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外大使讲述“国际公关”故事

　　解读中国

　　——中国驻外大使讲述“国际公关”故事

　　随着国力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目前，积极、正面，仍然是描述中国外交环境的恰当用语，但随着外交视野越来越开阔，对外工作局面的不断拓展，中国的外交官们对具体工作的操作难度要远远超过从前。

　　在镁光灯下的觥筹交错和文山会海背后，中国驻外大使们还会遭遇到一些如“中国威胁论”、“抹黑奥运”、“新经济殖民主义”、“宠物食品中毒事件”、“有毒饺子”、“跨境污染”等等突如其来的“难题”。

　　“危机公关”不期而遇，释疑增信刻不容缓。中国外交官们如何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识别“危机”的本质？怎样应对才能化险为夷，甚至将坏事变成好事？在2008年“两会”期间，《环球》杂志专访了中国驻多个重要国家的大使，请他们讲述自己的公关故事，评价中国外交在增信释疑工作中的艰辛和成败。

　　肯尼迪外甥的“玩具虚惊”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会山。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德宾的办公室里，一边坐着美国国会的两位议员，另一边是中国驻美使馆的两位外交官。面对面，距离很近，气氛却不太友好。

　　对于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来说，那一天的会谈，算得上是一次艰难的公关。

　　国会山外，“宠物食品中毒事件”依然在被一些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办公室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议员德劳罗神情严峻，激烈地指责中国宠物食品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危害”，甚至“不可忍受”……

　　“会谈很艰苦。”回溯当时的情景，周文重告诉《环球》杂志，“两位议员找我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议案。”

　　不过那一天，似乎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宠物食品中毒事件”，仅仅只是一场风波的开端。而后，“问题牙膏”、“致命轮胎”、“甲醛超标服装”、“含有违禁物质”的海产品以及“威胁美国儿童生命安全”的含铅玩具等“中国制造”，开始相继陷入美国舆论的围剿。

　　一时间，一方面所谓的“中国军方黑客事件”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主题，似乎突然冒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

　　2008年3月10日晚间，坐在全国两会期间下榻的房间里，周文重大使向《环球》杂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周大使说，与其他国家的产品一样，中国产品确实有一小部分存在质量问题，但是它被少数人政治化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由于受到了国内政治压力，容易把问题夸大，比较多地指责中国。大多数美国民众对此非常关心，但是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因此，当时做美方的工作，首先要澄清事实。而增信释疑的主要对象，应该立足公众，争取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

　　为了让记者更全面地了解那一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风波，周文重还向《环球》杂志介绍了专门负责这个问题的使馆经商参赞处一等秘书赵宝庆。

　　没想到，一位在北京，一位在华盛顿，谈起这场风波中的“危机公关”，两位外交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件。

　　2007年8月25日，一个难得的周末。使馆本该休息，一位特殊的客人却不期而至，怀里抱着一箱玩具，神情有些紧张。

　　来者是美国国际特奥会主席施莱佛。虽然不是达官政要，可是作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外甥，施莱佛在美国公众中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他怀里的那箱玩具，是国际特奥会送给美国智障儿童的赠品，帮助他们锻炼身体的协调性。

　　“确实是中国生产的，连包装盒都拿来了。”看到玩具的标识“中国制造”，周文重马上猜到了施莱佛前往使馆的意图。7月至9月，正值一些美国媒体极力炒作中国玩具“含铅超标”的高峰时期。

　　见到中国大使，施莱佛开门见山——收到这些赠品之后，一位智障儿童的家长从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就自己拿着玩具去送检了，结果实验室得出结论，“玩具含铅严重超标”。

　　“如果情况属实，那将对特奥会的声誉很不利，毕竟玩具是从我的手中发出去的，而且已经发出了数千家。”施莱佛言谈之中带着无奈，“要是这样的话，中国玩具肯定是要召回了。”

　　听到“召回”这两个字，周文重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市场上的玩具绝大多数是中国生产的，而且2006年圣诞节期间还曾一度脱销。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声誉，影响中国的形象，影响中美贸易往来，甚至会变成政治问题……

