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三辩

　　清官三辩

　　◎本刊记者周丽萍

　　清官是不是吉祥物？

　　有人说，“清官不是吉祥物”。意思是说清官出世之时，是世道黑暗、法制不明、腐败猖獗之时，离一个朝代的灭亡也不远了。那么，这个话有道理吗？

　　清官吉祥还是不祥，是盛世祥瑞还是末代征兆？笔者认为，盛世出清官，越是清明世道，越是清官辈出，没有清官的时代才是最不祥的时代。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古代清官比较多的时期，恰恰是政治清明、国力鼎盛的时候。西汉文景时期腐败发生率很低，唐太宗时期被誉为“历史上没有腐败的朝代”，康熙一朝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清官比贪官多，甚至只有典型的清官、没有典型的贪官。

　　这样的时期，正是一个新生政权成长到成熟的黄金阶段，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个人素质相对较高。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本人都克己节俭，身为表率，在政治上则大力整顿吏治，提倡清廉，起到了很好的风向标作用，因此，官场的风气相对比较正，清官比较多。史书记载贞观时期“正直之士比肩于朝，佞幸之人弃逐其身”。

　　而在每个朝代的末期，统治者昏庸腐化，政治上走向腐朽没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整个官场贪腐糜烂，几乎是无官不贪。越是这个时候，清官越是显出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魅力，老百姓就越是热切地盼望清官出现，不过在这个时候，渴望清官只是望梅止渴而已。

　　也有人提出，清官是已过时的历史概念，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清官的出现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因为这让人民只盼清官，不盼制度，不盼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官仍是不祥。

　　河南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清官代表了民众对法律公平公正的诉求，但这毕竟是一种舍本逐末。古代人治行政司法合一，因此人们呼唤“青天大老爷”；而现代国家行政司法各司其职，司法应该独立。因此，像古代清官那样的“一把手”办案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不过，他们也承认，现实还有清官存在的环境土壤。

　　司法公正是当今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也是本届两会上的热点话题。从根本上说，这一问题必须靠法制建设才能真正解决。但是法治不是一天建成的，两千多年人治的影响不可能在一夜消失。看看那些到信访机构上访的群众，看看那些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关注而解决的案件，这就是老百姓依然呼唤清官的原因。

　　清官情结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法律情结，他们盼望的就是法律给自己一个公正公平。清官所代表的就是法律，清官是法律的公正执行者。作家官员、现任山西省副省长张平曾说：“在整个制度没有健全时，我们党内的好干部是老百姓的最大希望，他们还能靠什么？有什么权利指责百姓们的清官梦？”

　　打个比方，清官好比米糠，法律好比肉糜，在米糠果腹都还困难的情况下，怎么能说“何不食肉糜”？如果每个法官都是能秉公执法的清官，如果每个官员都是执政为民的清官，那么，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吉祥和老百姓最大的幸运。

　　清官是不是一定要穷官

　　人民呼唤清官，是出于对腐败分子的痛恨，对清廉政治的期待。任何时代，清廉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政清廉不仅是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要求，也是现代政治的内在属性，从这个意义上，对清廉官员的呼唤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理论上说，我们的人民公仆个个都应该是清官。然而就当前现实看，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廉政建设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在中央出台《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后，各地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大张旗鼓宣传清廉文化和清廉典型。

　　但一些人对这样做的实际效果产生疑虑。有人提出，教育能使腐败分子悬崖勒马吗？劝廉能让腐败分子回头是岸吗？特别是个别落马贪官的“廉政秀”，不是台上做反腐报告，下台成反面典型吗？

　　靠什么来保廉反腐？靠高薪还是制度，靠惩处还是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或许，我们可以从康熙和雍正的不同手法上受到一些启发。

　　康熙实行清官政治，尚德、兴廉，通过扶持、保护、褒扬清官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在全社会进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当时出现了于成龙、张伯行等一批著名的清官，康熙一朝也被认为是历史上罕见的清官多于贪官的时代。但康熙政尚宽仁，惩贪不力，其后期官场贪风日炽。

　　雍正即位之后，一方面铁腕惩贪；同时进行制度建设防贪，实行“耗羡归公”，进行高薪养廉，官员按级别提取“养廉银”，一时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不过，雍正轻视道德教化，重能轻贤、重才轻德，贱视清官。因此时人称，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后果是，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晚清成为中国历史最腐败的时代之一。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反腐倡廉要靠惩处的暴风骤雨，也离不开教育的和风细雨，对清官的大力倡导宣传正是一种春风化雨。不过，在对清廉文化的宣传上，我们要防止走入误区，即清官即是清贫之官。

　　宣传的目的是为树立榜样。但是过去我们宣传的一些典型，艰苦得让人心酸落泪，高尚得让人望而却步。是不是非要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置于不可戴天的尖锐对立中，才能造出清官？是不是非要舍弃作为正常人的情感需求，才能炼成清官？明代有人这样评价海瑞，“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诈者”。如果我们宣传的清官，不能让人信服，又怎么能让多数人追随和仿效？

　　再有，能够坚守清贫固然是美德，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员的生活也必然相应提高。如果现在的官员仍然过着像海瑞、于成龙那样“寒士所不堪”的生活，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清廉就是好官吗？

　　在民众的观念中，清官就是清廉之官。清廉的官员就是好官吗？

　　人们对官员的评价容易陷入“一清遮百丑”的思维误区，官员只要清廉，其他方面的缺陷就可以不计。清官主要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并不涉及能力才干。既是清官又是能吏当然最好，比如像包拯于成龙那样的，但是世事往往没有那么理想。自古有有才无德的贪官能吏，也有有德无才的清官庸才。

　　顾炎武说，“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为官仅有清廉是不够的。康熙也说过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

　　其实，清官和能吏的关系一直人们长期争论的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宁要有为的贪官不要无能清官，话虽然偏激，但也说明，人民需要的好官不仅要清廉，还要有为。

　　但有为不是为所欲为。在人治严重的时代，有的官员自以为不贪，就可以无所顾忌，进行“偏执性施政”，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清官暴政”祸害百姓的情况。

　　清代《老残游记》塑造了两个清廉酷吏典型——玉贤、刚弼。他们的“清官”、“能吏”之誉，是以残酷虐政换来的。玉贤做曹州知府，号称“路不拾遗”，背后却是滥杀无辜，冤案累累。刚弼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

　　因此刘鹗说“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 。鲁迅也认同这种“清官杀人”的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资料，我国渎职侵权犯罪造成的平均个案损失，竟是贪污犯罪的17倍之多。而渎职犯罪中的不少官员，就往往以清官面目出现，在“为民做主”的情结下，践踏法律，无视民意，以权压法、以言代法，祸害百姓。

　　今天的官员，不但要有清廉之德，公正之心，还要依法行政，任事有为，这才是时代需要的好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