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五成被调查者愿捐遗体 体制不规范是最大障碍

上海福寿园遗体捐献纪念碑前，一名祭奠者献上鲜花。

　　中国遗体捐献之困

　　调查显示，想捐献者与不想捐献者的比例相当；近五成被调查者赞同“让捐献者亲属获得一定补偿”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谢昕发自北京 “老头子，学生们来看你了。”清明节前夕，在北京长青园骨灰林，一位老人看着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老伴的名字，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在她的身后，几百名北京医学院的学生，向纪念碑上736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鞠躬致敬。

　　据统计，全中国登记的自愿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只有5万多人，实际捐献者更是少之又少。

自1998年上海市人大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列入地方性立法计划，如今10年过去，中国遗体捐献情况如何？民众观念又有何变化？截止4月2日12时，共有1704名网友参加了《国际先驱导报》联合新浪网展开的网上调查。

　　体制不规范是最大障碍

　　面对“你是否考虑过遗体捐献”的问题，超过五成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考虑过，并准备自愿捐献”。重庆的教师周先生说：“我的家人很支持我，他们都很开通。”

　　近三成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考虑过，但并不准备捐献”。浙江温州一位姓黄的医生说：“中国器官移植体制并不规范。”

　　近两成的被调查者选择“从不考虑”。成都的胡先生担心医院将遗体当作商品出售。

　　谈到“自愿捐献遗体的最大顾虑”，大多数被调查者“担心遗体器官被滥用甚至买卖”和“缺乏配套法规，实施程序不明了”。长沙一位姓田的大学生说：“曾经看到报道，美国加州一个医院将捐献遗体丢弃于荒郊野外，有点害怕。”

　　“物质补偿”受到关注

　　面对“你认为何种措施可以鼓励自愿捐献遗体”这个问题，七成多的被调查者呼吁“尽快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和保护”。兰州的陈老师说：“我不知道法律对于捐献过程有什么保护。”

　　近五成的被调查者赞同“让捐献者亲属获得一定补偿”。成都的胡先生说：“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应当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两成多的人支持“给予捐献者更多的物质实惠”。杭州的黄先生说：“完全免费提供遗体，遗体会被不当回事。如果遗体有了一定成本，医疗机构会更重视。”

　　从“纪念碑”到“纪念月”

　　据《国际先驱导报》了解，社会各界对遗体捐献者的精神鼓励措施在增加。

　　上海福寿园是全国第一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纪念碑所在地。经理王斓告诉记者，该公共墓园几乎每年都会有新方案推动遗体捐献。从2002年建成捐献者纪念碑到2003年设立全国第一座遗体捐献纪念馆，再到2006年遗体捐献者纪念网站的开通。今年，他们提出了将3月作为遗体捐献“纪念月”的活动。王斓说，“每年3月人们就会自发来这里进行祭拜，这已经成为大众自发行为”，福寿园有许多墓地，但捐献者纪念碑前的菊花总是最多。

　　“物质补偿”有违法嫌疑

　　专家表示，有偿买卖遗体是中国政策不允许的，世界各国在遗体捐献上也都秉承自愿无偿原则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杨洋发自北京 带着相关调查数据，《国际先驱导报》邀请关注遗体捐献的专业人士予以解读。

　　遗体并无商业价值

　　七成多被调查者担心捐献的遗体会被买卖滥用，北京大学医学部遗体捐赠站的负责人金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种顾虑不必存在。”

　　他指出，遗体捐献不像器官移植，人死后，遗体中的主要组织不能再次活体利用，因此不存在商业交易的可能。所谓“黑市”买卖的器官通常是活体器官或尚能医用的器官。

　　对于遗体用途，捐献者家属是否有充分知情权？金铎表示，医疗机构会非常明确地告诉捐献者及家属，遗体将用于局部解剖和系统标本制作两方面，最终保留不会十分完整，火化后骨灰不再交付家属。一旦捐献者和家属同意，医疗机构就与捐献者及家属签订协议，并提供免费的法律公证，授予捐赠者荣誉证书。捐献者去世后，由签字家属即执行人电话通知医疗机构。

　　法律介入尚存难点

　　北京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工作负责人陈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2007年，国务院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器官移植有了法律依据。但是，器官移植只是遗体捐献诸多作用的一方面，遗体捐献的更大作用体现在医学研究方面，而与这方面有关的全国性法规并未出台。

　　金铎分析，捐献遗体一般只用于临床教学，本身不是全社会的需求，想要立法就需要各大医疗机构院校联合提案。但在现今医学院校的教育改革中，临床解剖课程尚未受到很好重视，短时间内立法出台可能性不大。

　　另外，遗体捐赠的立法通常是为防止捐献方亲属毁约。但金铎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中，以法律形式强制保障捐献执行，对悲痛的家属提起诉讼，于情于理都不合适。

