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博士生之死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蔚/上海报道

　　复旦博士生之死

　　李开学在电脑前坐着，头歪在一边，鼠标沿着桌边下垂，似是从手中滑落。电脑还开着，留着他未完成的毕业论文

　　对于复旦大学北区宿舍138号楼的张明（化名）和他的室友而言，3月5日之夜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晚上吃饭的时候就闻到有消毒水的气味。有人问楼管怎么回事，楼管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大概凌晨一点左右，我刚睡下去没多久，就听到有人楼上楼下地跑。”张明向《望东方周刊》透露。

　　直到3月6日晚上，有室友跑来告诉张明：502室有个博士生死在了宿舍的电脑前，不知道死了几天。张明当时正躺在床上，听闻此言惊得跳了起来，“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以为有人在开玩笑。”

　　随后的传言越来越多，“有人说是累死的，还有人说是饿死的。”502室门窗大开了一段时日，里面空无一人，楼道里还出现了遗落的消毒口罩，他渐渐相信了此事。

　　《望东方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在宿舍内意外死亡的是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3级博士生李开学，即将于2008年6月毕业。

　　元宵节的生离死别

　　从湖北赶来处理李开学后事的妻子谢芳无力地躺在宾馆的床上。见本刊记者到来，她勉强地抬起身子，神情憔悴。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元宵节当晚还与丈夫联系过，“那天我在武汉看元宵晚会，他在赶写论文。我劝他早点休息。他发消息来说：‘你也早点休息。’ ”

　　两人都没有料到，这便是夫妻间最后的对话。

　　那天往来的短信中，李开学还在憧憬毕业后的日子，“芳妹，你再等一等，等我毕业了就好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谢芳刚刚在武汉大学完成专升本的学业，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一个月收入仅几百块；他们的儿子今年19岁，刚读大一。

　　“正月十五以后，短信不回、电话无人接，我们还以为他在忙着写论文……”说着说着，谢芳已是泣不成声。

　　没有人能说出李开学确切的死亡时间。只知道从2月21日以后，就再也没人能联系上他，也再没有人看见他在食堂或校园内出现。

　　直到3月5日，导师欲通知李开学预答辩事宜，却联系不上，于是找了个师弟去看一下。

　　房间的灯亮着，师弟大声叫门，没有应答。再叫，还是没有应答。情急之下，保安被叫来，撞开门，里头一片静寂，隐隐散发难以形容的气味。只见李开学在电脑前坐着，头歪在一边，鼠标沿着桌边下垂，似是从手中滑落。电脑还开着，留着他未完成的毕业论文。

　　有人上前碰了碰他，他的身体立即倒了下来。大家赶紧把他冰凉僵直的身子扶起，并拨打了110、120。医生说，他已经死了很多天。警方勘查现场后初步判定：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消息传开后，师弟师妹失声痛哭。不少人在138号楼门前放上花束，以示悼念。

　　3月6日上午9点多，校方联系上李开学在武汉读博士的一个堂弟，告知噩耗。当天晚上，李开学的妻子、儿子及其兄妹数人从湖北赶赴上海。

　　等他们在宝兴殡仪馆见到李开学时，他已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这不是我先生！”谢芳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

　　她告诉本刊记者，她无法接受自己的丈夫在学校宿舍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一连十几天都没人发现，“他全身肿胀，浑身青一块紫一块，都冒脓水了……”

　　确切的死因仍未查明。比较普遍的猜想是积劳成疾引发的猝死，亦即所谓的“过劳死”。警方表示，如果一定要搞清楚其确切死因及死亡时间，需要家属正式申请并办理有关手续后由专业机构进行尸检。

　　我要读书

　　44岁的李开学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二。家中老母双目失明，父亲身体也不好，就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

　　入学复旦之前，李开学已取得武汉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学历不高，这些年全凭着顽强的意志力边工作边自学，一步步拿下了大专、硕士学位。若不是突发意外，戴上博士帽的日子也离他不远了。

　　李开学的二妹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李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刻苦用功的孩子：“小的时候上山砍柴，他总是带着本书，从早上看到晚上。”

　　15岁那年，李开学高中毕业。其实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他的二妹就只念到小学。但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襄阳师范学校，而这只是他几十年来漫漫求学路的开端。

　　“他考上师范的时候，当地都轰动了，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人。”李开学的二妹一直都为拥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自豪。

　　1981年，李开学师范毕业，进入当地的太平高中任教。后又调入镇上的一家工厂，在法务办公室任职。也是在工厂里，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谢芳。

　　“当时的生活还过得去。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90多元到100元，镇上消费水平不高，还有双方老人的接济，过个一般日子是可以的。”谢芳回忆说。

　　然而，李开学并不是个安心于过小日子的人。虽只是个工厂的办事员，他却常喜欢对一些社会制度、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评论。“我常常和他说，国家总理操的心你都在操。”谢芳说。

　　一个乡村教师的奋斗史

　　上世纪80年代，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出身于农村的李开学深感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他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他对家人说：家乡依山傍水，如果那里的人都有知识，不至于那么贫穷。

　　那时候的李开学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一回，因为家中琐事争吵，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屋不扫，何以能扫天下？谢芳看见后，受到了很大震动。

　　他告诉谢芳：“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之后的几年里，李开学通过自学在襄樊市电大拿到了大专学历。

　　接下来的十几年内，他仍未放弃继续进修的想法，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自学各类课程。到了1997年，他以大专生的身份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师从虞崇胜教授。

　　2000年，硕士毕业的李开学被分配到江苏泰州的外经贸局。这份工作为李开学提供了不错的待遇，每月基本工资2000多元，住房问题也解决了，妻子和儿子随之来到泰州生活。

　　20年的不懈努力后，往日的乡村教师成为了国家公务员，这样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即。