　　思索片刻，大使问了一个问题：“玩具是送到官方推荐的实验室去检测了吗？”

　　对方很坦诚，“不是。孩子家长也很着急，只是随便找了一个实验室。”

　　获知这个情况，周文重立即冷静地提出了两个建议：

　　这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检测结果，而且并非官方推荐的实验室，结论是否属实还不能肯定。应该找一个官方推荐的实验室去检测；

　　在官方推荐的实验室检查报告出来之前，对外表态要慎重，同时也要告诉这位家长及其送检的实验室，在情况没有得到证实的情况下，不要随便对媒体发表言论。

　　“我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对智障儿童的家庭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中国产品的信誉负责，也要对中美关系负责。”周文重告诉《环球》杂志，“对于这些建议，施莱佛都是同意的。”

　　特奥会主席离开使馆后，大使仍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第二天，对方打来电话，“已经送到了官方推荐的实验室，结果还是令人鼓舞的。”后来的另一次电话中，施莱佛表示，“已经基本没有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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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这一事件的结果，大洋彼岸的赵宝庆还在电话中告诉了记者这样几个细节：

　　官方推荐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是，中国玩具的含铅量为20~30ppm，远远低于600ppm的美国标准；施莱佛告诉大使，此前的检测结果，并没有向其他智障儿童家庭和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通报；对于没有正式确认玩具铅含量超标就紧急通报了中国大使馆，而且周末来打扰周大使，他也表示了歉意。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非常敏感。”赵宝庆指出，因为半个月后的9月11日，第二届中美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峰会即将在美国召开。“一旦处理不当，被别有用心的人炒作起来，可能会对峰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此前的8月14日，周文重大使还刚刚同峰会的美方主持人、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PSC）代理主席南希·诺德就玩具等消费品被召回问题交换了意见。CPSC虽然是一个民间机构，但是有权决定哪些产品需要“召回”。赵宝庆介绍，“那一天大使与对方谈得很好，有合作的气氛”。

　　“幸好特奥会赠品事件得到了大使的妥善处理，没有对已经产生的合作势头形成干扰。”

　　2007年9月10~14日，就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问题，国家质检总局魏传忠副局长专程访问了美国，期间，与南希·诺德共同主持了第二届中美消费品安全峰会，出席了第三届中美食品安全会议，并且分别在美国商务部和中国驻美使馆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澄清了这场风波的有关真相。

　　“当时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效果不错，可以说美国各个方面都接受了。”回忆起那几天陪同魏传忠与美国各界频繁接触，周文重感到很欣慰。

　　他还告诉记者，那几天会见美国国会议员时，又见到了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德宾。不过那一次，对方没有提及“再也不敢给孙子买玩具了”，而是开始帮着中国说好话。周文重记得，这位参议员还在公开场合表示，“产品质量问题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有”。

　　布鲁塞尔的“非法移民”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欧盟对拥有13亿人的中国的出口，竟少于其对只有700万人的瑞士的出口！”

　　“从中国前往欧洲的所有货轮都满载着中国货物，而每三艘返回到中国的货轮，就有一艘是空的！”

　　“欧盟的对外贸易都是平衡的，甚至是顺差的，为什么对中国就会有这么大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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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2月27日离任后，对于那些不公正的指责，关呈远大使仍然觉得“有不少东西要说”。

　　担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六年零三个月，关呈远当然清楚，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而是希望有一个平衡的贸易。可是2007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文件的第一句话——“中国在经贸方面快速发展，对欧盟提出了一个最大的挑战”，还是让关大使感到，增信释疑依然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最近几年，欧洲流行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与其单方面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颇有关联。类似的论调，主要是一些媒体和所谓“中国问题专家”煽动起来借以抵制中国产品对欧出口的。为了澄清真相，六年多的时间里，关呈远给很多人讲过道理，也发表过不计其数的演讲。然而2004年，中国削减了出口，竟然引起了欧盟的不满。

