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力荐国家立法保障教育投入 最低要占GDP4%

　　4%：未兑现的教育承诺

　　访谈动机：

　　早在1993年，国家教育发展改革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教育财政投入要达到GDP的4%。

15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投入离这一目标仍相距甚远，“4%”成为人们诟病教育投入不足的一大硬伤。原因何在？财政部教育司司长赵路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约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

　　“缺钱”这一说法已让公众视听疲劳。在人均GDP迈过1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的端口上，各种民生与社会问题伴之而出，有关教育存续已久的疲沓理念与薄弱基础现实，也非一日就能华丽转身。中国教育规模在片面扩张与不平衡推进，虽然财政教育经费的注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行政费用的充分减少，需要高端意识的恒久坚守，但就此将理由归结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是否合理？政府收入还少吗？真正缺钱的到底是谁？

　　反方 最严重的问题是制约权力

　　数据引子：

　　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人均GDP达到800～1000美元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下限为4.07～4.25%。中国人均GDP现已超过1000美元，但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28%，低于上世纪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称：中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18.45%的学生。

　　赵路在解释至今没有“实现财政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4%”时称，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约了国家拿出更多的钱投入教育等社会各项公益事业的比例。15年前提出此目标时，财政收入只占GDP的12.6%，而去年占到了20.8%。何以在15年前提出此指标时未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而现在却强调这一点？

　　百分之几是个比率问题，你不能说我有200元、1000元的时候才有其中的4%，只有50、100元的时候就没有4%！如果按赵路这种官方主流解释的逻辑，中国在解放前税收和GDP那么少的时候根本就不要发展公共教育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候也不要发展公共教育了。

　　理财是家国之命脉。这里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问题。政府税收到底应该主要用于“人的发展”，包括教育和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领土安全等等，还是主要用于发展经济和行政成本本身。很显然，各级政府掌握的钱，绝大部分直接用在了微观经济活动上，甚至各地每年劳民伤财风起云涌的公祭古人（甚至是神话人物）活动，就不知耗费多少公款，但主政者们从不心疼，更不觉得这些钱应该用在教育上。

　　中国各级政府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民生、民权为本位的“以人的建设为中心”、“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中心”的职能转型或曰革命。它要求政府彻底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从公司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的财政收入并非越多越好，政府的财力也应该绝大部分用于提供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公共安全、自由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秩序，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事业，而不是主要用来支撑世界上最昂贵的行政成本和政府投资。因为人的教育一旦被耽误、环境和生态一旦被破坏，影响的就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而眼前的所谓“经济奇迹”，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过眼烟云。教育不取决于政府收入有多少，而取决于主政者的诚意和勇气。

　　第二个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如果权力受到严格的公众监督和制约，则教育和社会保障没有钱也会变得有钱；反之，若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再多钱也会没钱！

　　从1993年提出到今年，14年已过去，“4%”这个数字似乎成了一个无法实现的标杆，也成了人们诟病教育投入不足的一大硬伤。什么影响和制约了这个数据的提升？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编者注）先生曾经提出一个精确的判断：在最近这些年，中国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凡是涉及减少民众福利的，都非常神速，而凡是涉及削减官僚特权的，都进展缓慢。原因就在于所涉及的对象不同。

　　在削减民众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福利上，的确是非常神速的。可以引申开来观察，比如同样是假华南虎照，陕西镇坪因为有重要官员有组织性地参与造假，全球网民的力量，加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全国两会上呼吁，还是不了了之，半年多无结果；而另一个地方的“平江虎”，即使涉及少部分基层官员，也因是“散兵游勇”，三五天就真相大白，相应人员就受到严肃处理。

　　再比如说户籍制度和大城市高考招生特权改革，前者也是16年过去毫无进展，都成了更长时间的华南虎照——除了敷衍，就是拖延。而相反的例子是公车改革和官僚阶层的房改。公车改革从1994年开始，越改车越多、越豪华。现实中企业还很怕所谓公车改革，如果公车改掉了，企业包括许多私营企业就要准备很多车子让这些官员来“借”。

