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左右中国3G牌照发放内幕解密

　　第一章 中国为什么会对3G特别重视

　　一个本不该引发争议的3G问题，却搞得业内沸沸扬扬！但进入2007年以来，国内的电信专家、学者却好像商量好一样，在各种场合均闭口不再谈3G和电信重组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怪异的现象？

　　如果说专家们怕谈3G，肯定是错误的理解，因为在一系列的会议上，关于3G问题，关于TD-SCDMA的发展，专家们讨论得很热烈，甚至在多次内部会议上，参会专家都想上书给国家领导人，表达对中国3G的看法。

　　中国为什么会对3G给予特别的重视，特别是为什么要力推中国3G标准TD-SCDMA呢？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虽然存在技术问题，市场需求问题，投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点。对待3G和TD-SCDMA，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话语权”。

　　支持TD只为谋求在国际电信业的话语权

　　TD-SCDMA能成为3G的国际标准，是中国在高技术产业获得的为数极少的话语权，仅此一点，所谓的技术成熟度、市场需求、谁来运营TD-SCDMA等，都成为非决定性的问题。

　　对竭力支持TD-SCDMA的人来讲，如果简单地强调TD-SCDMA的自主知识产权，就会陷入“不开放”和“拒绝先进”的围攻中。在多次关于TD-SCDMA的座谈会中，一大批年迈的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拍着桌子指责那些推崇WCDMA和CDMA2000的人是卖国贼，指责现在的一些局长、部长们是新的洋买办，在他们的心中，TD-SCDMA是他们几十年所执着的信念，是无任何瑕疵的光环。

　　这样的情景我亲历过多次。2006年，在一次由某部委组织的研讨会上，近20位中科院院士和学部委员参加了会议。他们的年龄大都超过70岁，最大的已经近90高龄。会议从下午2点开始，在部领导、在职专家以及电信公司的领导发言完毕后，已经是接近吃晚饭的时间了。这时，主持人才客气地问在座的院士们是否有新的想法或建议。我本以为这些老科学家已经因为“坐冷板凳”而无心讲话了，但令人震撼的是，他们不仅争着发言，而且一个比一个充满激情，试图让每一个在座的人从现在“买技术”的现象中清醒过来，让每一个人都明白，中国电信的强盛，只有靠TD-SCDMA。这样的气氛一时间感染了所有的人。院士们的发言使研讨会延迟了2个多小时才结束。但会后，一些在位的学者和官员私语道：“老先生的爱国精神可敬，但时代已经变了，技术创新与发展的形态也都已经改变了……”

　　事实上，那些仅用信念维护TD-SCDMA的院士们是改革开放中英雄主义精神与自我禁锢的组合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搞清楚中国发展TD-SCDMA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同样，反对上TD-SCDMA，贬低TD-SCDMA价值的人也陷入了狭隘的技术主义和短视的金钱主义之中。

　　客观地说，即便到此时此刻，TD-SCDMA在技术和应用上仍存在许多不成熟的问题，但是换一个角度想， 简单地拿TD-SCDMA与另外两个国际3G标准作比较，是极端狭隘的思维方式。如果从市场需求和投资收益看，现在所有的人讲出来的TD-SCDMA无需求，TD-SCDMA要亏损的结论，听上去很在理，但在我看来，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或者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既得利益放出的烟幕弹，再者就是把一道数学题中的若干个变量和参数简单地归结为只由货币收入减货币成本的关系。

　　如果从话语权的政治与经济价值看，现在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SKT等跨国电信公司都在研发与TD-SCDMA相关的系统和产品，它们对TD-SCDMA存在的缺陷再清楚不过了，但为什么还都在竭尽全力地寻找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与中国TD-SCDMA协同发展的市场方案呢？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第三代移动通信领域已拥有了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为此，甚至欧洲公司私下里还希望通过支持TD-SCDMA来打压美国的Wimax。

