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学谦：清明时节的告别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秦雯/北京报道

　　吴学谦：清明时节的告别

　　几位曾跟随吴学谦工作很多年的老人坐在一起缅怀老领导，大家印象最深的居然都是四个字：“为人师表”

　　一位87岁的老人，在拿到大学毕业证书7年后，离开人世。

　　刚刚设立为法定假日的这天，中国各地的人们怀着虔诚的心情祭奠先祖、缅怀英烈、追思逝者。也许，以后每年的这个节日，大家会在缅怀亲人的同时想起这位老人，他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因为疾病已经淡出公众视线多年。

　　新华社当晚8时公布了吴学谦逝世的消息，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杰出的领导人。据权威人士称，吴学谦一生为人低调，在党内备受尊重。

　　4月10日，吴学谦遗体告别仪式上，在众多的花圈中，多个写着“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敬献”的花圈隐没其中。同逝者生前的低调风格一致，曾经在吴学谦身边工作过的几任秘书、警卫、下属等人，也选择以内敛的方式追思这位曾经的老领导。

　　为追寻吴学谦的生前足迹，本刊记者相继找到几位曾经跟随他多年的工作人员，几位老人要求不透露姓名，皆以“身边工作人员”统一表述，因为“不要突出个人”是吴学谦一直的处事原则。

　　80岁拿到大学毕业证书

　　2001年11月9日，北京冬雪初霁。

　　吴学谦寓所迎来一位特殊客人---暨南大学校长刘人怀院士，他是专程从广州赶来向吴学谦颁发毕业证书的。因吴学谦长期住院，证书由其夫人毕玲代为接收。

　　这是一份迟到了53年的毕业证书，早在1948年就应该发出。

　　吴学谦曾在1982年至1988年间担任外交部长，他的出生地上海嘉定，出了几任杰出外交家，除吴学谦外，还有近代的顾维钧和吴学谦之后任外长的钱其琛。

　　解放前，吴学谦曾是上海地下党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当年江泽民、乔石都曾是这个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新中国成立后，吴学谦先后在共青团中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从事和领导外交、外事工作。1988年后，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第十二、十三届委员，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学谦曾两度就读暨南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暨南大学校友会资料显示，吴第一次就读该校是1940至1941年冬，当时，暨南大学的校舍已被日本飞机炸为废墟，为了继续办学，在当时上海的“公共租界”租了两幢房子，惨淡经营。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入租界，暨大呆不下去了，决定内迁至福建建阳。吴学谦因为要在上海坚持地下党工作，留在上海，暂时离开暨大。

　　抗战胜利后，暨大于1946年迁回上海，在宝山路一带找到几幢房子，作为临时校舍，吴学谦复学，继续在文学院外文系读书，直到1948年，学校当局以参加同济大学学生罢课斗争的“罪名”将其开除。

　　1995年，暨南大学北京校友会曾就此事专门采访过吴学谦，吴学谦说：“大学，我就读了一个，是暨南大学，从1940年到1948年，前后8年之久，最后还没有毕业。”

　　吴学谦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上海学生运动时与同为地下党员的妻子毕玲相识并恋爱，今年正是两人风雨相伴60周年。

　　为庆祝80岁的吴学谦领到大学毕业证，毕玲曾写过一首诗，总结丈夫的革命生涯，称其“雪松志、寒梅骨、风竹情”。

　　1949年后，吴学谦夫妇双双受命至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5月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工作，吴学谦任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部长，毕玲在其下任科长。吴学谦跟毕玲说：“两个人在同一部门，你还在我的手下，不合适，你自己另找个地方去吧。”于是，毕玲离开共青团中央，去首都师范大学做党委书记，一直工作至退休。

　　从来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1952年7月，第15届夏季奥运会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中国派出以荣高棠为团长，黄中、吴学谦为副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参加。