　　当年5月初，温家宝总理对欧盟总部进行了一次正式访问。在布鲁塞尔，见到中国领导人，时任欧盟贸易委员的拉米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过去中国足额供应欧盟钢铁产业使用的焦炭，为什么2004年大量减少了出口？

　　“当时欧方很着急，态度也不太友好。”关呈远告诉《环球》杂志，这主要是因为欧盟的钢铁产业多年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中国进口焦炭，如果缺少这种催化剂，其高炉几乎要全部熄火。这不仅涉及到生产，还会引发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而那段时间，并不是中国有意削减对欧盟出口焦炭，主要是由于焦炭行业高能耗、高污染、并且涉及到资源短缺问题，国内已经减少了生产。

　　“但是温总理对这个问题很重视。他表示如果对方真的有困难，中方还是要考虑欧盟的实际需要，尽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作为战略伙伴，这也是中方释放善意的表现。”

　　为此，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专程飞抵布鲁塞尔，准备同欧方谈判。

　　谈判的中方代表是张志刚和关呈远，另一方是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的正副司长。向《环球》杂志讲起那一次经历，关大使神情凝重地道出了四个字：“异常艰苦。”

　　谈判一开始，欧方态度非常强硬，还对中国提出了很多指责——不按照WTO规则行事，搅乱市场，采取保护本国资源的措施……张志刚据理批驳：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而且资源短缺的产品，中国是完全有权利减少生产和供应的，欧方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

　　对方威胁要诉诸WTO，张志刚表示，大家都是WTO成员，中方可以奉陪到底，而且有信心可以打赢官司。

　　欧方开始愤怒，“跟你谈就像面对一堵墙，你怎么什么都听不进去！”张志刚也还击，“跟你谈就像对着一座山，什么都不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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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的谈判双方交锋非常激烈，根本谈不下来。”关呈远告诉记者，“另一方面，我们也着急，因为张志刚副部长由别的国家飞到布鲁塞尔，当时他的签证在欧盟只剩下一天的停留期了。”

　　为了表示中方的诚意，第一天谈判结束后，关大使派人把张副部长及其助手的护照送到比利时外交部，把签证延长了一天。

　　当晚，关呈远和张志刚也对形势做了评估：如果诉诸WTO，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谈判、仲裁，又耗时又耗力，欧盟方面等不了，也不见得赢。因此，接下来的谈判，对方很可能会降低调门。

　　情况的发展正如二人所料。

　　第二天的谈判，欧方态度有所软化。不仅表示前一天的威胁有所失礼，而且开始强调中欧是全面的战略伙伴，请求中方克服国内困难，帮助欧方解决生产上的难题，从而避免导致工人失业等社会问题。

　　对方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以后，谈判有了比较好的气氛。

　　“这时候张志刚副部长抓住了契机，发挥了高超的外交艺术。”关呈远回忆说，看到对方态度发生了转变，张志刚随即表示，“要是以这种伙伴的态度来合作，我们不是不可以考虑供应焦炭。我来的本身就证明了中方维护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诚意。如果你们也有诚意，并且得到了你方高级领导人的授权，那么我们可以就实质性的问题展开谈判。”

　　于是，第二天的谈判，双方就焦炭供给的数量、许可证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原来，欧方要求向他们提供的焦炭价格要与中国向国内企业出售的价格相同，经过中方反驳，对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松动。

　　这一天，对于焦炭的供应，双方大体上已经接近共识。

　　不过，到了张志刚要上飞机的时候，谈判还没有完成。

　　此时，欧方开始挽留中方代表团，而且主动提出由他们去协调办理延长张志刚副部长的签证。其实这一天已是周末，比利时外交部并不工作。对方又表示，可以先延长，等中国代表团出境的时候他们会开一个证明，保证中方顺利出境。

　　感受到欧方的主动，张志刚也很幽默地回应道，“我们是为了解决欧盟的困难而来的，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在这和你们谈判，可是没想到，现在已经成了布鲁塞尔的‘非法移民’。”这一轻松的调侃，一下子让所有人忘记了此前紧张的针锋相对。