　　可见，中国为什么重视3G，为什么一定要发展TD-SCDMA？要从国家的角度来算账。年初，国际著名投行里昂证券的高级分析师与我讨论“中国为什么如此重视3G”。我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话语权决定一切。”这位分析师当时不理解，举出了大量关于TD-SCDMA不成熟的实例以及WTO的相关条款，但她忽略了最核心的问题：“中国已不再是1949年前的旧中国和闭关自守、自以为是的中国”。后来，经过我们一次次的讨论和争辩，她基本同意了我的观点。

　　有些公司不希望我说真话

　　其实，对TD-SCDMA产业的理解，我也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过程。记得第一次去大唐移动公司，总经理唐如安与我谈了整整一下午。那次，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搞懂TD-SCDMA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客观地位，但唐如安和他所领导的团队已深深地震撼了我，简陋的办公楼和会议室，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正在承担一项重大技术攻关任务的公司竟是在一个像中学教学楼的地方办公。

　　那天，大唐移动与我一起座谈的工程师们每个人的眼里都放射着光彩，那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念。虽然大唐移动在经营上没有大的收入项目，现金流阻塞，员工的工资可能在电信制造企业中是最低的，但他们没有怨言。以后，我与大唐移动有了更多的接触，渐渐发现大唐移动其实不像一个研发公司，而更像是一个国家办的研究院所，国有企业拥有的弊病以及国家研究院所存在的问题在大唐均有体现，而针对这些问题的改革似乎并未引起大唐及决策层的重视，于是我开始怀疑大唐移动的能力，担心它是否能把TD-SCDMA推向市场。

　　2006年，我进一步了解到大唐移动在研发TD-SCDMA项目中资金严重短缺，围绕TD-SCDMA的投融资渠道又毫无举措。当时我想，如果让华为来做TD-SCDMA的主研发企业，情况会好许多。这时，我已经看到围绕TD-SCDMA产业所存在的体制障碍与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我有点不敢说话，不敢说真话了，一个原因是新浪篡改我写的一篇关于3G的文章，一度使我在3G与TD-SCDMA研究中很被动，更重要的一点是发现大唐移动也不希望我说真话，还有一些部门也不希望我说真话，连我所在的研究所领导也怕我说真话了，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好在我与新浪的官司胜诉后,我的言路又回归到从前相对宽松的境地。

　　2006年底，香港ITU展会上，我再次遇到了唐如安和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他们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在展会上他们忙于与寻求合作的公司沟通而顾不上与我多聊几句。唐如安用新款TD可视手机终端与我通话演示，说实话，声音虽然清楚，但手机彩频上的人像却如同看动画片，很不稳定。但是，正是经历了ITU，以及看到了那些急于与TD-SCDMA合作并想出各种办法希望加入TD产业联盟的情景，使我慢慢悟出了中国发展TD-SCDMA的真正目的和意义。

　　3G受重视的原因

　　TD虽然在技术上仍存在各种问题，但3G为什么在中国会受到如此高的重视，是什么原因？

　　首先，3G是信息产业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问题的核心是现在许多人仍没有弄明白什么是信息化，绝大多数人所理解的仅仅是多几台电脑，加上一个服务器，各个部门都能使用宽带。这几年，我受邀参加了一些城市的信息化规划，我曾面对面地问过一位市委书记：“什么是信息化？”他愣了许久后自语道：“我还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很坦率，马上给市科委主任、发改委主任打电话，要求他们回答什么是信息化，而最终从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嘴里得到的答案是：信息化就是增加光纤的铺设，实现村村通电视、通电话，所有的企业都具备上网条件。他们对信息化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仅仅是通信设施的基础建设。在浙江省某市，我曾请求市长约几家最大、最著名企业的老总与我座谈。会上，我再次询问到会的企业家“什么是信息化”，大家回答的内容出奇地一致：“上网，网上做买卖。”

　　当发达国家把信息化渗透到所有的现代创新领域（包括军事、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产业融合技术、超高速率的数据处理与传输等）时，我国还有许多部门、许多人对信息化的理解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能不落后吗？所以，中国今天发展3G，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效益评估问题，而是能不能跟上世界信息化演进速度的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的信息化建设，3G无疑是一个重要平台。

