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调不能代替现实征询民意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条例（草案）》网络民调于近日结束。据承担此次民调任务的某网站统计，该网站的及报道点击数18.3万余次，参与网上投票者数千人。有媒体评之以“得到了热烈回应”。然而，正如有的市民表达遗憾所言：这部立法虽涉及所有市民，但以广州的常住和流动人口大致三千万计，参与率只有0．6％。

　　由于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网络民调尚属首次，自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除去“看热闹”的那部分网民，细读条例草案的人数，恐怕要远低于“及报道点击数”。而抛开网络民调的象征意义不谈，对于这桩立法调查个案的初衷而言，只有那些直接触及条例草案的网民，才真正具有参考价值。这样看来，征求民意的样本可得数并不理想，有待进一步扩大公民参与渠道。

　　随着信息传媒平台的发展，在公共政策出台之前，通过互联网进行民意调查，正趋于常态。一些公共管理者也频频引据网络民调的结果，为其施政理由背书。在对这种打破传统层级、直接听取民意的官方努力予以充分肯定的同时，笔者不免怀有一丝担忧：目前，国人拥有计算机尤其是具备上网条件的情况远未普及，建立在匿名发言、反复点击基础上的网络调查机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替传统的民意调查方式？或者说，公共管理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倚重于网络民情？

　　更重要的是，由于条件所限，网络民意与现实民意难免存在差别。简单的例子是：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中“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因为网民中的“驾车族”比例相对较高，网络民意与街巷民意就存在较大差别。

　　事实上，要使民意调查的结果最大限度地贴近客观真实，特别要求在目的、对象与手段上保持一致性。公共政策和法规草案征求意见时，更稀缺和更珍贵的声音来自那些缺少话语权的人。然而，他们中间的“上网族”比例偏低，通过网络语言表达意见的能力和音调都有限，即使发出声音也很容易泡沫化和被淹没。具体对一部城管执法条例草案而言，考虑到大量的执法相对人是贩夫游商、引车卖浆者，很多人不具备上网条件和网络交流技能，因此，就此类公共政策单纯进行网络民调，在手段和对象方面，显然不足以达到全面和实质征求民意的目标。

　　网络民调还有一个技术隐患，对于没有限定“一个IP地址只能点击或者投票一次”的情况下，只要有心人自己愿意，就可以通过千万次地重复点击，使其个人想法在顷刻之间成为高度关注或者强势论调。即使对点击次数进行限制，进入网吧、换台电脑，也难以排除某些“鼠标操纵”的情况。

　　在现代公共管理中，公共民调往往由有关方面直接听取民意，或者委托独立调查机构代办，而后者因其专业素质和独立品格，在真实性和可信度方面更为优越。香港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明显发达于内地，但在那里，法例草案征求意见不仅要网络民调，更要印成小册子置放在市政机构厅堂，并在公共场所派发，甚至在广播电视上发布公告，方便市民提出建议和意见。看来，至少在我们的社会全面实现信息化之前，网络民调只能成为现实征询民意的有益补充，而不能代替现实征询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