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000多名高校毕业生陆续奔赴京郊1853个行政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会有差距。两年的实践，让理想满怀的大学生村官们变得更加务实，但他们的地位却很尴尬：工作范围有限，权力有限，未能进入决策层。一位大学生村官说：农村改变我比我改变农村多。
本报记者 李梦娟
实习记者 韩小蕊
从2008年开始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这是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等部门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最新部署。
而此时，云晓波已经在北京大兴区黎明村担任了两年村官。他是北京市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2006年，经过层层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云晓波被聘为大兴区礼贤镇黎明村党支部书记助理。
据统计，目前北京大约有5000名大学生村官，今年的招聘工作结束后，这个数字将达到8000人。根据前两年的报名情况来看，报名和录取的比例为6比1左右，其火爆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部分省份就已经开始了“大学生村官计划”。高校毕业生在农村任职的探索之路已有十余年之久。
按照中央精神，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对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造就经过基层实践锻炼、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云晓波的父亲似乎没有想那么长远，军人出身的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到农村“吃点苦，锻炼锻炼”。
云晓波没有辜负父亲，去年夏天，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大学生村官”。
“眼里要有活儿” “我们村的档案管理是全市的试点。全村464口人、146户，去年人均收入上了9000元。”这个戴着眼镜，身着白衬衣、西裤的村官滔滔不绝。在云晓波刚进入这个村子时，就挨家挨户地走访，“走访老党员、五保户”，对村里有了基本的了解。
“我现在做的主要是办公室的工作，比方说做总结，写各种公文，做些表格，整理档案等。”云晓波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除了书记和主任给他交待的任务，他还会主动发觉他们没注意到的事情，或者提前完成一些工作。
在云看来，就是“眼里要有活儿”。今年他给自己找了个“大活儿”——建个网站。西瓜、甜瓜和小西红柿是黎明村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它们都是在大棚里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去年大兴的全国西(甜)瓜节上，前3名都让我们村拿了。”云有些自豪，他想通过这个网站，在今年瓜果上市前，起到宣传作用，最终实现网上销售。
经过书记的同意之后，云晓波开始四处联系网络公司建网站。起初，一家公司开价1万，云晓波嫌要价太高。随后，他坐了两三个小时的车到市里，来到百度的办公楼。他和百度洽谈得很顺利，对方答应只需3000元就可以建站。
今年3月份，网站建成，同时云晓波的工作中又多了一项任务——网站后台的维护。“这个网站还得加上"供求平台"，买卖双方的需求都能贴上去。”云晓波说，实现网上销售最大的好处是“农民省事儿了”。这是促使云晓波办网站的其中一个原因。
如果买家不上门收瓜，农民们就要拉着一车车的瓜经过两三个小时的颠簸到城里卖。这些农用车大多没有牌照、灯也不全，农民只能半夜两三点结队去新发地——北京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发地有欺行霸市的，他们必须结队去占地方卖瓜。”云解释，“如果能上门收购，他们就省很多时间，省下来的时间学电脑多好。”
借助于这个网站，云晓波还有更大胆的设想：“想做个甜瓜协会，把我们这一片种甜瓜的都涵盖进去。做好以后，新疆、内蒙古的瓜农可以和我们联系，这样这个网站的货源就很多了。”
其实，2006年云晓波刚到村里时，他就想着给村里招商引资。他通过熟人找到了投资商，“主要是在村里种植灵芝，生产营养保健品”，他还请来了专家进行实地勘察。由于规模比较大，涉及到占用农民土地问题不好解决，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云晓波的第一个项目就此夭折。
“你带来了什么项目？” 类似的问题女村官刘佳也遇到过。刘佳是通州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助理。她所在的村庄，离河北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这里没有青山、也没有绿水。一望无际的农田，成片开放的桃花，是这里唯一的景色。
对一直想从事农业旅游开发的刘佳来说，桃花是她唯一可选可开发的景。她很想办桃花节，每年春季，办得成功的话，村里就会有笔可观的收入。然而摆在她面前的现实却让她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眼前，桃花再也不能像往年那样，连成一片花海。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加之桃树的管理成本相对于种粮食作物来说要高很多，桃农砍去了大片的桃树。刘佳为之痛心。