　　但李开学仍未止步。

　　三年后，李开学考上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消息传出后，熟悉他的亲人朋友并不感到意外。“他一直就想再读书，也不安于在泰州这样的小城市发展。”李开学的硕士同学刘书慧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于是，李开学再次放手一搏，辞掉工作，放弃一切，又一次成为了全脱产的在校生。不同以往的是，此时的他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儿子就要考大学，而妻子仍没有稳定的工作。

　　有人颇不理解李开学的举动，对谢芳说：“你老公怎么不懂得享受？”

　　这些年来，在他的影响下，妻子谢芳也通过自学从高中生变为大专生，近来又通过“专升本”拿到了武汉大学的本科文凭，“一个是受他的影响，另外，我也怕和他的差距拉得太大。”

　　“他影响了一大批人。”李家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李开学带动了当地许多人外出求学、深造。他还常常主动为家乡人做课业辅导，有求必应。

　　现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李魁是李开学的堂弟，他说自己有今天也是因为李开学的影响：“当时他刚考完研，我跟他聊天，受到他的感召，觉得不该就这么在一个地方呆下去。”

　　有一家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李开学还曾主动跑去跟那家人说：“别慌忙找工作，要继续深造。”

　　“在我心目中，我先生太神圣了，没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仍沉浸于悲伤中的谢芳说，“李开学在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有一次，谢芳和李开学一起过马路，她看没有车子经过就和别人一起闯了红灯，但李开学就一直坚持等到绿灯亮起才肯穿过马路。他之后很生气地责备妻子：“做人不能这么没原则！”

　　从公务员到博士生

　　在李开学四十余个春秋的生命中，他的人生曲线一直在不断地上扬，从高中生到博士生，从乡村教师到国家公务员，从农村到城市。

　　“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而且乐观、积极、幽默。我以前的同事看到过他，评价说‘看到你老公，春天都来了’。”谢芳在回忆中寻找丈夫的影子。她告诉本刊记者，原本李开学已经联系好武汉一家高等院校，打算毕业后在那里任教：“其实他很想去政府里，但年龄可能不合适了。”

　　儿子李挽澜这个名字也寄托了李开学想做番“大事业”的心愿，取意“力挽狂澜”。

　　在百度“襄樊吧”里，李开学的署名文章《关于襄樊近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和思考。

　　在家人面前，李开学展现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一面。按照学制，李开学2006年就应该毕业，却被延期两年，但家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他很少和我们谈学习上的困难，总是把自信、快乐带给别人。没人感觉他有什么压力。”谢芳说。而在两个妹妹的心目中，李开学是“非常自信非常快乐的一个人”。

　　颇有意味的是，师弟师妹眼中的李开学与家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出入。“他很憨厚，很真实，很书生气，但是很焦虑。”这是一位国关学院学生对李开学生前的印象。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门师弟告诉本刊记者：“他的求学路肯定比较艰辛。他原来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基础不是很好，所以考研、考博都相当的艰辛。和我们一路读上来的年轻学生相比，他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相应的成绩。”

　　还有人在校园网上留下悼念文字追述李生前的困窘情形：“妻子尚在读书，孩子刚上大学，他却没有能力施以援手，只能不断借债，借债。为了自己的生活，也为了补贴一点家用，除了读书、写作，他还要出去兼职代课，赚取廉价的课时费。有时，他白天代课，晚上回宿舍写论文，就这样，一天一天，身体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流失，流失到他自己难以想象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的辛劳，家人并不知晓。

　　他曾对家人说：“我做人生来就是手心向下的，是给予每一个人，而你们都是手心向上的，靠别人施舍。我一切都靠自己争取。”

　　正是出于这种“手心向下”的要强性格，使他强撑着压力给家人永远的笑脸。这股要强劲支撑了他一生，使他从农村跨入都市，从高中生变为博士生，直至油尽灯枯。

　　“我觉得对不住我先生，让他那样在椅子上坐了十多天。”每当想起丈夫临终时的凄凉境地，谢芳就痛心不已。

　　在发现李开学死亡之前的几天，家人、导师、同学等都在联系他，没有得到回复就以为他有事外出，或者在潜心撰写论文，都没有往坏处想。

　　李开学家人告诉《望东方周刊》，校方对他们表示，李开学死亡后之所以一连十多天都无人发现，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院方曾埋怨他们，“你们联系不上他，为什么不和学校联系？”一名老师还举例说：“如果我亲近的人两天没消息，我肯定会去找他。”

　　“但我们离得那么远，只有过年才见面。他是全脱产的博士生，也没有退学、休学，现在人不但没了，还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

　　意外发生后，谢芳的双眼时常陷入一片空茫：“我感觉我先生没有走，我要在这里等他回来。”

　　引发博士生存状态大讨论

　　李开学之死在复旦校园内引起了很大震动。一连数日，关于博士生存状态的讨论帖均进入校园网的十大热门话题之列。

　　一名自称是死者同门师弟的学生发文称：“从反思的角度来说，就学校、学院、物业而言，在博士生特别是延期博士生的培养与管理制度上存在一些缺点和漏洞是毋庸讳言的。”

　　对于一家之主的李开学来说，生活总是拮据。师弟师妹眼中的他“一年总是那身衣服，总是在食堂吃葱油饼”。

　　而作为一名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李开学也未被纳入学校的大学生人身综合保险计划。

　　“如果学校能对学生多一点人性化的关怀，如果家人能对反常的行为给予更多关注，也许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市民王女士听闻李开学的悲剧后评论道。

　　“我虽然从农村出来，但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从农村到小镇，再到城市，再到全国最大的城市。”这是李开学生前对妻子谢芳说过的话。

　　让谢芳伤心的是，李开学最终在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