　　2008年，奥运会即将在京召开，有媒体找到吴学谦曾经的秘书黄桂芳，希望他讲述中国首次叩开奥运大门的波折和故事。黄桂芳说，吴学谦跟我讲到这个过程时也就一句话：他们到达时奥运会都结束了，主办方就给了中国代表团一个表演的机会。

　　因为当年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很少，又没有直航飞机，吴学谦等一行40人辗转几个站点，但无论如何，此行打开了新中国进入奥运的大门。

　　据即将出版《吴学谦》画册介绍，1961年，在毛泽东指示下，吴学谦筹备组建亚非研究所。遵照毛泽东“需要出一些简单明了的非洲方面的书”的指示，吴学谦与廖盖隆主持编写了《非洲手册》。周恩来总理在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访问亚非欧14国中的10个非洲国家时，就携带了这本《非洲手册》。

　　1966年，吴学谦被迫害坐牢，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恢复工作，任中联部西亚非组组长，三局局长。1978年至1982年任中联部副部长。

　　在中联部工作期间，吴学谦长期主管非洲地区工作，出访非洲、西亚的许多未建交国家，开展人民外交。

　　1982年11月，吴学谦出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据其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当时的外交部，经历“文革”后，派系斗争仍没有很好解决，同志间隔阂尚未消除。吴学谦首先从队伍建设入手，拨乱反正，消除极左影响。强调要搞五湖四海，消除派别，不论是从院校而来，还是部队来的，还是曾经的地下党组织，都要团结一致，为中国外交事业而努力。

　　从中联部至外交部，除了一名司机因为家住得离他家很近而随他调动，吴学谦没有随行带一名身边工作人员。同样，从外交部进中南海，吴学谦依然不带随从。

　　1983年1月22日，星期天，外交部新闻司的黄桂芳接受组织任命，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吴学谦，从此担任吴学谦的秘书，长达8年。

　　担任外长和外交部党委书记期间，吴学谦从不搞帮派，一直任人唯贤，提拔培养了不少年轻干部。有的年轻翻译，因为随行出访时表现突出，吴学谦就会向外交部党委推荐，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吴学谦几乎每天都在上班，没有休息日，下班后还要把参考资料、案宗文件带回家继续工作，其他事务很少能干扰到他。即使是生命最后几年，他意识不太清醒了，还经常喊着“我要去开会”、“我要去出访”。

　　1988年，吴学谦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征求他意见“是否继续兼任外交部长”，吴学谦说自己迟早要退的，应该让年轻干部有机会发挥作用，并推荐了钱其琛。

　　2008年4月9日，几位曾跟随吴学谦工作很多年的老人坐在一起缅怀老领导，大家印象最深的居然都是四个字：“为人师表”。

　　大家把吴学谦的主要特征总结为：光明磊落、埋头苦干、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宽于律人。

　　反对大话空话，不喜形式主义

　　吴学谦就任外长期间，足迹遍布五大洲50多个国家。

　　1985年访问日本，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

　　1986年访问芬兰、瑞典和匈牙利等国，分别签署了中芬、中瑞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中匈领事条约。

　　第39届联合国大会，吴学谦发言，首次在国际舞台上阐述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课题的论述。

　　1987年出席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会议，表示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同拉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指出，中美关系发展的三要素是增进相互了解，正视台湾问题，平等互利发展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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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吴学谦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在外交活动中，吴学谦该说话时一定会说到底，但并不强势，尊重对方，很少空谈，就问题谈问题。无论是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是欧美发达国家，吴学谦一概诚恳待人，平等视之。其务实作风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并因此收获很多友谊。

　　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泰国前外长西堤，都与吴学谦有良好的友谊。1988年吴学谦访问英国，杰弗里·豪专门把他请至郊外官邸做客。

　　吴学谦的务实风格也影响了外交部的工作方式。他不喜欢繁复的批文程序，常常说：“同样在一座楼里办公，不需要公文程序，开个小会，碰个头，问题不就解决了，太多的手续既浪费纸张还耽误时间。”

