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弟学校走向边缘化 老师靠一枝粉笔上课

　　新闻来源：《记者观察·民声》杂志

　　农民工子弟校走向边缘化

　　□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杨明

　　环境恶劣几乎是民工子弟学校的通病，不少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枝粉笔，一块小黑板

　　元宵节刚过，14岁的崔学静不情愿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河南淮滨。

　　在老家，崔学静得重新适应陌生的学校、同学、中考、高考。在北京读完两年小学后，崔学静很不愿离开，她说自己希望能“考回北京”。她的父母在北京打工，没法和她一起回去，崔学静接下来得“一个人战斗”。

　　“崔学静们”的尴尬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某处民房里，住着崔学静一家。崔学静的父母整日窝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工房里加工被套，收入拮据。这间屋子白天是工房，晚上就成了崔学静和她弟弟崔学平的卧室。崔学静的父母晚上住在另一间同样大小的屋子里，那里堆放着家里几乎所有的行李，比“工房”要拥挤许多。破旧的21寸电视是屋里惟一的电器，由于在屋里做饭没有排气设备，电视后边的玻璃窗上满是油污。一扇大铁门隔断屋内屋外——实际上大铁门也关不严，时有寒风透过缝隙吹进来。也因此，屋里不得不一直烧着煤炉取暖。煤炉边的墙上，贴着政府提醒居民注意煤气中毒的告示，因为灯光昏暗，要很仔细才能读清楚上面的字。

　　黄村镇住着不少外地来京打工的人，每家每户房间大小、布局以及家具设置，甚至人员配置都是大同小异，父母带着两三个子女组成的这种典型的家庭格局。

　　“家”离“北京行知学校”不近，崔学静每天要骑半个小时的自行车上学。虽然在北京刺骨的寒风里骑车很难受，但比起她老家里的山路来，要好走多了。

　　远在老家，崔学静的奶奶不能来北京，“她年纪大了，来北京找不到工作，就是找到了，我们也不能让她工作，另外她在农村也不大需要人照顾。”崔学静的母亲李梅认为子女就不一样了，“孩子还小，在家里没人照顾不行，怕学坏。”

　　这种考虑之下，崔学静姐弟被父母带到了北京。转眼两年过去了，两年里，崔学静和依旧在农村老家读书的同学一样，从小学四年级读到了六年级，不同的是，崔学静在北京每年要交一千多元的学费，而在老家的同学们却是学杂费全免。

　　“光崔学静一年学杂费加上生活费就要花掉三千多（块钱），我们家这个小的（崔学平）也刚读到四年级，又好吃，两个孩子在身边确实很难负担。”李梅说。

　　除了钱的因素，只能在生源所在地参加高考也是促成崔学静回淮滨老家读书的原因。“在北京读得再好，也要回去参加高考，你得比北京人多考一百分才能和他们考一样的大学。”李梅认为在高考面前，分数才是第一位的，“啥时能让我们家学静少考一百分也能和北京孩子上一样的学校就好了。”

　　崔学静离开后，崔学平依旧在“北京行知学校”读书。“学平读书不用功，就知道和别的小孩玩。我们也想让他回家去读书，这样每年能省不少钱。不过他年纪还小，没人监督学习不说，万一跟地痞流氓学坏，就得不偿失了。”李梅说。

　　公立学校门槛太高

　　在北京的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中，类似崔学静一样学生的流失不是孤例。

　　也是在今年年后，原本也曾在“北京行知学校”读书的李磊回到了河南老家读书。李磊在北京读的最后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北京王立庄小学”，从“行知”转到“王立庄”，李磊的母亲，同样是来京务工的王淑英觉得主要是“行知”的老师换的太勤，“老师稳定下来才能知道学生的秉性，经常换老师怎么可能教好学生”？

　　经过这最后一次转学，王淑英坚定了让李磊回老家读书的想法，“孩子才刚上四年级，人非常老实，在北京时常挨别人欺负。另外，不回老家读的话，光学杂费就不是笔小数目。”王淑英说。