　　其次，由于中国的2G技术完全依靠国外，外资在中国2G市场的收入达到5000亿元。因此，对待拥有中国标准的3G选择上，国家就非常关心“是否以自主创新技术作为3G发展的战略”，把TD-SCDMA从一项技术发展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而现在中国的电信运营商运营收入和利润的增幅都在下降。而在WTO的框架下，中国对开放电信市场的承诺尤其令人关注。由于3G面临TD-SCDMA、WCDMA和CDMA2000三大标准的选择，同时在无线宽带技术上，又有WIFI紧追其后，面对“公平”和“技术中立”，中国政府的选择受多方因素制约，因此，对3G的重视也非其它项目所能比及。

　　而3G的投入产出，直接关系到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企业华为、中兴、大唐的生死存亡，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失衡，都可能导致民族产业的衰落或在华投资公司的抱怨。由此，决策层也不得不高度重视3G问题。

　　第二章 中国3G被多种意见主宰导致发牌难

　　事实上，中国3G的发展一直受多种意见的主宰。现在，3G在中国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国家信息产业发展战略问题，是一项优化国家信息安全和提升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问题。尽管已错失了3G最好的发牌时机，但3G肯定要上，即便存在运营商短期行为的抵制，政府也会以强而有力的手段要求运营商在2007年底前大规模投入3G初步运营。只是目前阶段，中国3G被多种意见所左右。

　　国资管理部门为何越权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国资管理部门对3G的关注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它的职权范围。对国资管理部门而言，用最短的时间优化垄断性国有公司（电信、电力、石油、民航、运输等）的资本结构，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保证国家对这些大公司绝对的控制能力，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

　　但近几年电信市场的变化风起云涌，国资管理部门单靠管财、管人已力不从心，因此，对3G牌照的发放和电信公司的重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特别是通过国有资本管理权，对电信公司的重组直接参与。这虽然引起了一些部门和专家的不满，但在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国资管理部门的行为虽有越权嫌疑，但仍在许可之中。国资管理部门参与重组的资产调配无可非议，但因重组涉及大量的技术问题，而国资管理部门又谢绝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参与，所以在重组问题上，其单独出台的方案会造成资本重组大于技术与市场重组的局面。这种方案出台，肯定会面临一定的抵触，且影响3G发牌。

　　根据个人的理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是3G牌照发放和公司投资重组的最权威机构。一方面，发改委对电信产业的投资、建设、重大技术项目的审批长期具有决策权，也拥有一批专家型的领导，对电信产业的发展规律及国内外政策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TD-SCDMA产业的发展一直采取追踪和支持的态度。因此，在3G问题上拥有绝对发言权。

　　但是，发改委对电信运营商、设备商并不具有直接管理和干预权，同时,发改委及所属机构缺少对电信产业有研究的专门人才,这难免会使有关研究出现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并缺失了对电信行业管理与决策的综合能力。但在投资决策、产业决策、技术管制决策三权于一体的情况下，3G的最终决定权仍需以发改委的意见为主线。

　　信产部的难处

　　信息产业部本应是3G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但目前无财权、人权和产业安排的权力，因此只能在技术标准选择，网络管理和市场准入审批上拥有主宰能力。

　　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相比，TD-SCDMA的研发投入完全可以说是“少得可怜”。对TD-SCDMA的投入应包括政府投入、资本市场投入、产业基金投入、公司自主投入。但是，在2006年以前，大唐移动直接或间接从政府手中得到的研发经费只有几亿元，其中，国家一些明确规定支持TD-SCDMA测试的费用也迟迟不能到位，资本市场对TD-SCDMA的青睐与担忧并存，信贷投入犹豫不决，而大唐移动常年亏损，自有投入能力近于枯竭。

　　对这种情况，作为主管部门的信息产业部心知肚明，但又束手无策，因为信产部既无财政投入的决策权，也无重大项目投入的审批权，所以，面对大唐移动的窘迫局面，也只能予以口头上的抚慰。

　　由此可见，在中国现行的政府决策体制下，3G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多头管理的局面。因此，在发展3G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对现存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予以改造，中国3G的发展很可能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时机。

　　不过，现在国家已采取了补救措施，成立了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统筹信息化建设中的多头管理问题，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任办公室主任，重大问题直接报请国务院和总理办公会。目前，对3G的发展，国务院信息办综合决策和统筹决策的地位正在提高。

