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钧谈钱文忠讲座中梵文错误

二、关于“关门弟子”之说

　　简介的内容是：“钱文忠：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央视‘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中国最年轻的印度学、佛学、梵学专家。

　　前面说过，这个简介的第一段是有问题的。我主要指第一句，尽管其他部分也有问题。该句称钱教授为“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这是一个缺乏根据的说法，让人很觉奇怪，不知道来自哪里。其实，门人弟子这类说法，在季羡林先生的学生当中是很少有人用的，所以从不流行。可以说，他的学生，包括数十年中他亲自教过的本科生和他的研究生，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没有主动谈论自己和季先生关系的习惯。他们极为敬重自己的老师，私心亦不免因得亲炙而感觉幸运，但也仅此而已。这些学者，据我观察，即使在梵学(按照《中华读书报》“简介”的意思，该词在本文中仅指与梵文和巴利文有关的研究工作)研究中工作了几十年后，也还没有一位以季先生的衣钵传人自诩。在他们看来，如果一定要谈继承衣钵的话，那也绝不是一句空谈，而只意味着默默地工作。一天努力，能得千把或数百字已是不俗的成果。面对梵典，冥思苦想，反复推敲，不得要领，忽有所得，旋又推翻，以至踌躇半日，一无所获，并不是不会发生的事。不过，他们似乎也并不因此而心生怨尤。工作依然愉快。

　　然而，梵学研究毕竟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从无跻身显学，借以张扬的可能。浮名不说，即使是一般的名气也未可指望。例如蒋忠新先生，虽然作为《妙法莲华经》贝叶梵本释读和研究的权威而在欧美和日本同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他发掘编定的该经贝叶复制本曾由中国政府隆重赠与尼泊尔王室，但是在国内除印度学界以外，他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再如黄宝生先生，虽然曾就梵语诗学做过深入探讨，也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所长，到了今天，即使在主持团队，历十余年而完成梵文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之后，知道他的人，依然有限。这当然与他们低调处事有关。低调处事也是梵学界研究者的共同特点。他们与影音媒体大多两不相涉。

　　中国系统培养梵文巴利文人才的单位，只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曾招收本科学生三批，即：1960年班，由季羡林、金克木任教；1984年班，由蒋忠新、郭良鋆任教；2006年班，由段晴、王邦维、高鸿、萨尔吉任教。季羡林先生本人招收的研究生，是必须修习梵文的。他招收的研究生计有：1978年的任远、段晴，1979年的王邦维、葛维钧，四人同于198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后王邦维复于1987年在季先生的指导下获博士学位。那以后招收的研究生共有五人，即：钱文忠、辛岛静志(日籍)，于1991年毕业；李南，于1996年毕业；高鸿，于1998年毕业；刘波，于200 0年毕业。其中，钱文忠获硕士学位，后四者获博士学位。这样看来，钱文忠教授与季羡林先生的师生关系，仅仅发生在研究生阶段，无论从时序角度，还是从学历水准看，都与“关门弟子”一说不符。所以《中华读书报》出现这样的说法甚为奇怪。更有甚者，11月6日《南方日报》“南方文化”版居然有“钱文忠18岁就跟随季羡林学习梵文，是季先生的关门弟子，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名懂梵文的70岁以下的学者”这类以无根游谈为据，三重讹传并出的荒唐推介。对于钱文忠这样年轻的学者，用这样的方法制造光环，恐怕不一定真能起到爱护的作用；对于鼓励他努力学习，把功底打好，把事情做好，也无益处。显然，某些媒体说来还是同学界有些隔膜，不知道在这里“收名定价”，终究还得靠学术成就。

　　三、关于1984年梵巴文班

　　关于1984年北京大学梵文巴利文本科班的开设缘由，媒体间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大意为：1983年左右，钱文忠所在中学的郝陵生老师偶然提起季羡林先生，并说梵文现在没什么人研究了，也没有年轻人去学了，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于是钱文忠便对梵文发生了兴趣，并与季先生通信，表示愿意学习梵文。后来，“这封信影响了季先生，因为他觉得那时候没有年轻人来学梵文，他突然发现还有愿意学的，所以又招了一个班，8个人”。(《齐鲁周刊·文化人物》第44期， 2007年11月9日)该刊在其黑体字介绍中特别强调：“1984年，季羡林老先生以73岁高龄，在北大重开了停招多年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就是为了招收钱文忠为徒。”

