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观焦裕禄的领导科学

　　今观焦裕禄的领导科学

    ◎文/马乔骞

　　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有43年了，作为一个英雄时代出现的英雄人物，焦裕禄往往被赋予了更多苍白而艰深的历史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加深了与年轻一代的隔阂。

　　其一：深谙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

　　当时的兰考，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灾荒摧残后，全县的水利工程基本被毁坏，农村经济凋敝，全县年产粮食仅 500万斤，比解放前还低。农民外出逃荒，干部灰心丧气。如何发动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焦裕禄上任后，首先把“县委办”改成了“抗灾办”。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县委常委会。他带着常委们来到火车站，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地在冰天雪地里等着逃生。他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是灾荒逼着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因为焦裕禄深谙用情感激发干部的意志，他用现场情景感化、用真实的情感来感染他的团队，把激发领导干部的情感同关注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其二：深谙“突破式”管理法则。

　　焦裕禄还擅于寻找开展工作的突破口，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韩村就是个好例子。

　　当时兰考县贫困的乡村不少，从何处下手？焦裕禄选择了全县最穷的韩村。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村子。1962年遭受了毁灭性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粱穗，合折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焦裕禄来到韩村召开座谈会，对大家说：“刚才在来韩村的路上，我见到一只小鸡在雪地里挠食，小鸡有两只爪可以刨食，人也有两只手，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乡亲都穷得吃不上饭，饿得抬不起头，我们难道连一只小鸡都不如？只要想方设法去劳动就不会怕没有吃的。”大家的士气被鼓舞了起来。

　　这年冬天全村人赤手膊脚，组织劳力硬是割出了27万斤草，连拖带运卖到了安徽。他们不仅没有要国家救济一分钱，还买回了粮食和农具，养活了全村人和8头牲口。最穷的韩村成功了，全县的抗灾自救工作果然很快就推动了起来。

　　发动兰考全民抗灾，用韩村来做榜样，发展韩村，他用的是一只小鸡来作榜样，最后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焦裕禄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其三：深谙实践和调研。

　　焦裕禄的大胆实践，来自于他脚踏实地、真实具体的考察依据和调研基础。他常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入下去才能解决问题”。他到兰考的第二天，就已经下乡去了解情况了。

　　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讨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 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他，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对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焦裕禄懂得与群众沟通和动员的艺术，擅于从思想上启发群众，带动群众，凝聚群众办大事。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县里只有一辆吉普车。焦裕禄下乡调研大多是步行，或骑一辆旧自行车。虽然他患有肝病，但还是没日没夜地下乡，检查盐碱地的仪器很贵，他就用舌头尝，每到一地，他抓一撮土往舌头上一放，就能分出是硝，是碱，是盐。

　　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

　　焦裕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搞调研，还发动全县所有的领导干部下乡，住“牛屋”、吃“场饭”。

　　牛屋是农民的活动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农民白天忙田地活，晚上没事了就去村里的牛屋侃大山，累了就躺在稻草上睡觉过夜。住牛屋久了，农民兄弟也不把干部当外人，便有了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当时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从牛屋上出来的。

　　一次焦裕禄在韩陵公社开了一天座谈会，晚上就来到牛屋，和饲养员萧位芬聊起来，请他谈谈治理兰考的办法。萧位芬不安地说：“我是大老粗，能拿啥主意。”焦裕禄说：“你年龄大，经验多，我是学习请教的。”萧位芬想了想，一拍脑袋说沙土窝里种泡桐树，挡风、压沙好处多。谁也没想到，兰考大种泡桐的蓝图就诞生在这座牛屋里。

　　至于为什么要吃“场饭”？一般在北方农村，农民都喜欢端个饭碗，聚在一个地方吃饭，然后边吃饭边聊天。吃场饭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能够听听民声，了解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