　　接下来的一天，双方签订了工作协定，结束了这场“异常艰苦”的谈判。

　　关呈远告诉记者，中方考虑了欧盟的关切，在焦炭出口的数量方面予以了照顾，可以保证欧盟钢铁业的生产需求；欧方也消除了疑虑，理解焦炭的生产高能耗、高污染，并且表示愿意同中国在治理焦炭污染方面加强合作。“应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当天，关大使和张志刚副部长挑灯夜战，向国内报告了有关情况。工作结束时，天边已经放白。关大使感叹道：“当时我们两人都感慨万千，不谋而合地背诵起毛泽东主席所写的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没有任何外交辞令”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2003年底，莫斯科街头天寒地冻，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内，“争吵”却如火如荼。

　　这本是一次会谈，主题是“开诚布公、互提意见”。

　　可是谁也没料到，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们，一下子扔出了几十条“意见”，而中国使馆的外交官们也不甘示弱，同样以几十条“意见”反击着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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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古昌担任驻俄大使后的第一场外事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

　　组织这场会谈，本意是减少相互误解，改进以往在相互协调上的一些不足，可是会谈时间越长，“火药味”却变得越浓。

　　四年之后，向《环球》杂志讲起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刘古昌笑言，“当时觉得是件坏事，可是现在看来，这也可能是件‘好事’”。

　　会后，俄方对中方的“意见”进行总结，中方也把俄方的“意见”加以研究。“双方都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遇到事情主动沟通，四年过去了，当时提到的那些问题，再也没有发生过。”

　　刚刚到任时，刘古昌感到，中俄关系的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到了2008年初，这位驻俄大使发现，俄罗斯已然掀起了各种“中国热”——学汉语热，买中国商品热，到中国旅游也很热，甚至有的俄罗斯人还过起了中国的春节。

　　回顾四年多的驻俄工作，刘古昌感叹，“增进俄罗斯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兴趣，介绍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使馆一年到头每天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随着两个邻国的关系日益密切，交往越来越多，也会遇到一些利益差异，甚至出现一些问题。谈及这些事件，记者感受到，刘古昌总是秉持着一个颇具个人特色的想法——“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2005年冬，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人们在这里安逸地生活着。可是11月13日下午1点40分左右，中国石油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突然发生的硝基苯精馏塔连续爆炸事故，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宁静。

　　事故发生后，泄漏出来的部分污染物注入松花江，而松花江又汇入中国与俄罗斯的界河黑龙江。哈巴罗夫斯克等俄罗斯城市都要饮用黑龙江的水，因此这次事故一发生，便引起了俄方的高度关注。

　　事件发生后，温家宝总理专门致信俄总理弗拉德科夫，表示中方对此次污染持负责任的态度，正在采取措施消除灾害后果；中国政府向俄远东地区提供了水质检测仪和活性炭，以帮助该地区应对松花江水污染可能带来的影响。可是这一事件还是在俄罗斯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尤其是俄罗斯的地方反应很强烈，甚至一些‘中国威胁论’也有所抬头。”

　　说到此事，刘古昌介绍了这样一个背景：苏联解体后，经过十几年的动荡，俄罗斯实力有所下降，而这段时间，中国却在快速发展，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俄罗斯人对中国产生了复杂的心理变化。另外，前几年，受到西方舆论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

　　“因此事故发生以后，类似‘中国发展起来对俄罗斯是祸是福’这样的问题，在俄罗斯又被提了出来。”

　　那几天刘古昌正在国内休假，还没休几天，就听说俄国家杜马要通过一个议案。“最初我得到的信息是，这个议案要向中国施压，不但对中国进行指责，还要提出一些赔偿要求。”

　　大使敏感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迅速发展的势头下，如果通过这样一个议案，不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很不利，而且在国际上也会伤害中俄关系的形象，甚至可能为西方舆论离间中俄关系提供话柄。”

　　于是，休假还没结束，刘古昌就火速飞回了莫斯科。

　　“在杜马里整整蹲了两天，天天在杜马里面转。”他告诉记者，当时见了很多人，包括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杜马俄中友好议员小组主席、杜马外委会主席等若干有影响的人物，与对方座谈水资源的问题，如实向对方通报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尽最大的可能来减少对俄方的危害。