　　不满归不满，包括王淑英在内，有子女的来京务工人员都知道北京的公立小学教学质量好，“可那是给北京小孩儿开的，”王淑英最开始也非常希望李磊能去公立小学读书，“我们读不起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光借读费就要将近一万，并且，不管你从几年级开始读起，都得一次性交齐！”王淑英说她曾想过咬咬牙也要把李磊送去公立学校读书，可是李磊再有两年就毕业了，公立学校还要收八千借读费，她的想法就此不了了之。

　　《民声》记者在随后的了解中得知，来京务工人员中也有家境稍宽裕些的，他们想把孩子送去公立学校读书，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因公立小学“编造”的各种理由吃了闭门羹。去报名，对方的回答总是“生源满了，没法再招生”之类。一些公立学校老师的言谈举止中，对农民工子女的评价以“打架的、学习差的，拖后腿的”居多。

　　事情仿佛进入了一个怪圈：公立学校不愿意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子女其实也很不乐意去公立学校念书。有担心到公立学校遭歧视的，也有担心带着乡音的普通话被老师、同学笑话的。崔学平小一些的时候还能和北京的小孩玩到一起去，但渐渐大了，就主动和他们疏远了。“他们玩的我们都不会，我们也买不起。”崔学平小心翼翼地说。

　　走向边缘化

　　2007年1月，上海“建英民工子弟学校”停办。相关部门给出的“叫停”说法是“建英学校2000名学生争用4个厕所，教学环境恶劣”。在该报道中，该校一个学生描述：“学校厕所又小又挤，遍地污水，裤脚经常被污水浸湿，不小心摔倒了，爬起来时满手都是粪便。”很巧的是，就在此消息出台后，不少大城市中类似“建英”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陆续被强制关闭。

　　对于“建英”事件，“北京行知学校”的王君老师表示：因为“行知”在北京还算小有名气，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免费制度对“北京行知学校”冲击并不算大，真正冲击到的只是那些相对不规范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环境恶劣几乎是大部分民工子弟学校的通病，不少民工子弟校，老师上课就靠着一枝粉笔，一块小黑板，学生活动场所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更别提那些耗钱的实验室仪器，体育音乐设备了。而随着学生的离去，这些学校关门的关门，合并的合并，规模越来越小，办学条件也是恶性循环。”

　　据了解，截至今年年初，北京约三百所民工子弟学校中，有办学许可证的不到三分之一。没有办学许可证，许多学校如同打游击，连校址都是常换，更何况校内老师。

　　对于社会各界的评论，农民工子弟校的负责人们尤其委屈。“行知”的一位老师很怀念从前：义务教育免费相关法令出台前，社会对民工子弟学校的处境还是极度同情的；可免费之后，情境变化了许多，学生不断减少，社会捐助也开始不断减少。

　　“学校初中部正准备着一个五天的冬令营活动。全部费用，都由私人提供的赞助解决”。对于此类赞助，“行知”一位老师和不少小规模民工子弟校的老师持同样悲观的态度：“美梦不再常有”。

　　悲观的不只是城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暂时无法惠及农村民办学校，在一些省级城市的周边开设的农村的“私立学校”也开始呈萎缩状。义务教育免费之后，原来寄宿农村私立学校的留守，非留守儿童，都转投到公立学校，农村民办学校的学生也开始锐减，就此面临“凋亡”的危机。

　　对于此种现状，一些民办子弟学校的老师表示，所谓的“建设好”很难找到参照物，倘若以公立小学为参照物的话，就干脆不要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了。

　　可喜的是，去年九月，河南等省已经开始不同程度地给农村民办学校发放的“两免一补奖励金”。“这是河南‘两免一补’政策的一次突破。”河南省政府有关人员表示。

　　不过，上面的消息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起来，这仍是此刻“王君们”最关注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