　　吴学谦反对大话空话，不喜形式主义，喜欢讲实话，偶尔写文章，也是文辞朴实，开门见山，直接讲问题，没有多余的言辞，“不穿靴戴帽”。

　　据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吴学谦日常就是上班回家再上班，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一定选择不去；可走可不走的地方，肯定选择不走。有一次吴学谦想去王府井看看，一下车就被人认出来，团团围住。之后，他就没再去过王府井。

　　1984年，吴学谦主持了外交部的精简机构，确定外交部第一批离退休人员，初步建立了外交部退休人员制度。对外使馆也不再配备司机等服务人员，要求驻外工作人员自己学会开车，几个人就可以经营一个大使馆。

　　吴学谦一方面精简机构，一方面提高驻外人员待遇，允许外交官带配偶。从吴学谦时代开始，中国大使馆“和尚庙”的历史终结，之后，秘书、参赞、厨师等逐步放开，允许带配偶驻外。

　　吴学谦的出访团队总是很精简，几乎没有闲职，一般七八人，从不带夫人出访，他的理由是“不要花国家的钱，又要麻烦人家”。国内出差也不带夫人。

　　1988年担任副总理后，吴学谦主要负责外事、港澳台、旅游方面的工作，他第一次提出加强旅游业的软环境建设，要求提高服务质量。

　　1990年，台湾成立了海基会，由辜振甫担任董事长。大陆应以哪个机构与其对应？吴学谦推动建立对等的民间中介机构。一年后，海协会成立，汪道涵任会长。

　　没有服装补贴的外长

　　吴学谦辞世后，很多人去他家里探望，才发现“这房子，真差劲”——没有任何装修，很简陋的厨房和卫生间，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立柜。

　　在吴学谦任外交部长期间，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是有服装补贴的，唯独外长没有服装补贴，需要添衣装要申报批准。吴学谦就很少张口要衣服。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的西服是50年代任中联部部长时给配发的衣服改制的，还没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衣服新，我们好歹还是80年代的款式。”

　　1983年11月，吴学谦陪同胡耀邦访问日本，回来时日方赠送的礼品是奶粉，胡耀邦问吴学谦：你考虑这礼物该给谁？吴学谦说“给娃娃们”。胡耀邦说，我也这么想。于是，这两位家里都有孙子的“爷爷”，分别把奶粉送给了中直机关幼儿园和外交部幼儿园。

　　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1985年，吴学谦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大会，行李却在托运时丢失了。国内的工作人员找到航空公司，几番努力，终于找到了箱子，航空公司方面称：“皮箱破了，我们打开看也没什么值钱东西，除了两件半新不旧的衣服就是一沓文件，就没再装箱运输了。”这个解释让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啼笑皆非，“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让大家知道，一个外长破旧的皮箱里，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

　　1988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1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前几个小时，长期患有十二指肠溃疡的吴学谦突然吐血不止，衣服上全都是血，但他依然坚持要参加纪念活动，因为按照安排，负责对台业务的他需要在活动中讲话。

　　染上血迹的衣服肯定是不能穿了，工作人员你脱一件衬衣，我摘一条领带，他再拿件外套，给吴学谦凑齐一身装扮，“他对穿衣很不讲究的，实际上，穿我们的衣服比他平常穿的还新。”吴学谦就硬撑着参加了活动，上台讲了话。等会后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医院时，医生火了：再晚一会儿后果就不堪设想。

　　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进入中南海后，身为副总理的吴学谦，衣服仍然很少，仅有的几套西服拿去钓鱼台洗，还要从几百元的工资里扣除洗衣费。

　　1998年，吴学谦住院，本来就不多言的他话更少了，前两年还可以坐在轮椅上，2000年后就一直卧床，渐渐不省人事，不再能辨出旧友故人，最后连风雨相伴的妻子也不认识。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与世长辞，外电评价他在中美关系、香港回归、两岸关系上贡献突出。

　　这天正是中国的清明节，一个属于缅怀和纪念的日子。是天意也是巧合，一生低调的吴学谦，此后的每个忌日，都将与清明一起，被人想起，被人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