　　“完全没有外交辞令，毫不隐瞒，一个一个推心置腹地讲，目的就是希望杜马不要通过议案。”

　　可是，这次事故导致的污染毕竟是客观存在的。而俄罗斯的议员们，也因此受到了民众的压力，似乎不得不“有所表现”。

　　如何消除这个突发事件在俄罗斯的影响？如何尽可能减少可能通过的议案对两国人民的心理带来冲击？如何避免向国际社会传递出涉及中俄关系的负面信息？

　　反复做工作的同时，刘大使再次向俄方提出了那个思想——“要把坏事变成好事”——发挥我们的智慧，拿出我们的诚意，把本来可能伤害两国人民感情、影响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偶发事故，转化成中俄双方坦诚交流、增进互信、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加强合作的一个范例。

　　“这一思想得到了俄方的认同。”

　　回想起在杜马里的那两天，刘古昌有着一个很直接的感受：俄方的议员们有着很高的政治素养，能够顾全中俄关系的大局，对中方的努力相当理解，又很务实地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办法。

　　其中的一个建议，就是希望中国派出一个专家团，帮助解决技术上的一些问题。

　　刘大使向国内提出申请后，最高层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一个由环保总局、清华大学等单位的十几名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团，随即赶赴俄罗斯。

　　“俄方的政治家们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对中俄关系的重视，对我们负责任的态度是肯定的。”刘古昌笑着说，“那一次合作的效果非常好。‘把坏事变成好事’的观点，后来还被很多俄罗斯政要引用了。”

　　而这一事件的结局也颇有意思：一条坏消息——在一些地方的压力下，俄罗斯国家杜马最终通过了议案，要求尽快把污染事件的后续问题解决好；一条好消息——议案的通过如同走了一个过场，没有谴责中国，没有向中国施压的内容，更没有要求赔偿。

　　登门拜访批评者

　　《环球》杂志驻内罗毕记者/赵卓昀

　　随着中非关系迅速发展，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在非洲越来越深入人心。不过，这样的正常关系也引起了某些西方人士的嫉妒和担心，“中国威胁论”及其与非洲相关的细化版本“中国新殖民主义说”，开始不时出现在一些非洲媒体的报道中以及少数当地人士的言谈间。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张明近日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长期强势的宣传及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使馆工作面临的一个主要难点，只有通过与时俱进地调整外交策略，灵活巧妙地运用外交艺术，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才能有效应对西方对华负面宣传的影响，让非洲国家和民众认识一个真实的、可以信赖的中国。

　　张明大使说，非洲大多数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国的印象总体是好的。就肯尼亚而言，当地报纸上的确会不时出现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但对这些文章仔细分析之后，就可以发现其论调基本与西方一致，往往就是抓住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中非能源经贸合作等几个问题展开攻击。

　　2007年5月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在上海召开期间，肯尼亚就有一名国民议会议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评论，说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影响非洲经济发展，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等等。

　　看到这篇文章后，张明大使亲自登门拜访了这名议员，与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对话，张明大使发现，这名议员其实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对中非合作也基本持肯定态度，之所以会发表那篇评论是有原因的。

　　首先，他对华的负面看法并不是出于自身的观察与分析，也没有独立的思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宣传的影响，人云亦云；其次，他对中国以及中非合作缺乏了解，因此容易受到误导；再次，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存在标新立异的心态，希望借非行年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话题备受关注之机，在报纸上发表批评中国的评论以获取关注。

　　在张明大使看来，受历史、经济、政治等因素影响，国际新闻秩序长期受西方主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非洲媒体从其近代的形成到从业人员的教育乃至媒体自身的股权，都深受西方影响与控制。因此，非洲报纸电视中一些最为负面的涉华新闻往往并不是出自非洲人之手，而是来自西方媒体。偶尔出现的一些由非洲人撰写的涉华负面评论文章，也多数是在重复西方对中国的指责。