　　所以，严重的问题在于如何限制权力，如何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梦想。而4%，或者多少年内实现，等等，都不是关键问题。凭什么只是4%？财政增收连年是GDP的3倍以上，民生投入却连年世界倒数第几，连乌干达等这样的穷国都不如。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国库有多么殷实，不是GDP总量有多高（我们已是全球第四），更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梦想。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缺钱”已让公众视听疲劳，为什么这个问题解决和推进这么困难？

　　根子当然还是权力没有关进笼子的问题。但除此之外，有力的、针锋相对的质疑一直缺少也是原因之一。我们要一直追问，教育投入不足真是因为缺钱吗？我们有多少年来都是世界上税负痛苦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政府的楼堂馆所为什么那么豪华？官员的汽车、旅游和公款买文凭等消费为什么那么夸张？各级政府的收入有一半在“地上”，以2007年为例，就是5.13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半多在“地下”，就是所谓预算外收入，包括：土地收入1.2万亿，社保收入0.8万亿，国企利润1.62万亿，罚没款收入1.67万亿。合计5.29万亿。它们都哪儿去了？另外一半为什么不能端上台面？还有，2007年发行国债10万亿，它们又都哪儿去了？而2007年全国GDP总量不过24.4万亿元左右。政府收入还少吗？真正缺钱的到底是谁？

　　一边是公共教育投资步履蹒跚，一边却是一些公共教育机构变着戏法地乱围地、乱圈钱、乱伸手。在求学者寡权的现实生态下，公民教育负担日显沉重，这两年“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也在滋长和蔓延。

　　这跟教育投入不足有关，也跟教育垄断和等级制管理有关，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区别对待，不同政策，不同执法，使教育垄断局面一直未从根本上打破，市场的良性竞争无法形成。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中学、大学，都通过投入、舆论等方式分成三六九等，人为制造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紧张局面，进而把教育变成了对民众的“提款机”和“吸髓器”。

　　“读书无用论”跟大学现阶段教育质量低下和生源质量降低有直接关系。很多四年制大学前两年就学完课程了，却不让毕业，再收两年钱，放羊，让学生到社会上找工作、实习。这不是教育质量缩水吗？为何不用弹性学制变相降低学费、腾出教室和名额招更多学生？另外，教育昂贵导致很多贫寒子弟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初中升学率只有一半，比大学升学率还低。自然降低了大学生源质量。第三，重点大学招生名额大量向所在大城市倾斜，把高出平均考生比例数十倍的名额留给了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不仅丧失起码的公正，也大大降低了生源质量。

　　在教育和谐的宏大命题里，乱收费横亘在平等教育权面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人越来越多，教育、医疗连续5年居价格投诉首位，我们何以在与“教育乱收费”的对决中屡屡败走麦城?

　　我们何曾有过与“教育乱收费”的真正对决呢？如刚才所言，不论是从根本的教育制度上，还是各地方教育主管甚至政府当局利益立场上，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往往都是“教育乱收费”的助推者甚至是直接的幕后指挥者，各位家长除了“以身侍虎”，谁敢拿孩子的前途命运做赌注去“对决”？有钱的，送钱还怕没人收；没钱的，认命而已。不是吗？

　　近两年的“两会”上，“４％的国家教育投入需要立法保障”的呼声渐高，您认为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吗？

　　拜托，千万别指望什么立法，立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只举一个例子：与4000万流动儿童、5800万留守儿童教育和成长息息相关、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的户籍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未解，造成了多少家庭的“妻离子散”、多少人的“无妻徒刑”、多少儿童的身心重创？其根本原因，不是户籍改革不到位，而是相关地方和部门明目张胆地违法！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户籍登记有关的最高法律，就是1958年1月9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全国人大法规规定得非常明确，首先，我国户籍制度实行的是登记制而非审批制。其次，登记的条件和方法也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

　　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那些长期居住的“外来人口”，不去当地登记常住户口，轻则可以被施以治安处罚，重则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不是公民不愿意而是当地公安机关不批准！登记制在实施过程中被非法地变成了审批制。有法不依，法律连一块遮羞布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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