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7年后,我病了。是要命的病,是足以让我绝望、足以让亲人悲痛落泪的病。这个可怕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向平静湖面激起的涟漪,在我所在部队驻地一圈一圈地向外传递着……
我曾经工作过的几支老部队的领导在得知我病情后的第一时间里,都派人慰问解难,使我及时顺利地进入了治疗。
此后,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那些新老战友的反应。自住院开始,虽然我严格控制着知情范围,但病榻上的我仍不断接到他们的电话,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他们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对我的关心,使我一直沐浴在浓郁的战友情谊之中。他们对我病情的忧虑和治疗中遭受折磨的关切远远超过了我本人,种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场景使我和家人难以忘怀。在经历了几个月与病魔惊心动魄的抗争之后,我终于转危为安,然而这期间珍贵的战友情不仅使我深受感动,更是让我百感交集,联想颇多……
和我朝夕相处了7年后转业的小胡,在焦虑不安中想方设法,终于找了个机会从千里之外来到医院看我。已在地方工作多年的黄局长几次从扬州打来电话,坚持要来看我,被我再三谢绝后,竟像孩子一样痛哭起来,一再嚷道:“老首长,您吃苦了,千万保重!”当年和我一纸命令分任军政一把手、后来又成为我的领导的李政委同样身患重症,他左眼失明,行动、言语都很困难。当我们同坐轮椅相见时,他竟老泪纵横一直盯着我,久久无言地攥住我的手不放,从他的神情中看得出分明是在为我担忧。他久病多年,以前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过。
在得知我病情的严重性后,年轻的小赖饱含深情地对我说:“让我也来为您尽尽孝道吧!”住院期间他周到细致地陪护着我,时常彻夜不眠,有时连吃饭都耽误了却毫无怨言。
在我病重期间,一位年逾八旬身患绝症的老将军因耳疾不便通话,便让坐在轮椅上的老伴给我打电话,特别交待我如何面对疾病,如何配合治疗,并给我寄来名贵药材。而谈到他们自己的健康状况时,老太太却满不在乎地一笔带过。当时,我握着手机的手不禁颤抖起来,面对两位自身也处于困境的慈祥老人的操心,面对这颠倒了的关怀,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终于放声痛哭起来。
我是个不常掉泪的人,笃信“军人有泪不轻弹”。中国军人的意志和信念铸就了我不屈的性格,即使面对确诊后的病魔我也没有惊慌,没有掉泪。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素质,相信现代科学,对自己始终充满了信心。可在战友们这般真挚的感情面前,我深深地感动了,也不止一次地哭了。他们心情焦急,替我担忧,其程度比我的亲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病就是他们心头之忧,我的痛就是他们心头之痛。在他们面前我感受到了真情,感受到了关心和温暖,他们的言行强烈地感染了我,震撼了我,虽然是在重病期间、在化疗的艰难跋涉中,我从未感到过孤独和恐惧,相反使我不断看到胜利的希望,病榻上的我始终浸淫在一种另类的幸福和快乐之中。在战友们频繁的电话铃声中,我不禁萌生诗意,填下《忆秦娥·大病感战友情》一首以作纪念:铃儿悦,电波千里情殷切。情殷切,忧心如火,冰心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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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共踏霜和雪,而今独遇生死劫。生死劫,群情群力,不愁不怯! 在那些日子里,从河南、山西、北京、江苏、江西、东北、山东、安徽、陕西等地传来的电波不断在温暖着我的心,在鼓舞着我的斗志;在职的、离退休的、转业的、多年未联系过的,20年前、30年前乃至40年前的战友,纷纷向我伸出友谊的手,支撑着我和病魔作坚决地斗争,粗略地统计就有数百人。因此,即使在我最艰难的日子里,和病魔较量的也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战斗群体。面对如此众多战友的深爱,我常常有些坐不住,感到以往并未特殊照顾过他们,何以他们对我如此关情?从各种渠道反馈的信息中,才知道我在他们眼中还是有一些长处的,除了能力外,如“人好”、“公道正派、不整人”、“没有架子”、“关心下级”……如此等等。听到这些评价,我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是民意的真实反映,它高于任何褒奖。但我又感到无比惭愧,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一个领导者起码的素质要求,并不是什么很高的标准,也不难做到,而且我离这些赞誉还差得很远。面对战友们的错爱,思忖良久,我终于明白,作为一名领导者,只要你尽力工作,只要你诚心待人,让大家看到你那颗真实的心,就能得到大家的包容和拥戴,而绝不会苛求于你。如此看到,那些贪婪者、玩弄权术者、官僚主义十足者、手中稍有一点权力就要为自己谋利者连最低的准绳也越不过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事实上,这种战友情谊绝不只是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友情,也是我们这支队伍团结和谐的基石,是我们的军心凝聚所在,是我们的军魂所在。这是一股让其对手难以匹敌的战斗力,有了它还有什么不能战胜的呢?只不过这一次我身临其境了一番,亲身感受了一番罢了,感动之外的思索似乎更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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