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观焦裕禄的领导科学
◎文/马乔骞
焦裕禄离开我们已经有43年了,作为一个英雄时代出现的英雄人物,焦裕禄往往被赋予了更多苍白而艰深的历史形象,在某种意义上也加深了与年轻一代的隔阂。
其一:深谙现代化人力资源管理。
当时的兰考,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灾荒摧残后,全县的水利工程基本被毁坏,农村经济凋敝,全县年产粮食仅 500万斤,比解放前还低。农民外出逃荒,干部灰心丧气。如何发动群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焦裕禄上任后,首先把“县委办”改成了“抗灾办”。他说:“‘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县委常委会。他带着常委们来到火车站,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地在冰天雪地里等着逃生。他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是灾荒逼着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因为焦裕禄深谙用情感激发干部的意志,他用现场情景感化、用真实的情感来感染他的团队,把激发领导干部的情感同关注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其二:深谙“突破式”管理法则。
焦裕禄还擅于寻找开展工作的突破口,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韩村就是个好例子。
当时兰考县贫困的乡村不少,从何处下手?焦裕禄选择了全县最穷的韩村。
韩村是一个只有27户人家的村子。1962年遭受了毁灭性涝灾,每人只分了12两红高粱穗,合折现在的粮食七两半,这就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焦裕禄来到韩村召开座谈会,对大家说:“刚才在来韩村的路上,我见到一只小鸡在雪地里挠食,小鸡有两只爪可以刨食,人也有两只手,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乡亲都穷得吃不上饭,饿得抬不起头,我们难道连一只小鸡都不如?只要想方设法去劳动就不会怕没有吃的。”大家的士气被鼓舞了起来。
这年冬天全村人赤手膊脚,组织劳力硬是割出了27万斤草,连拖带运卖到了安徽。他们不仅没有要国家救济一分钱,还买回了粮食和农具,养活了全村人和8头牲口。最穷的韩村成功了,全县的抗灾自救工作果然很快就推动了起来。
发动兰考全民抗灾,用韩村来做榜样,发展韩村,他用的是一只小鸡来作榜样,最后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焦裕禄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其三:深谙实践和调研。
焦裕禄的大胆实践,来自于他脚踏实地、真实具体的考察依据和调研基础。他常说“蹲下去才能看到蚂蚁,深入下去才能解决问题”。他到兰考的第二天,就已经下乡去了解情况了。
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讨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 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他,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对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焦裕禄懂得与群众沟通和动员的艺术,擅于从思想上启发群众,带动群众,凝聚群众办大事。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县里只有一辆吉普车。焦裕禄下乡调研大多是步行,或骑一辆旧自行车。虽然他患有肝病,但还是没日没夜地下乡,检查盐碱地的仪器很贵,他就用舌头尝,每到一地,他抓一撮土往舌头上一放,就能分出是硝,是碱,是盐。
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上。
焦裕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搞调研,还发动全县所有的领导干部下乡,住“牛屋”、吃“场饭”。
牛屋是农民的活动中心,也是信息交流中心。农民白天忙田地活,晚上没事了就去村里的牛屋侃大山,累了就躺在稻草上睡觉过夜。住牛屋久了,农民兄弟也不把干部当外人,便有了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当时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从牛屋上出来的。
一次焦裕禄在韩陵公社开了一天座谈会,晚上就来到牛屋,和饲养员萧位芬聊起来,请他谈谈治理兰考的办法。萧位芬不安地说:“我是大老粗,能拿啥主意。”焦裕禄说:“你年龄大,经验多,我是学习请教的。”萧位芬想了想,一拍脑袋说沙土窝里种泡桐树,挡风、压沙好处多。谁也没想到,兰考大种泡桐的蓝图就诞生在这座牛屋里。
至于为什么要吃“场饭”?一般在北方农村,农民都喜欢端个饭碗,聚在一个地方吃饭,然后边吃饭边聊天。吃场饭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还能够听听民声,了解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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