　　但是，西方的影响力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张大使对《环球》杂志记者说：“非洲人其实是容易沟通的，只要尊重他们，与他们讲明白道理，就可以改变他们的看法。”

　　张明说，中非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合作关系近些年来，尤其是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出现了长足发展。而这一变化也对中国的对非外交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说，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只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交流，但时代的发展意味着外交已不仅仅是官方层面的事务，非政府组织与普通百姓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为此，中国驻肯使馆近年来尤其加强了与当地民间的交流与沟通。2006年底，使馆与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捐款2.5万美元帮助内罗毕马萨莱贫民窟的一所小学修建校舍，将其原本破烂不堪的小棚子改造为一栋两层楼房。

　　2007年6月校舍建成之日，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和内罗毕市长都参加了落成典礼，当地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虽然捐款数额并不大，但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儿童提供了宝贵的学习场所，体现了人文关怀的精神，因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去年年底，肯尼亚总统选举引发严重骚乱，导致1000多人死亡，30多万人无家可归。张明大使在今年春节期间赶赴肯尼亚西部一些收容流离失所者的营地，慰问骚乱受害者，并向他们提供了一批援助物资，此举也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广泛报道。

　　张大使还提到，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国门，外交需要所有在海外的中资企业、华人华侨都参与进来，为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说，在使馆协调下，肯尼亚华人华侨在今年1月5日向肯红十字会捐款3万美元，以帮助因骚乱而无家可归的肯尼亚人。据肯红十字会官员说，这是该组织在骚乱发生后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其意义非同寻常。3月以来，在肯的多家中资公司也纷纷向骚乱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提供了大米、玉米粉、卫生纸等一批物资。

　　这些民间对民间的活动成为了对政府层面交流的重要补充，既有利于树立中国的良好形象和造福当地百姓，也有利于华人华侨和中资企业自身在当地的发展。

　　此外，使馆还积极利用当地媒体这个平台，对不实的涉华负面言论展开有理有据的回应。

　　肯尼亚第二大报纸《旗帜报》今年2月21日刊登该报编辑撰写的一篇评论，名为“中国证明它不是可以依赖的朋友”，批评中国在肯尼亚选举危机期间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张大使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此文内容相当偏颇，对事实缺乏基本的了解。在2月28日肯尼亚两大政党签订分权协议，选举危机告一段落之后，他便向《旗帜报》发去一封公开信，以事实为依据，心平气和地对前文观点一一作了反驳。这封信被该报改为评论形式刊登出来后，收到了良好效果，他也接到了很多肯尼亚官员、其他国家使节和一些当地民众的祝贺电话。

　　谈到这个事情，张大使颇有感触地说，当地报纸本身对中国并无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善于利用这个平台，对涉华负面报道及时展开回应，用事实来说服受众，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不利影响，起到澄清视听的作用。

　　中国大使得票第一

　　《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担任驻泰国大使三年多，前前后后在泰国工作了15年，对于这个东南亚国家，张久桓早已不再陌生。可是泰国人渐渐认识这位中国大使，却是从近两年开始的。

　　如今，张久桓在曼谷逛商场，总会有民众向他示好；出入机场，手续也常常简化了许多。2008年2月，他还被泰国国王普密蓬授予了“特级泰皇冠勋章”。

　　谈起这些，张大使心情不错，“这要得益于新闻媒体，而且，也与一次政变有关。”

　　他所说的是2006年9月19日泰国发生的那场政变。对此，一些西方国家说三道四，尤其是美国，不仅采取了强烈批评的态度，还停止了对泰国的军事援助。而中国的政策十分明确，不干涉别国内政。

　　政变后的2006年10月，泰国新政府成立。作为驻泰国大使，张久桓随即去拜访了当时的泰国总理素拉育，并且亲手向他转交了温家宝总理的贺信。同时，大使也向对方介绍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不干涉泰国内政，尊重泰国人民的选择，表示希望在他担任总理期间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对方很高兴，也表示了感谢。

