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视通胀中的公平问题 应从源头治理通胀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为今之计，政府所应做的不是人为地抑制劳工工资上涨，而应当致力于从源头上治理通货膨胀。即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

　　在日前召开的一个论坛上，有官员就政府宏观调控对策谈及自己的看法认为，政府应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为此需要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

　　此建议显然并非一家之言，而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主流意见。对于防止务工收入过快增长的政策建议，舆论已经提出了诸般质疑。确实，如果实施这一政策，普通劳工将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蒙受两次损害。

　　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货币现象，即货币发行量显著而不正常地持续增加，不论因为何种原因。而这些增发的货币不会均匀地、一次性地进入经济体，而是透过某种机制、经由某些管道，逐次进入经济体。也就是说，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获得新增货币的时机、持续时间显著不同，因而，不同群体收入增长的时间、持续时期、幅度将会大为不同。

　　通货膨胀是一场货币狂欢，在一个完整的通货膨胀周期中，每个人都会获得通货膨胀收益。但是，这种收益的分布很不均匀，大体上，具有逆向再分配效应。也就是说，社会中收入越高的某些群体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会比较大，社会中本来收入比较低的各个群体，其所获得的通货膨胀收益会相对较低。

　　这一点，从这一轮通货膨胀中可以清楚看出。金融证券、房地产、国有垄断资源型企业、原材料企业等从通货膨胀中受益最大，不要说其高管动辄数百万、上千万收入，就是普通员工，收入也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大量就业于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的普通劳工，处于新增货币流的最末梢，其收入开始增长的时机最晚。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普通劳工的工资开始上涨，专家、政府对于通货膨胀就不再有质疑了，政府开始强力进行宏观调控。这个时候，某些经济理论鼓吹什么“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说法，很可能人为地抑制普通劳工工资的上涨。

　　这样的政策的理论依据是值得商榷的。通货膨胀纯粹是一个货币现象，与要素的成本上涨无关。相反，要素价格、包括劳工工资上涨，乃是通货膨胀的后果。试图通过抑制劳工成本来阻止通货膨胀，乃是倒因为果。

　　而这样的政策将使劳工再次蒙受利益损失。在通货膨胀初期，其他产品的价格已经大幅度上涨，而普通劳工的工资并无上涨，他们手中的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生活已显艰难。这也正是过去几年普通民众的感受。随后在通货膨胀中后期他们的工资开始上涨，本来是对他们所蒙受的损失的一点补偿，但政府却人为阻止这一过程进行，结果，他们将丧失晚到的通货膨胀收益。

　　通货膨胀政策确实可以实现经济繁荣，但通货膨胀的内在性质决定了，这一繁荣所产生的财富增量在不同人群之间的配置是严重不公平的。可以说，过去几年全社会的财富分配之所以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一部分的人收入大幅度增长，而普通民众却感觉生活负担加重，幸福感下降，除了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制度性缺陷之外，通货膨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货膨胀不是一项完善的经济政策，不仅因为其所带来的繁荣不可能持久，也因为它会恶化社会不公平。

　　为今之计，政府所应做的不是人为地抑制劳工工资上涨，而应当致力于从源头上治理通货膨胀，即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考虑到股市现状，此时恐怕很难痛下收缩货币的决心。这里当然涉及对于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与权衡取舍的问题，但假如要治理通货膨胀，就需要采取正确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应当慎用政府的权力，至于所谓控制要素价格，尤其是劳工工资的做法不仅无效，也有失公平。

　　相反，从财政角度，政府恐怕应当思考，如何更为有效地让劳工分享通货膨胀的收益。比如，政府应当考虑利用通货膨胀繁荣带来的公共资源投资于普通劳工的福利保障。这一点十分重要而迫切，因为，假如从紧的货币政策生效，那必然会伴随经济活动的减少，经济增长将会放缓，部分企业将会陷入困境甚至倒闭，若干劳工的工资将会下降甚至失业。

　　在政府财力尚有余裕的时期，对此恐怕就应当未雨绸缪。要么对中小企业减税，要么拿出更多税款投入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