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中国的强国之路时,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步入了一个思维定式,机械地套用一些国外的理论和模式,认为中国只有借鉴、模仿这些成功范例,才能在发展道路上事半功倍。
然而,这些主张走这条或那条道路、采用这国或那国理论模式的人士在向外国汲取经验、寻找借鉴时,却没有站在更高的位置,全面、宏观地观察。
如果那样做,他们就会发现,古往今来的世界大国,其所走的崛起之路各异,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在其崛起的过程中,无不伴随着重大的理论创新。
英国在完成工业革命、走向“日不落帝国”的征途上,《国富论》中的重商主义思想、历届英国政府所遵循的“和欧陆次强国结盟对抗欧陆第一强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和“要亲手把被打倒的对手扶起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理论,起到了无可比拟的战略指导作用。法国在其发展道路上,自黎世留到伏尔泰一脉相承的中央集权和文官政治思想,与卢梭等人的民主政治理念交相辉映,成为推动法国从中世纪封建王国,到西欧最大的单一制强国的重要思想保证。美国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直到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几乎伴随其成长的每一步,如“门罗主义”和西进战略,19世纪中叶的“门户开放原则”,19世纪后期的“马汉海权论”,20世纪以来则更多,什么“马歇尔计划”、“高边疆战略”、“星球大战计划”等等。这些伴随各大国崛起的理论虽五花八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点,即相对于当时的理论界,这些都是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理论的创新,是这些大国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的坚实保证。
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无论是全盘“东化”或“西化”,模仿这家或那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身后,永远不可能完成历史性的超越。
不应忽视的是,指导各大国成功崛起的创新理论,无不源于该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和实践,符合其国情和实际情况。如英国的重商主义、海洋第一和其对欧陆国家复杂的政治战略理论,不但符合其岛国特质,也汲取了该国历史上与大陆强权争霸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成功的、符合国情的理论创新能加快国家的发展和崛起。20世纪初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成功地将伊斯兰教和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让古老的土耳其迅速从一战战败的阴影中走出,重新崛起为欧亚间不可小觑的重要国家。反之,单纯地引进、盲目地模仿,则可能将国家带入歧途。
中国急需创新的理论来指导当前和今后的发展,唯如此,才有可能减少人力、财力的浪费,少走弯路;唯如此,方能给国家找到一个道义上的支撑点;唯如此,方能指引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驶过前面可能出现的暗礁险滩。(作者刘道衡是国际问题学者;原文刊于2008年3月26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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