　　没料到的是，刚刚走出素拉育的办公室，张久桓一下子就被十几名泰国记者围住了。

　　其中一个记者马上提问，“请问中国人民能够接受我们这个新政府吗？”

　　不假思索，大使回答：“泰国人民能接受，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当天晚上，这个采访立刻被各电视台播了出去，第二天，平面媒体也都刊登了这次对答。

　　看到相关报道，张大使还在回想这样的回答是否得体，使馆的电话不断响了起来。

　　“很多朋友都称赞这个表态非常好。”张久桓告诉《环球》杂志，一位泰国外交部人士还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立场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你没有直接地表示接受或者支持，而是把泰国人民放在了首位，这样回答充分体现了对泰国人民的尊重，我们听了感到很舒服。”这件事情让张大使很受鼓舞。

　　没过多久，泰国《民族报》的总编辑素提猜打来电话，想请中美英三国驻泰大使一起做一次访谈。

　　在泰国，素提猜是一位“名嘴”。平时，很多官员都不敢接受他的采访，就怕被他毫不留情地挖出各种问题。因此，美国和英国大使一开始就提出，可以谈，但是不谈政治。

　　素提猜同意了。于是，访谈的主题被定为“学泰语、用泰语，以及在泰国生活、工作的感受”。

　　这次访谈中，几乎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的，但是最后，素提猜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在泰国工作期间，什么事情给你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他首先请英国大使回答。英国大使说，是2004年12月的那次海啸。

　　然后，素提猜的目光转向了中国大使。

　　其实张久桓此时正在考虑，应该利用这次访谈介绍一下中国对刚刚发生的泰国政变的立场，以使泰国民众更加了解中国的政策。于是他说，“除了海啸，9月19日的那场政变也是令人难忘的事情。”

　　素提猜马上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那么你们怎么看待这次政变？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反民主的呢？你们持什么样的态度呢？”看来他是要抓住这个问题来做文章。

　　张大使介绍说，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泰国人民自己的选择。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曾饱受其他国家干涉中国内政之苦，这些干涉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中国人最了解自己的国家，知道自己的国家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摸索，中国取得了成功。

　　“因此，对于泰国人民摸索自己的民主道路，我们是完全理解和尊重的。我们相信泰国人民最终能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

　　听到这个回答，素提猜面带微笑，随后，他又开始问美国大使。

　　由于海啸发生时这位美国大使还没有到任，他在泰国经历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次政变，所以对于这个问题他也不好回避。但是言谈之中，美国大使却顾左右而言他。

　　虽然他在访谈开始前就表示不愿意谈政治问题，但是素提猜还是没有嘴下留情。这位总编辑以略带讥讽的语气问道，“对于这次政变，你大概会比他们两位知道得更早吧？”

　　这个问题，外行或许听不太懂，可张大使却着实感觉到了这位“名嘴”的厉害。这个问题是在影射过去的泰国政变有美国背景。而素提猜假设对方“比他们两位知道得更早”，就是间接地翻旧账，给美国大使难堪。

　　这次政变发生之时，美国大使并不在曼谷，而是在泰北。张久桓告诉《环球》，“政变后美国大使与我沟通过，实际上我们知道的时间差不多。”

　　可是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大使还是显得颇为尴尬，只是敷衍了一句，“不要这样问嘛……”

　　访谈结束后，现场录制的视频还被素提猜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让网民对三位大使的表现投票打分。统计结果显示，英国大使得票最少，美国大使得了200多票，而中国大使得了1000多票，名列榜首。

　　当《环球》问及为什么英国大使得票最少时，张久桓推测说，“可能是因为他的泰语没有美国大使说得好”。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

　　增信释疑，驱散外交迷雾

　　林利民

　　互联网上，有网友毕恭毕敬地询问：“‘增信释疑’是什么意思？”也有网友试图像中学生做作业或者像成语词典解词那样解释说：“意思是增加信任，消除疑虑”。不无遗憾的是，这类解释还说不上圆满、准确。