　　在2G时代，虽然中国移动90%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是由中国的亿阳信通公司完成的，但其所采取的核心技术被IBM、微软等控制，中国2G、2.5G、2.75G网络安全事实上并不在本国的有效掌控之内。而对待3G的网络安全，国内尚无明确的技术标准和可操作的技术工程，特别是在软件设计上，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因此，谨慎发牌，成了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

　　可以认为，在中国3G的多头管理问题没有解决好的背景下，3G牌照的过早发放确显匆忙，但从信息化建设的需要看，3G牌照进一步推迟发放，经济上和产业发展上的损失将是难以补救的。

　　第三章 TD-SCDMA已错过发展的最好时机

　　目前，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国电信产业体制调整的进程，3G的迟疑，对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技术约束正在被一批新的技术所替代，3G的技术战略地位开始下降。

　　在HSDPA及4G研发加速的背景下，中国标准TD-SCDMA的中长期“筹码”地位正在下滑，如果为了中国自主产业的生存与发展，而或优先单独发放TD-SCDMA牌照，或按一些人士提出的,根本就不发牌，就按现在这样，等完成十城市测试后，再继续不断地扩大测试(变相商用)规模，那么，对中国来讲，在政治与经济的总账上都是不利的。

　　单独发牌将遭遇知识产权纠纷

　　TD-SCDMA专利在CDMA等标准中的自有专利没有超过14%，由于TD和WCDMA在核心网的技术基本一致，造成在WCDMA上拥有专利的厂商如诺基亚、爱立信等在TD-SCDMA上也会拥有专利。虽然3G专利最关键的部分在于无线接入和空中接口，TD-SCDMA拥有其最核心的部分，但专利问题仍无法完全回避。

　　对IPR（知识产权）问题，我曾与多家跨国电信公司的高管有过交流。我目的很单纯，只为探求一种可在IPR问题上共赢的思路。但我屡屡碰壁，那些跨国公司高管每次与我论及到IPR问题是，一脸的“买办”情态尽显无余。

　　那些代表美国电信公司利益的买办们，会以“市场公平”、“交易公平”和WTO告诫我什么是IPR，并以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IPR上不降价、不让步，甚至直接道出了“如果中国无视IPR的后果及情景”；那些代表欧盟利益的买办则面带微笑地先把美国利益者的短视和急功近利嘲讽一番，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讲，IPR是可谈的，但要有先决条件，这个条件很公平，就是中国不能无视WCDMA而先发展TD-SCDMA。我试图告诉他们中国因为拥有全球最大的通信市场和巨大诱人的消费群体，所以，买办所代表的跨国利益集团是没资格与中国讨价还价的，但是以市场规模换取跨国集团在IPR上的让步似乎并不为买办和让买办办事的人所接受。

　　TD产业链问题重重

　　在3G时代，围绕手机终端的争夺战将愈演愈烈。但现在TD-SCDMA产业链的关键问题是终端的种类还比较少。目前WCDMA的终端已经有200多款，TD-SCDMA终端大约是几十款。如果得不到一流终端厂商的合作与支持，TD发牌后难免会陷于终端供给不足或质量不能保证的问题。特别是150美元以下终端的供给与技术支持，是TD-SCDMA能否快速进入市场的关键问题。

　　但更为重要的是商用网的质量面对严峻考验。2006年6月，运营商的测试报告指出，在TD-SCDMA预商用网涉及终端的测试中，电源问题、机卡接口兼容问题、终端性能不稳定以及3G特色业务支持不成熟困扰着TD-SCDMA终端。虽然目前这些问题都已基本上得到解决，新一轮的测试效果也还比较满意，但只是在十个城市进行测试，潜在的风险依然存在。