　　补偿有违无偿原则

　　调查中，有一半以上调查者希望给予遗体捐献者家属一定补偿，但据北京红十字会的陈波表示，有偿买卖遗体或器官是国家政策法规不允许的，而补偿就有“有偿”的嫌疑，世界各国在遗体捐献上都秉承自愿无偿的原则。

　　金铎则认为，真正“补偿”亲属的方法应该是良好的善后措施。据介绍，台湾和大陆在对待死者的传统观念上基本一致，但台湾对所捐遗体的保护、尊重和善后工作做得更好。

　　在台湾，被捐赠的遗体不仅受到普通安葬者所有的仪式，还受到医学院校和社会的更高待遇，遗体的迎接与发丧都由医学院负责人亲自出马，还有相当规模的车队护送，这令捐赠者及亲属获得很高的道德满足感。在台湾遗体善后工作中，亲属甚至在遗体使用完毕后仍有权视察。这种知情权的保障，为亲属解除了遗体滥用方面的担忧。

　　金铎承认，与台湾相比，大陆所捐遗体使用频率高，通常不能保障其最后完整性，加之资金不足，难以提供高规格善后待遇。这为大陆遗体捐献工作带来一定难处。

　　志愿者：我已准备好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谢昕发自北京 整个3月，上海福寿园内2米高的纪念碑前，祭扫者络绎不绝，这座纪念碑上刻着3000多位上海市已经实现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姓名。

　　祭奠者中包括已注册准备捐献遗体的志愿者，上海钢铁公司街道办的尹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日前，她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电话采访。

　　尹女士2002年与红十字会签订遗体捐献表，2005年签订角膜捐献表。谈到捐献原因，尹女士说一次座谈会对她影响很大：“一位老妈妈说了这样的话‘不与活人争块地，可为医学做贡献’。”

　　她说：“我当过10年赤脚医生，知道遗体对于医学研究的重要。丈夫不反对也不支持，女儿和其他家人支持。”

　　尹女士还曾对女儿打趣说：“你以后不用去纪念碑给我扫墓，怪麻烦的。直接在网上发个祝福，送朵花就好了。”

　　在尹女士身边还有不少志愿者。尹女士加入的遗体捐献联谊会，有200多名成员，包括残疾人、医生、护士和教师等。她说，这个组织就像大家庭一样，当有人履行捐献后，组织中其他人都要去捐献者家里探望。

　　尹女士说，组织内流行一句话：“活着就开开心心，走时也快快乐乐”。而她这样评价自愿捐献行为：一份普通的表格，谁都能领取、填写；这是一份特殊的声明，它承载着生者对于身后的承诺。

　　日本小女子一人救七命

　　国际先驱导报实习记者吾夏琳发自北京 “妈妈你不需要我了吧？听说你要捐献遗体……”这是去年在日本上映的电影《眉山》中的台词。癌症晚期的母亲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决定捐献遗体，女儿在不解中发出以上感慨。

　　电影中的女儿不能理解，但是电影外，大批日本人已加入遗体捐献者行列。东京87所大学加盟的“笃志解剖联合会”于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已注册志愿捐献遗体的人数接近22万人，这个数字是20年前的两倍。

　　俞女士现在东京大学就读医学博士。“我在国内做解剖实验那会儿，一个手术台要站10个人。死一个人，附近县城的医学院都来抢遗体。”俞女士回忆说。“与中国教学用遗体紧缺情况相比，日本的情况好得多。”

　　她以亲身感受向《国际先驱导报》分析原因时说，社会认同是日本遗体捐献事业的重要动力，财团和民间团体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日本成立了脏器移植中心，该中心是财团法人。为方便人们进行遗体捐献登记，该中心在许多公共场合安放了脏器提供意愿卡。人们在医院、保健所、政府机关，甚至商店都能看到。

　　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最近的病例中，一个年轻女子的遗体移植出的活体器官救活了7个人的生命。事实上，她的母亲并不知道女儿在脏器提供意愿卡上签了名：“我只知道大女儿填卡愿意捐献遗体，想不到二女儿也填了卡。”

　　日本法律对遗体捐赠的原则与欧洲有所不同。英国国会1952年通过的器官移植法规定，只要死者或家属事前不反对，医生就可以提取器官；法国1947年通过相似法律。而日本立法则以限制为主：首先，政府对遗体捐献者并没有物质奖励，否则会被其他人群认为不公正；另外，法律限制儿童注册捐献遗体。日本法律规定，15周岁以上公民才允许登记捐献。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对捐献者与受赠者的个人信息都加以保护。

　　在执行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病人只要付钱，就可以优先享受器官移植手术，而日本医院严格按照先后次序来决定谁优先获得器官移植。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