　　围绕“什么是外交”、“什么是外交艺术”等“经院哲学”式的问题，西方外交理论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并形成了诸多“经院哲学”式的不同流派，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西方外交理论把“增信释疑”这一概念纳入外交或者外交艺术的范畴。

　　源于中国战略文化的外交术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增信释疑”？粗查辞海和成语词典，有“释疑”之说，未见“增信释疑”列为成语。“增信释疑”这一术语流行于中国外交领域及媒体报道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而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增信释疑”是中国加速发展以及为加速发展创造有利国际环境的伴生物。

　　在解释“外交是什么”这一学理问题时，海外有一部辞典这样说：外交是国家代表谈判之学与术，以处理对外之关系。其中的“学”指的是学理，也就是外交理论的意思；而所谓“术”，则是指具体的外交手段和技巧。联系起来，“增信释疑”显然属于“外交术”的范畴，是一种外交手段或说外交技巧。

　　然而，这一“外交术”，不但是积中国几千年传统、历半个多世纪外交经验与教训的传家之宝，对于21世纪加速发展、需要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中国而言，尤其超出了一般外交术的功能，具有了战略层次的内涵。

　　“信”与“疑”，

　　国家关系中的永恒矛盾

　　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战略学经典《战争论》一书中指出：战争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战争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其不确定性，从事战争的对手们犹如人在迷雾中摸索。外交又何尝不是如此？外交也是一门艺术，它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其不确定性。就如战争进程像是在迷雾中摸索一样，外交进程同样也是如此。

　　外交迷雾的生成，主要源于国家间的相互不信任，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猜疑。国家间的相互不信任与猜疑，又源于国家利益的分歧甚至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利益分野与对立关系存在，国家间的猜疑就会永远存在，信任与猜疑的互动就是国家间关系的永恒主题。敌对国家间的关系如此，盟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起点和关键在于“释疑”

　　把“增信释疑”纳入外交范畴，使之成为中国调整对外关系、贯彻对外政策的一个法宝，是中国外交的创举，也是中华战略文化博大精深的具体表现之一，体现了中国人解决复杂国际问题上“善文”的大智慧。

　　在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就是擅长“增信释疑”外交术的外交大师。1949年11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发表题为《新中国的外交》演讲，其中就讲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和人之间尚有不同，何况国家、民族呢？我们应当通过相互接触，把彼此思想沟通”。这其中虽然未提“增信释疑”四字，却是句句在谈“增信释疑”。

　　“增信释疑”的起点和关键是“释疑”，其内涵是通过沟通消除对方的疑虑，解开外交迷雾，最终达到相互信任和友好，使外交难题迎刃而解。

　　历史上，中国外交通过“释疑”达到“增信”目标的经典范例，是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折冲。当时，不少与会国对中国不信任，如把共产主义与殖民主义相提并论，怀疑中国对亚非国家搞“颠覆”活动、攻击中国没有“宗教自由”等。但周恩来面对复杂局面，耐心听完各种论调，然后在大会发言中解释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尤其强调了中国与会是为了“求同”而不是“求异”，是为了“求团结”而不是为了“吵架”，终于化解了误会，为中国赢得了外交声誉。

　　中国发展更需“增信释疑”

　　21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发展的巨大冲击力日益为世界各国所感知。各种对中国不利的奇谈怪论也风生水起。如近年来，“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资源威胁论”、“中国输出通胀论”、“中国在非洲新殖民主义论”、“中国产品不安全论”等等，不一而足。

　　应对这种复杂局面，中国更应有大智慧和外交技巧，“求同”而不“求异”，求团结而不吵架，多解释、多沟通。

　　要看到，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其持续快速的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的冲击力远非“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可比，对世界的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某些因中国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疑虑、误解也事属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加快，一些新的奇谈怪论会继续滋生，其中的一些也会不攻自破，消弭于无形。在此过程中，中国虽不应消极回避，但也大可见怪不怪，坦然对之。

　　重要的是，要多理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真实感受，多作耐心解释、多沟通。更重要的是，在外交全局中，中国更要坚持韬光养晦的原则，始终作一个谦虚的大国。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2008年4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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