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船厂厂长保护文物 建大沽船坞工业纪念馆

　　一位船厂厂长和他的工业纪念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畅 周润健 天津报道

　　天津市文物部门组织市民通过投票海选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最棒的“不可移动文物”,投票过百万,在最后当选的“十佳”文物中竟然有七项是工业遗产

　　2007年,60岁的天津市船厂厂长王可有被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保护先进个人”称号。

这是他进入这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工厂的第45个年头。在最近的十余年中,作为厂长的王可有致力于把这个工厂中残存的北洋水师遗迹建成一个工业遗产博物馆。

　　有历史的工厂是伟大的工厂

　　1963年,18岁的王可有分配到天津市船厂工作,每天伴随他做工的是老师傅们讲不完的老故事:天津船厂的前身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建于1880年,是“洋务运动”的产物。这里曾是清代北洋水师舰船维修基地,也是经李鸿章奏请、光绪皇帝批准而建的我国北方第一家近代船舶修造厂。

　　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大沽船坞日夜为北洋水师赶修舰船,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大沽船坞又先后制造出中国首批仿德一磅后膛炮、马克沁重机枪、“大沽造”步枪等军用设备。

　　“那时我就产生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想法——为什么工厂不能建一个博物馆去记录自己的历史呢?”王可有说。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天津船厂和全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开始了步履艰难的转型过程,企业改制、产业结构调整、设备更新……船厂步履匆匆地向前走,很少再有人“向后看”。在这期间,一些老设备被当作废品卖掉了。

　　1993年,王可有已是天津市船厂的副厂长。这一年,他在一个全国船舶修造会上做了一个“另类”的发言:北洋水师大沽船坞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它的历史价值值得发掘!

　　“在会议当晚的晚宴上,竟然有很多同行过来给我敬酒。一些人激动地说,有历史的工厂是伟大的工厂。我觉得自己终于被认可了。” 王可有说。

　　随后,王可有钻入了文献堆里,研究了大沽船坞与甲午海战的关系,大沽船坞对中国近代史及民族工业的贡献,大沽船坞对今后造船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并撰写了论文《从大沽船坞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1994年,王可有出任天津市船厂厂长。“保护文物”成为他上任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我对工厂的领导班子说,老设备不是废旧物资,是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产,一件也不许卖!”被保留下来的老设备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纪念馆”的重要馆陈文物。

　　老祖宗留下的金字招牌

　　天津船厂的“改制”到了1998年终于有了明确的“说法”。这一年,这个百年老厂交由天津市天马企业集团管理。同年,集团董事会决定拿出100万元作为筹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的启动资金。

　　“但问题接踵而至。”王可有说,“一些老职工对这事想不通。企业连年亏损,拖欠职工工资和医疗费,债主们挤破了门槛……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实在不理解花费精力和财力建纪念馆这件事。”

　　王可有开始艰难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不缺技术和人才,就缺市场和知名度,大沽船坞遗址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金字招牌。我们修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也是为了重塑我们的企业文化,提升我们的企业形象。”

　　王可有甚至向全厂职工写了保证书:“请大家相信我,我会用筹建纪念馆的同样劲头把厂里的经济搞上去。我们的企业过去有贡献,现在有困难,将来一定有希望……”

　　2000年10月28日,在纪念大沽船坞建坞120周年之际,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正式开馆。除了图片和文字资料,一批建坞初期从国外进口的剪床、冲床、上百年历史的缆桩、1893年英国生产的保险柜、建坞同期购进的太师椅等珍贵文物被请进了纪念馆。

　　在所有的馆陈文物中,最有“分量”的是一台道格拉斯剪板机。这台1889年从英国道格拉斯兄弟公司进口的重要设备,集剪切、冲孔、裁料为一体,有17吨重,是在工厂的废铁堆里发现的。

　　王可有的“执着”在2006年得到了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这一年4月18日,国家文物局的官员和中国主要工业遗产城市的代表及专家学者,在无锡通过了保护工业遗产的《无锡建议》。

　　《无锡建议》提出了“尽快开展工业遗产的普查和评估工作;将重要的工业遗产及时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编制工业遗产保护专项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别对待、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等具体措施。

　　随后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向媒体表示,“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对工业遗产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像对待历史文物那样对待工业遗产。”

