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的美丽与哀愁

　　■ 本报记者 宋 扬

　　洪波最近遇上一场官司。可是她本人很豁达，她说，做公益遇上官司是早晚的事，遇到了就面对吧。

　　洪波是格桑花的发起人。当年，抱着为西部地区孩子做点事情的想法，洪波和朋友开始募钱资助那里的穷孩子上学。最初，他们的目标是支持一百个孩子，很快目标达到了。可是，资助活动却没有停下来。

　　而她现在的官司，就是由助学活动引起的。事情，得从头说起。

　　是奉献，还是责任？

　　最初，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格桑花，洪波和她的朋友创建了属于格桑花的网站，而这些工作都是由志愿者义务完成。

　　网站创建后，洪波认识了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资助的孩子也越来越多。

　　后来，洪波成为“2006感动中国”的候选人，尽管后来没有当选，但是，通过央视的平台，格桑花的名声越来越大。

　　洪波突然发现，在格桑花网站注册要做义工的人暴增，想要捐助的人也暴增。由于格桑花实行的是“一对一”捐赠，即一个捐助人捐助一个孩子。所以要有足够待捐的孩子，才能满足当时捐助人的需求。

　　可是，格桑花当时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那么多孩子。

　　格桑花作为一个网络助学组织，所有的组成人员都是志愿者，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是居住在青海以外的人。由于核查孩子的工作必须要到实地才能完成，他们只能利用闲暇时间去做。

　　本来的工作流程是，格桑花将需要捐助学生的名单挂在网站上，等待捐助人认捐。但事实经常是，有人在网站报名预约要捐助，但是几个月过后，格桑花才公布需要捐助的孩子名单。

　　于是，分歧也就在格桑花内部产生了。

　　有些人主张，既然有这么多人想要捐助，应该想办法尽可能快地寻找更多孩子，以免捐助人流失。格桑花应该想办法去改善他们的工作模式，提供效率，增强服务能力。

　　但也有人认为，格桑花不应该无限制扩张，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在本职工作之余，快乐的奉献和表达自己的爱心，而不是被迫做太多的事情。

　　洪波是属于前一种观点的人，她希望尽可能救助更多的人，为了满足更多的捐助人，他们希望找到专职工作人员去寻找需要救助的孩子，而另外一方认为这样做就是“不顾质量，只求数量，盲目扩张。”

　　在格桑花这样一个志愿组织中，每个人都是志愿者，没有人领取报酬，也就没有任何人是绝对的权威。

　　尤其是在组织的核心管理层中，成员们有了相悖的意见，没有人愿意服从另外一方，组织的工作就没法继续。

　　有过激烈的讨论，也有过不愉快的争论，持后一种观点的人离开了格桑花。

　　志愿者管理，只能依靠自律吗？

　　A是格桑花创立初期就加入的志愿者。去年年初，他发现格桑花半年前曾经购买图书，但书钱却一直未付。

　　事情是这样的，格桑花帮助学校建立图书室，于是从图书经销商B处购买了一批图书，而B又恰好是格桑花的一个志愿者。A发现，这批图书买来后直接发往学校，格桑花根本没有关于书籍的任何记载。

　　好在他手上有那批图书的相片。于是，A请B提供关于那批图书的清单。A发现，B提供的图书清单与照片不符。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A手里的照片是图书发放半年后拍摄的。在这半年中，图书在学校是否因各种原因而流失不得而知。

　　这笔钱应不应该付，该如何付，就成为一个焦点问题。A认为B应该提供当时采购时详细的清单和报价资料才能付款。这引起了轩然大波。B和负责此事的义工认为自己劳心劳力不拿任何报酬地工作，A却不信任他们。而且以前格桑花也没有规定要做这么详细的工作。

　　也许首先是当时负责买书的人没有把图书的种类、数量、价格这些基本信息在网上及时公开，然后是收到图书后没有人及时的核查图书和登记，经办义工没有及时审核和付款，直到半年后A接手此项工作时才发现图书存在问题。这只能是个无头公案，对于格桑花来说，不能说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对于这些无任何报酬和约束力完全靠自律的义工，在管理和执行工作中遇到这类问题又如何去承担这个责任？

　　没有人全职工作，所有的事都是志愿者做。当然，志愿者有热情，不领取薪水能减少组织的支出。可是格桑花是一个未经正式注册的组织，大家通过虚拟的网络建立关系，可以选择随时退出或是暂时退出。毕业、升职、结婚、生子、调动工作，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活都不是固定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离开格桑花。对于这些身处天南海北的人，用网络、电话、短信来联系。如何象一个正规的公司管理一样完美的交接职责呢？即使有完美的制度，没有保障执行制度的约束力，又如何去执行呢？