　　与终端问题相比，运营商的积极性对TD-SCDMA的发展更为重要。现在有一种很片面和偏激的认识。即：电信运营商都是一帮酒囊饭袋，都是在政府指令下的一帮唯命是从者。这种认识是错的，而且会导致对未来电信市场格局错误的判断。我在每家运营商中都有一些很好的学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TD-SCDMA、政府的干预与管制、公平市场竞争等一些现实问题。感受最深的是，中国电信运营商是藏龙卧虎之地，只是因为他们缺少话语权和决策权，所以只能采取消极对应的态度。而暗地里，几家运营商都已按照对市场发展的理解，制订公司的发展规划，而且是多方案规划。由此，运营商实际上已经在政府和TD-SCDMA研发部门面前摆好了乌龙阵，这种架式，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破阵方法，TD-SCDMA产业联盟和相关的政府部门踢乌龙球的可能将难以避免。

　　而且，如果优先单独发放TD-SCDMA，中国移动、电信、网通和联通的股价均可能发生较大的波动，并会影响战略投资人的信心。2006~2007年，许多投行的朋友都在找我了解TD-SCDMA的进展，他们其实并不关心TD-SCDMA，也不了解TD-SCDMA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把钱押在哪家电信公司身上能获得高额回报。

　　2007年的4月，在深圳华侨村，几个专做香港中国电信股的机构投资人把我拉到湖边的茶室，从不同的角度向我征询中国电信的前景……他们对电信的关心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我们这些专门研究电信问题的学者。这使我不由得联想到前几年因为一位年轻电信学者针对中国移动的一句“闲话”，瞬间使中移动股票蒸发了巨额市值的旧事。今天，3G发牌的日期，谁会持有TD-SCDMA牌照，谁将运营WCDMA，谁可能使用CDMA2000，联通是否会将C网卖给中国电信，电信运营商的重组以什么方式、从什么时间开始，都直接决定着证券市场里投行和投资机构赢利的多少。如果中国单独发放TD-SCDMA牌照而缓发其它3G标准，股市上一定会掀起一波不可小视的恶浪。

　　中国3G已错过发展的最好时机

　　进入2007年，中国已经错过了发展3G，特别是TD-SCDMA的最佳时期，Wimax像一艘核潜艇，在围攻TD-SCDMA这艘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舰。

　　如果在两年前就大规模、高投资、聚英才、集全力地发展TD-SCDMA，Wimax、WIFI对于TD-SCDMA只能是匹夫撼树。今天有一件事一直令我心碎，这就是中国无线接入技术MCWILL的破灭。几年来我屡屡呼吁要重视MCWILL的发展，在3年前，MCWILL不论技术指标还是市场潜能都强于Wimax和WIFI，但在落后的研发体制、部门割裂和大唐集团内部的内耗中，MCWILL最终退回到实验室里，而Wimax后来居上地成为无线接入的主流、主导技术。对待3G，对待中国的TD-SCDMA，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电信竞争中，留给中国的机会将越来越少。

　　我个人认为，如果在2007年10月或年底前同时发放TD、WCDMA、CDMA2000三个标准，在综合收益上，国家的收益还是大于成本的。当然，在此之前，与高通的IPR谈判是一个难点，但这是一个超越技术和企业权益，但又必须按市场和法律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对政府有关人员的一场考验。

　　不过，中国的3G产业并不像外界表述的那样复杂和前景模糊。只是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争斗和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使3G变得复杂和不确定。据我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中国的3G牌照应在2007年10月底最迟在12月左右发放。第一阶段（2007年至2008年底）共发放三张半牌照，即：中国移动获TD-SCDMA牌照，中国电信获CDMA2000牌照，中国网通、中国联通共获WCDMA牌照，中国铁通获区域性的WCDMA牌照。2008年以后，中国移动应会同时规模化发展Wimax。

　　TD-SCDMA肯定会成为发牌早期的首选标准，尽管由此会产生IPR、国际信用、终端生产等多方面的风险，但由于在中国与欧美的贸易谈判中，电信问题的重要性正在被能源、石油、电力、航运等更重大的问题所削弱，这使电信的微观风险足以在宏观矛盾的调整中大大降低。而事实上,中国移动对TD-SCDMA的测试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完成的是商用测试，而非正式发牌和商用，由此，即便2007年10月TD、WCDMA、CDMA2000同时发牌，TD-SCDMA也客观上提前半年多进入市场，这种办法解决了大量棘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