　　这又与事实不符。

　　1984年以前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季羡林先生一向认为印度古代语言是研究印度学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所以他在 1978年招收第一批研究生后，马上开设梵文课，并请蒋忠新先生(1960届学生)代他讲授。1979年招收的第二批研究生在入学前更须保证愿修梵文，否则不予录取。197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南亚研究所成立。在季先生的倡导和推动下，1960年入学的1965年毕业生很快便在所内外投入了梵文巴利文研究工作。他们是：南亚研究所的张保胜、蒋忠新、郭良鋆(稍晚自哲学所调入)、席必庄、赵国华，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黄宝生和该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韩霆杰、马鹏云。他们不久便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一些大的项目，如史诗《摩诃婆罗多》的翻译等，也很快进入了酝酿试译阶段。季羡林先生的《罗摩衍那》译本八卷更是早在1980年便已开始陆续出版。到1984年，参加梵学研究工作的除前述数人外，又加入了季先生已毕业的四个研究生，以及金克木先生已毕业的研究生胡海燕(其中有的不久又赴国外深造)。而尤其重要的是季羡林、金克木、巫白慧诸前辈自己也还处在旺盛的工作期。徐梵澄先生自海外归来，更是大大加强了研究队伍。这样的研究队伍，即使在国外也是不多见的。如果说郝老师远在上海，不了解情况，也还情有可原。而硬说季先生深感梵学危机，极想开班授徒，以为救济，就离事实太远，完全说不过去了。但是，这样的故事不仅出现了，而且大有辗转流行，枝蔓茂盛之势，致使知情者慢慢感到需要出来说明真相，以正视听。大学开班授课，原是学校生活的常态。北大百年，了无奇事。如今非得从中编点秘闻出来，起承转合，故神其说，无论源出于媒体，还是源出于钱教授本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有人体其用心，加以指责，恐怕也理有固然，无法斥之为别有意图。应该承认，在某些媒体的强力推介里，实在看不出有对钱教授关心爱护的意思。倘有好事者借为培养钱文忠而开班的缘起之说，责之以离校后的梵文研究成果，以究其不负师望，有所还报之实，难免反会陷他于尴尬境地。检点一下他已经发表的文章，应该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

　　提到1984年北京大学的梵巴文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该班的授课老师。

　　首先为这班学生启蒙的是蒋忠新老师。当时蒋老师的类风湿症已达中期，对他来说，每周数次从劲松小区乘公交车到北大上课，都是沉重的负担，包括需要忍受常有的低烧。然而，他的课却是第一流的。他梵文的深厚功底和做事的一丝不苟一向有口皆碑。但是，到第二年第一学期过后，他再也无力支撑，于是北大换聘郭良鋆老师。郭老师梵、巴俱娴，在梵文之外，又给学生们加开了巴利文课。她家居光华路，授课往返的辛苦，同样可想而知。1984年梵巴班的学生日后各有所就，留在国内的只有钱文忠在教育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蒋老师于2002年去世。他的名字在他去世前还有学生偶尔提及，而那以后很快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五年过去了，他的夫人始终没有听到过一声问候的电话，一句安慰的言辞。郭老师同样也被遗忘。钱文忠教授以梵学名家。作为一位因受惠于蒋、郭二师而得昂然行走于世的学生，今天，当他在“入门”、“关门”的神话中享受种种美誉，而他的老师却已悄然“出门”的时候，人们难免感觉凄凉。现在，在手把手的老师“消失”之后，陈寅恪先生出现了，作为“我的师祖”。这显然不是赘笔。

　　2005年，北京大学开设了第三个梵文巴利文本科班。此时上距前一个班已经20年。20年间，北京大学虽无本科教学，但研究生的梵文课却没有断，前后培养学生不少于15名。他们后来大多进入了研究领域，其中最年轻的不到30岁。目前中国的梵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从60余岁到20多岁不同年龄级别的基本不间断的工作梯队，在梵文语言和文字研究、梵语文学理论研究、古典文献翻译、印度古代哲学和医学研究、贝叶经释读和研究、梵文铭文释读和研究、梵汉佛典对勘等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不断有论文和书籍面世。北京大学由段晴教授主持的“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集中了一批学有所成的年轻人，研究工作充满活力。现在的梵学研究领域颇有生气，人才济济且后继有人。梵学的发展，从不惹人注目。然而这半年来，随着玄奘故事的热播，它从不显之学，变成了显眼之学，而显在眼前的，却是一派凋零景象，有时几乎荒无人烟。之所以造成这种误解，某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以讹传讹，是难辞其咎的。

　　前面所说，除去梵文一节，概括起来，无非“入门”、“关门”二事。此类谈资，放在客厅里点缀无聊，换取叹赏，快慰一时，未尝不可；倘若掷诸报端，流入传媒，就难免自炫邀捧之讥。其实，说到头来，真正向学的人，对于名义并不看重，所谓师承，也不过是个起点。作为学生，要在记住老师的教诲，坚守做人做事的道理，不忘用老师教给的本领，踏踏实实地工作，以不负老师的爱护与期望。季羡林先生总是告诫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耐不住者，其学必流于肤浅，道理简单，本不待言。老师对于我们，有用的是他的学养，而不是他的名望。重其学养，便得安身立命之本；重其名望，就不免视之为博取名利之资，以至于渐习沽钓，本业荒疏。学界与传媒，领域不同，功能各异，试图嫁接，以服务受众，自然无可厚非。不过，须知媒体造星，多为流星。所谓拥趸，也是云聚星散，不足凭恃。至于薪传，宜秉真火。众人拾柴，无非秋蓬，蓦然冲天，息不旋踵。学界中人，理应守拙清醒，当知传媒所为，常在求一时之功，既无工夫，也无能力将任何人送至学术塔顶，成就其“领军人物”之梦。明白此点，便不会望蜀心动，急不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