即便这些桃树没被砍掉，刘佳的“桃花节”梦也很难实现。在这个只有200多口人的村庄，大多数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他们在京城里头随便找个工作都比种地的收入高”，留在家里的都是老人，他们安于现状。“要是投资办农家院之类的，农民也不愿意做，农民担不起风险。”
另外，这个村子离市区较远，如何把游客吸引过来也是个问题。再加上“一无资金，二无权力，还没有人支持”这些原因，注定让“桃花节”只能是刘佳的一个美梦。同样的原因，让刘佳的另一个设想——发展有机农业夭折。
“我觉得自己创造一个项目真的很难，尤其是没有权力和资金。”刘佳叹了口气。
去年，刘佳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村里。刚开始村民对她的到来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常有村民问：“你带来了什么项目啊？”事实上，有没有项目刘佳自己心里有底——如果我有项目自己就在外面开公司了。“他们认为大学生是无所不能的，觉得是政府派下来的。”还有村民告诉她：“好好干啊，到时候挣钱了给你买车。”刘佳明白，自己完全不可能实现村民的希望，因此后来她有些怕和村民聊天，怕他们再谈起“项目”。
“我觉得不能(给村里)带来什么变化，很愧疚。”刘佳说。
尴尬的地位 村民们开始失望：“你们这些大学生村官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都干吗了？”另一个村官于伟表示，他有时会听到村民这么说，他也很生气。但他坦承他们说的是实话，“村民很希望我们干点事”。
对于伟而言，他最平常的一天就是等着工作来。“一会儿妇联主任给活儿，一会儿会计给点活儿。”他做的最多的就是类似于秘书的工作。
“我们书记对我的态度是：我有事叫你来，其余的时间你可以自己忙自己的事。”于伟说，需要他做的事情很少，虽然书记这么说，但他平时都来上班。
“宁可累死也不能闲死。”于伟告诉记者，他也在为自己找事情做。在他看来，去年他做的最有实质意义的一件事就是给村民解答法律问题。他一共给村民解决了7个法律问题，“刑事民事的都有”。
前不久，他又找了一件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事，但没有成功。今年植树节到来之前，于伟想发动镇里的村官植树，每个村官带两三个村民去种树，种树的地点于伟都选好了。他兴奋地去镇团委商议此事，“结果他们的态度出奇的冷漠”。在于伟看来这种态度是“对事不对人”。
镇团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于伟的提议，似乎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考虑：“别说你说要办这事了，我们团委办些活动，征集资金都很难。”
于伟后来也想开了：“当然镇里有镇里的困难，还考虑到安全问题，所以没有支持这次植树活动。”
然而，最让于伟介意的是乡政府的态度，这让他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村官的地位也很尴尬。“平时我们和乡政府接触得多。我们在乡政府这一级别上处于边缘地位。乡政府特别忙的时候，会抽我们上来干一个月的活，等没事了，我们又回村里面。”
于伟告诉记者，在村里，书记和主任对他都还不错。但他也很少过问村里的内部事务。村里有重要的决策时，他采取的态度就是避开；村里财务的流向等重要事情他也都采取回避态度。
“第一，我出不了意见。第二，书记也不想让我们这样一个外人知道村里的内部事务。其实，村里的潜规则非常多，没有正规化的运作方式，都是靠3个领导合计。”
回避的不只是于伟，村里的会计、妇联主任都得回避。“村里3个领导商量到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着差不多该说这些事了，就自然回避。连妇联主任都算是外人，我就更算是外人了。”
于伟到这里之后感觉“被闲置了”。“大多数书记不让你多管事情，不愿意你去创新，省得给他添乱子。”他感到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怕“添乱子”，另一方面他一直在寻找着做点什么事。“但可能跟个人能力有关，很遗憾的。”
谁改变了谁？ “农村人际关系更加复杂，进去如同就掉进了一个漩涡。”大学生村官苑杰回想起在村里的那一年多时间如是说。如今他已被借调到镇里某部门任职。
在苑杰看来，村官并不能为农村做出多大的改变。“他们无职无权很难发挥什么作用。赋予他的这个身份很虚，没有话语权，很多建议都不能提出来。”
苑杰曾经和村委会一位女同志吵过架。“她不顾你的感受，什么琐事都交给你干，她就轻松了。”此后，再有这样的事情，他只能一声不响地闷着头干。“干得不好，还要挨批评，干得好了，还得会说话，让人家高兴。”
苑杰告诉记者，曾经有村民因为宅基地的问题找过他。但作为一个外地人，一个大学生，很多人际关系没法“摆平”，他也不可能去给这个村民解决问题，只是把村民的意见转告给书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受到的制约太多，需要有更多的制度设计。”
云晓波也表示：“我们具体负责的范围有限，权力有限。可以决定的事很少，主要还是要听从领导的安排。”
“镇里面对我们挺重视的，我们可以发挥作用。”云告诉记者，有时镇里直接打电话给他布置任务，不用再通过村里转达。当然这些任务尚未涉及到决策性的工作。镇里给大学生村官的评价是，自从他们来了以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有村官的村子给镇里报上去的材料都非常规范，而且效率比原来高多了。”
云晓波想了会儿说，他给黎明村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活跃了村里的氛围。村里计生协和妇联组织学习跳交际舞，云晓波也去跳。妇女们都爱跟他跳，“刚才那个怎么跳来着，过来教教我”。他刚跳完，转得晕头转向，还没等缓过来，那边又有人叫他过去跳。云忙得不亦乐乎。
后来，云晓波和舞蹈老师跳探戈，一甩头，眼镜没了，这着实让大伙乐了一回。“眼镜太松了。”云晓波笑着告诉记者。他扶了扶黑框眼镜，生怕它再掉下来。