　　2007年底,一群新闻记者和考古学家汇聚天津船厂,共同见证厂区内的一处重大考古发现—— 文献记载中的大沽海神庙遗址终于被找到。这个遗址距离大沽船坞遗址不远,在遗址上出土了清代御制海神庙汉白玉石碑等重要文物。

　　1695年康熙视察大沽,修建此庙,并亲自题写了碑记。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五位皇帝也都先后对海神庙题赐匾额与楹联。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沽船坞当年在此选址了。” 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主任岳宏认为,“无论是修船工人还是到大沽船坞修船的船主都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因此大沽船坞选址就选在海神庙附近。海神庙可以说是大沽船坞的‘史前史’。”

　　100万张选票背后的城市情感

　　去年下半年,天津市文物部门组织市民通过投票海选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最棒的“不可移动文物”。在最后当选的“十佳”文物中竟然有七项是工业遗产。

　　这七项工业遗产分别是: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大港油田的发现井——港5井、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津浦铁路线静海站与杨柳青站、塘沽火车站旧址、原四行储蓄会大楼、造币总厂旧址。

　　“大沽船坞遗址”是这些工业遗产中“资格最老”的一处,而最“新”的工业遗产是1964年12月涌出石油的大港油田“港5井”。

　　这次评选是由天津当地一家报纸和天津市文物局联合举办的,文物部门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向市民推介了104项比较重要的文化遗产,通过市民投票先选出了80处“最喜爱的文物”,之后又在80项的基础上进一步投票选出“十佳不可移动文物”。

　　历时4个月的投票活动,共收到市民投票100多万张,天津总人口1000多万,十分之一的人投了票。

　　“我们想摸个底,看看市民心目中哪些文化遗产最重要。”天津市文物局文物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没想到有这么多的人对天津的文化遗产感兴趣,没想到天津市民对工业遗产的感情这么深,前十名中选了七项!”

　　这位文物局官员还说,举办本次活动也意在有力摧生天津市政府公布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公布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了,而近年来天津城市翻新速度空前,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址,特别是工业遗产,由于没有保护级别而遭到拆除的现象十分严重。”

　　没有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滨海新区可能留下遗憾

　　“天津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沐浴了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天津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岳宏说,“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强行开埠和洋务派的实业开发,让天津成为第一批代表中国和世界接轨的城市。”

　　大沽船坞所在的海河入海口是中国北方工业的摇篮。当年,与大沽船坞比邻的有民族工业的永利制碱公司、英国的亚细亚石油公司和日资的天津港湾局等实业公司。

　　100多年后的今天,这片区域成为著名的“滨海新区”。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布局,滨海新区将是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毗邻”成为天津船厂的最新地理坐标,摩托罗拉、丰田、三星等国际知名企业成为它的新邻居。如今的天津船厂,已拥有1000多名职工,能够建造沿海拖轮、海洋石油专用船、远洋渔轮等新兴船只。

　　纪念馆的建成和企业的蒸蒸日上并没有让王可有真正安心。他最近有了一桩新烦恼——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计划中的中央大道通越海河隧道,将穿越大沽船坞地区,这样势必破坏大沽船坞遗址的完整性。

　　岳宏也表达了同样的焦虑:“隧道的对面出口是亚细亚石油公司,那里还保存着1905年生产的油罐。隧道如果从这里穿越,要影响到两个遗址。”

　　岳宏觉得有个意见不得不提:已经运作十余年的滨海新区至今没有一个“文物保护规划”。“这总有一天将成为这个新经济区的重大遗憾,因为这段历史是深圳和浦东都不曾经历过的,更是未来无法复制的。”

　　“滨海新区内保留的工业遗产目前大多数还在使用中,并不属于任何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经济转型期有的面临搬迁,有的濒临倒闭。如果现在不着手抢救,可能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他说。

　　天津市文化局文物处原处长陈雍说,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天津有关部门拆除了一些具有“历史分量”的工业遗产,比如19世纪末的比利时商有轨电车公司、建于1922年的金刚桥、建于1921年的英商隆茂洋行打包厂旧址等。

　　“缺乏文物认定,因而不具有保护依据,是这些工业遗产消失的最终原因。” 陈雍说。

　　此外,保护主体不明确,没有资金来源是工业遗迹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有历史的老企业,往往都是效益不怎么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换取资金偿还债务,并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遗产和工业文物被轻易地抹平了。”

　　岳宏告诉记者,目前保护工业遗产的最关键因素是政府的重视问题。“是不是能落实健康的政绩观,是不是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得以执行,说到底都是政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