水，用完电脑看完电视以后把电源拔掉，我换节能灯，不用一次性筷子，包括对于电池的回收利用，这些都是环保行为，但是大家忽略了一种特别重要的环保行为，就是行使自己手中对于环境的监督权，比如你自己对于周围的正在恶化的环境有顾虑，有解决方案的话，不说出来其实本身也是一种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
王晓军：公众有这个监督权，为什么这个监督权没有实施出来呢？或者是没有在调查中体现出来，我觉得不管是从媒体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政府的渠道是否打通，是否给公众提供了特别安全、稳妥、畅通的公众监督的平台，这是一个问号。对于媒体来讲，能不能把这个通过平台传递给政府。对于NGO来说，我们是不是考虑到公众的参与性，能够使他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就能够亲身经历环境保护，同时也给他提供一种成就感，他在参加环境保护以后，觉得自己心里很舒服。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从媒体、公众、政府、NGO，所有的层面，大家都是人人有责的。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吴总，您觉得从这一份报告中，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百姓未来可能参与环保行为，与当前参与环保行为中，有什么变化？从这个调查中有什么样的答案？
吴垠：我觉得任何的大规模的自发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行为，NGO组织的作用是一个前提，有这个平台才有可能唤起大家最大的参与。
主持人：咱们这一次报告是不是也有具体的一些百姓的调查数据、指标？
吴垠：我刚才说的是前提。我们环保的行为，定义得很清楚，不是环卫行为，也不是环境保护经济行为，主要是公益性行为。我们这次调查，从不同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意识非常强，也有这个概念，但是存在结构性和内容结构的交叉问题，百姓我们一般称为公众和公民，环境行为最重要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问题，环境最重要的，就像踢足球一样，运动员是公众和公民，百姓表达的诉求不一样，位置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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