村里还有个“数字家园”，里面有20多台电脑。从去年开始，云晓波就教村里干部学习上网，使用电脑。来学习电脑的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们开始都不会打字，更不会用鼠标。云想了个办法能很好地教他们练鼠标，他在每台电脑上安装了游戏“连连看”。村民们开始用鼠标玩游戏了。后来有些人“连连看”比云玩得都好。
村民对网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年轻人聊QQ，他们也想聊。在网上申请了半天也没申请个QQ号，村民急得直问云：“这号咋申请啊？”
村民开始不会上网，他们记不住网址，就用铅笔把网址记在墙上，每次都按照墙上的网址一个字一个字输入。
大学生村官对农村改变的多，还是农村对他们改变的多？于伟不假思索地回答：“村里改变我的多。”
“我现在很务实了，我要干这件事情，首先想有没有钱，有没有支持，而不是考虑这个创意有多么新鲜。我觉得这个社会非常浮躁，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之前对农村都没那么深刻的了解。现在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来看农村，就不会有那么浮躁了。”
大学时期的于伟“很郁闷，很压抑，很不自信”。到这里之后觉得没有那么多光环了，反而乐在其中。受环境的影响，现在他觉得自己看问题的心态也更平和了：“以后要是做律师失败，工作中遇到很多挫折我都会很平和地去接受。”去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他打算做完村官以后就去做律师。
谈起通过司法考试，于伟说是因为村官太清闲了。“连续两个月没有人打扰我，村里也特别支持我考司法考试，我考过了他们还很高兴。”
“没有压力”、“像是在度假”，是女村官刘佳对她的工作生活的概况。去年她刚来的时候，镇里面一交待任务她就会急急忙忙赶着完成，而现在可以拖到下个星期。“我这种没有远大理想抱负的人，就特别适合在这里。我这人责任心不是特别强，没想给村里带来多大变化。”刘佳说，现在完全可以考虑结婚生孩子，因为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养孩子。
刘佳所在的镇目前有50多个大学生村官，他们被统一安排住宿。他们也和刘佳一样过着闲适的生活，这些村官经常会打兵乓球和台球，“个个都是高手”。
承诺和出路 刘佳唯一担心的是3年的合同期满后去做什么。她来农村工作甚至都没有告诉父母，她只是告诉他们她找到了工作，让他们不要担心。周围的村官有的在准备司法考试，有的读在职研究生，已经是研究生的她有些无所事事。“都呆疲了，随波逐流吧。”她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对于未来，刘佳没有考虑太多。
按照北京市相关规定，被聘任为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将享受一些列的优惠政策：他们的工资第一年平均每人每月2000元，第二年平均每人每月2500元，第三年平均每人每月3000元。此外，非北京籍的大学生村官，连续两年考核合格的，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北京市户口。
村官苑杰认为，后者则是像他一样的外地学生当村官的最大诱因，再过几个月他就能落户北京了。来自北京市人事局的最新消息：从2008年7月起，相关部门将开始为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非京籍人员办理北京市户口。预计本批次将涉及1000余人。
除了这一点，村官考研、考公务员时也会优先录取，这也是苑杰看中的。“来农村还有一个好处是，能更深入地了解基层的运作机制，更好地了解社会，对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帮助。”他表示，这些基层工作经验对他今后考公务员有很大帮助。
除了上述优惠政策，北京市人事局今后还将选拔部分优秀大学生“村官”充实乡镇机关干部队伍。
“我还是不愿意留在这里，即使转成公务员也不愿意。”于伟想去城市发展，想去做律师，况且“在这里转成公务员的机会几乎没有，两三个镇才能转一个”。在他看来，他的同事们只有一个愿意留在这里——她在这边结婚了，嫁到村里了。
但云晓波努力想成为优秀者，盼望着能留下来。他听说今年将从村官中选拔副处级储备干部，“希望能被选上”。
像苑杰这样的外地学生来做村官很大的诱因是两年后能解决北京市户口，而在北京籍大学生中，还有为数不少的去做村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北京籍大学生村官告诉记者，由于家长和镇长是同学，关系很好，将来可以留在镇里做公务员。另一名京籍村官表示，他的前途并非完全确定下来了。“而这些还要看谁的关系硬，托关系转成公务员的还要排队。”他说，他们在村里或者镇里呆着，“只是混个脸熟，不用做什么事”。
与这些前途有些眉目的村官相比，于伟显得有些迷茫。还有一年，他的村官生活即将结束，但他仍希望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自己能做点什么。“假如我现在有机会去为农村做点实事，即使很难，我也很愿意去尝试，我现在还有热情，让我去奉献我很愿意！但没有那个平台。”于伟停顿了一下，他不知道他需要的是怎样的一个平台。他摊开手说：“我真的想做好这个角色，但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怎么样做好这个角色的途径。”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佳、于伟、苑杰均为化名，马英对此文亦有贡献。)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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