　　免费=麻烦？

　　格桑花还面临更大的挑战，就是文章开头所说的那场官司。

　　格桑花网站有一个特别编写的程序，就是“一对一”捐助系统，数据库里有待捐的孩子，有要捐助的捐助者通过这个程序，格桑花实现“一对一”透明化捐助。这个程序最初由格桑花的一个志愿者C编写。麻烦，也由这里产生。

　　当C由于理念不合退出格桑花后，就把这个程序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了，而后，就要求格桑花不能再继续使用该程序，并给出了最后期限。对于格桑花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不能使用这个程序，意味着发布一对一认捐的一切工作无法开展了。

　　另一个程序员作为志愿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格桑花工作的正常进行，利用业余时间加班加点重新编写了一套程序，在C的限期之前启用了新的程序。可是因为新程序与旧程序是为同一个目的编写的，完成的也是相同的任务，因此，在C看来，格桑花的新程序完全是抄袭他的程序。因此，他一纸诉状，将洪波告上了法庭。之所以告洪波而不是格桑花，因为格桑花一直是个虚拟组织，而洪波作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就理所当然成为被告。

　　是否侵权抄袭先需要比对源程序等鉴定，这姑且不论，一个问题是，C为格桑花编写的程序，所有权究竟属于谁？当时C属于格桑花的志愿者，受格桑花委托编写这个程序，C的工作成果是否属于格桑花？

　　如果同一件事，发生在一个企业当中，那么员工的成果应该是属于企业的。特殊在于，第一，C是不拿薪水的志愿者。第二，C与格桑花之间没有免费转让程序使用权的合同。

　　洪波说，当时也不是没有想到签合同的事，问题在于，当时格桑花不是一个经过注册登记的正式组织，只是一个网络虚拟组织。那么要将使用权转让给谁？虚拟组织“格桑花”，还是某一个个人？显然都不可行。虽然洪波是格桑花创始人，但将使用权给她，也是不可能的。

　　收到法院的传票后，洪波准备应诉。找到一个愿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D，开庭之前，D突然告知，事物缠身，不能前往北京辩护。

　　洪波不得不在开庭前几天重新找律师，还要想方设法让律师尽快了解案情。好在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愿意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并提醒洪波签署正式的代理合同。

　　这一系列事后，洪波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用书面文字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免费的服务才能有保障，在面临的各种风险当中，要有法律意识来维护公益组织的日常运行。

　　网络助学组织要不要合法化?

　　洪波后来之所以能签合同，是因为格桑花在青海正式注册了，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之前，要不要注册，也曾是困扰格桑花的一个难题。

　　有人说，不要注册，干吗找个主管单位管着自己。他们只是在工作之余，通过一个松散的网络助学组织，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找一个可以施展才华的地方。在这个网络中，人人平等，没有等级差异，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旦这个组织注册，正规化、组织化，很可能就有了正规组织的各种性质，很可能要受到更多的管理和约束，会缺少以往的自主性。

　　现在，格桑花注册了，开始使用和招募有生活补贴的全职人员。

　　也许这有悖于其他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些志愿者，对自发民间组织的理解，他们都是利用在上班之余的休息时间，不拿薪水，甚至还贴钱为组织工作。

　　对于格桑花这个资助9000多人次的助学组织来说，不注册，可以么？

　　不注册，没有合法身份，首先就不能以组织名义和别人签合同。

　　不注册，制约着格桑花的募款活动。格桑花向一个企业募款，企业首先会问，你们有注册登记么？是合法的组织么？虽然格桑花用行动证明自己，但口口相传，只能让个体感动，朋友的朋友会支持，但企业不会。因此，格桑花的捐助者80%都是个人。对于那些给格桑花捐赠的企业来说，不能收到捐赠收据也是个问题，更别提，免税的捐赠收据了。虽然，格桑花现在有很多个人捐赠者，但是依然希望寻找大的捐助者。毕竟，企业的财力能一下子就捐助10个、甚至100个孩子。

　　不注册，就没有办公经费，一个组织要生存要发展是不能没有办公经费的。根据相关规定，经注册的公益组织，可以提取不超过10%的办公经费，但是一个网络助学组织，是不能从捐助者的钱中提取办公经费的。现在，格桑花的志愿者在投入时间、精力的同时，也要投入自己的钱。比如去实地探访的餐旅费，比如格桑花网站要缴纳的给代理服务器的钱，比如洪波这次来北京应诉的一系列费用，这也正是格桑花这个非营利的公益组织喜欢免费程序、免费律师的原因所在。

　　也许还有一点，格桑花必须注册的原因，是要对那些受资助的孩子负责。孩子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捐助，格桑花必须保持自己的稳定，规避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以保证给那些孩子持续的资助。

　　为了一个组织的持续发展，必须走合法注册的道路，虽然取得合法身份的这条路很难，但是大家还是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