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都是20世纪的伟人，两人虽未谋面，但彼此早有了解。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其时，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
当年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的合影（鲁迅怀抱海婴）
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慨。毛泽东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给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同上）。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其时，正是鲁迅逝世一周年。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还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据刘继兴考证，在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3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份代表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一直指导中国文艺界的经典文献，在革命特定时期起着统一文艺思想的作用。但其理论主旨跟鲁迅的思想精神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鲁迅思想中的最精华部分独立批判精神被弃之一边。《讲话》否定了文艺的独立性，要求文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讲话》认为，文艺要以政治保持一致，是建立在为人民和为政治的一致性的基础上。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在反右已风起云涌之际，是年7月7日晚，毛泽东忽然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赵丹、黄宗英以及翻译家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的秘书）等参加了。会上，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
毛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首先予以披露，因而“鲁迅活着会怎样”曾议论一时，据说曾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黄宗英也为此撰文佐证。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挥毫书录鲁迅于1934年5月30日为悼念“五卅惨案”九周年而作的《无题》诗一首赠与访华的日本朋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论在文学成就与还是声名影响上，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带有革命倾向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他当时的论敌通常以“思想界的权威”的帽子加以讽刺，反面映显了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恨他入骨的国民党之所以迟迟不敢对他下手，社会影响大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样一个声誉隆巨，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以他为旗帜，无疑可以征服更多进步作家倾向于革命，可以争取更多的进步青年献身于革命。这是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的。然而像鲁迅这样永远对“现状”不满的文人，注定不是会受到任何讲政治的政党欢迎的。这样就不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一方面给予鲁迅最高的评价，把鲁迅当做旗帜；一方面又在文艺政策上一定程度地否定鲁迅的精神了。
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很复杂。据一些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资料的介绍:“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毛泽东晚年公开提及鲁迅已不多见。只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曾作过“最高指示”:“读点鲁迅。”这可能是毛泽东公开评价鲁迅的尾声。（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责任编辑：张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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