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鲁迅都是20世纪的伟人,两人虽未谋面,但彼此早有了解。1934年1月,毛泽东为筹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住在江西瑞金金沙洲坝。其时,毛泽东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已被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解除了,只给他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这个实际没有决定权的空衔。
当年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的合影(鲁迅怀抱海婴)
这时,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冯的住处,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还不无遗憾地对冯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慨。毛泽东听了,又是开怀大笑。1936年,当时在上海的“托派”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鲁迅愤然请人代笔,口授回信予以严厉斥责:“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给托洛斯基派的信》)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同上)。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
但毛泽东对鲁迅书面上的正式评价,却是1937年底在延安风沙弥漫的操场上做出的。其时,正是鲁迅逝世一周年。毛在这篇由大漠记录、后来刊发在《七月》杂志第四集第二期上题为《毛泽东论鲁迅》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上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毛泽东还论述了鲁迅的三大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伟大的“鲁迅精神”,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学习鲁迅的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据刘继兴考证,在毛泽东已公之于世的所有著作中,对一位中国现代作家,包括其他历史人物,一口气连用了9个“最”的措辞,并冠之以“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3个头衔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份代表着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一直指导中国文艺界的经典文献,在革命特定时期起着统一文艺思想的作用。但其理论主旨跟鲁迅的思想精神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鲁迅思想中的最精华部分独立批判精神被弃之一边。《讲话》否定了文艺的独立性,要求文艺无条件服从于政治。《讲话》认为,文艺要以政治保持一致,是建立在为人民和为政治的一致性的基础上。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在反右已风起云涌之际,是年7月7日晚,毛泽东忽然召集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赵丹、黄宗英以及翻译家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延锴的秘书)等参加了。会上,罗稷南与毛泽东有一段关于鲁迅的对话:
毛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首先予以披露,因而“鲁迅活着会怎样”曾议论一时,据说曾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的黄宗英也为此撰文佐证。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挥毫书录鲁迅于1934年5月30日为悼念“五卅惨案”九周年而作的《无题》诗一首赠与访华的日本朋友:“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无论在文学成就与还是声名影响上,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他在文学界特别是青年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带有革命倾向的思想对当时的青年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他当时的论敌通常以“思想界的权威”的帽子加以讽刺,反面映显了他的影响力。可以说,恨他入骨的国民党之所以迟迟不敢对他下手,社会影响大是其中原因之一。这样一个声誉隆巨,有进步倾向的作家,以他为旗帜,无疑可以征服更多进步作家倾向于革命,可以争取更多的进步青年献身于革命。这是毛泽东不可能不考虑的。然而像鲁迅这样永远对“现状”不满的文人,注定不是会受到任何讲政治的政党欢迎的。这样就不难解释毛泽东为什么一方面给予鲁迅最高的评价,把鲁迅当做旗帜;一方面又在文艺政策上一定程度地否定鲁迅的精神了。
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很复杂。据一些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资料的介绍:“毛泽东最爱读的现代人的书就是鲁迅的书,一部《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北京,阅读数遍,他对鲁迅熟悉程度,并不亚于鲁迅专家。”毛泽东晚年公开提及鲁迅已不多见。只在“文革”后期,毛泽东曾作过“最高指示”:“读点鲁迅。”这可能是毛泽东公开评价鲁迅的尾声。(来源:人民网―强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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