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时任书记：只要群众能吃饱让我坐牢也愿意

时任董干公社书记、包产到户的带头人姚胜发讲述30年前的那场改革

　　书记：只要群众能吃饱 让我坐牢也情愿

    本报记者 叶心玮 刘启银/文 王海涛/图

　　敢字当头 文山董干公社悄悄分田到户 继续征集云南改革记忆

　　1978年，新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但地处祖国西南的云南，仍然春寒料峭。十余年的动乱，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特别是文山州边境一带，很多群众一年有三四个月断粮，不少人不惜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境外买粮。

1979年初，文山州麻栗坡县董干公社，一场分田到户的改革正在悄悄进行。这场旨在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改革，虽然没有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生死手印”那样惊心动魄，但其影响力同样值得我们铭记在心。

　　“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

　　赶热集群众找干部要吃的

　　1978年9月，姚胜发到麻栗坡县董干公社当副书记。

　　董干公社——这个麻栗坡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地理位置最偏远的公社，当时正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全公社三万多人年年粮食不够吃，要靠国家返销的救济粮才能熬过三四个月的断粮困境。1977年粮食大面积减产，更让该公社雪上加霜。“董干这么大一个公社，就是派一个县委常委来，也未必能管好。”当时公社干部的一句牢骚话，让姚胜发老人至今记忆犹新。

　　这年8月份的一天，麻栗坡县委书记李新富（音）找姚胜发谈过一次话。“董干是个大公社，吃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你把董干的工作搞好了，就等于搞好了全县工作的三分之一。”姚胜发深知责任重大：“书记您放心，我决不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干上去。”

　　几天后，姚胜发走马上任。此时，他眼前的状况是：公社人均只有一亩多耕地，而且一半以上的耕地挂在石旮（gā）旯（lá）的陡坡上。海拔高、日照短、气温低、土地瘦、产量低，百姓俗称“冷董干”。1977年的粮食减产，导致人均缺粮一百多斤，次年国家返销了356万斤粮食到该公社才勉强糊口。

　　当时已43岁的姚胜发很清楚肩上担子的分量。如何让三万多人都能填饱肚子，成为他朝思暮想亟待破解的一个难题。而这个问题，同样也是当地百姓最渴望政府解决的——哪怕只是一天两天、十天半月的口粮。当时，公社所在地有个集市，每隔六天就有一个热集。热集这天，四面八方不少来赶集的群众，也会顺便到公社政府找找领导，看能不能要点吃的。

　　刚到董干一个月，姚胜发就当上了书记。前任书记临走前告诉他一个“诀窍”：“每逢热集这天，你一大早就出去，等到罢了集再回来。”姚胜发拒绝了这个建议：“老百姓走几十里路大老远赶来，有的人为了见我们，还要把家里的小孩、猪牛啊交给别人照料，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吗？”

　　于是，每到热集这天，姚胜发就在公社里买好茶叶烧好水，泡着茶等着百姓来，跟他们了解情况。

　　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土地承包群众积极性超意料

　　原省委副书记，时任文山州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的赵廷光，在一篇回忆董干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况作了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多农村百姓也开始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要求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由于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却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使云南农村的改革始终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1978年底，因为粮食缺口太大，董干公社的情况引起了文山州和省里的重视，先后派人来了解情况。当时上任才三个月的姚胜发将董干公社的情况如实作了汇报。此后，上级政府也没有再追究此事，但姚胜发并没有“事不关己”的轻松感。

　　不久后，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件发到了各个公社里。那时候还没提“改革开放”，只是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一个问题经常浮现在姚胜发的脑海里：“解放思想，究竟该怎么来解放？”

　　就在姚胜发很迷茫、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李新富来了，帮他出点子。“李书记胆子很大，他看到一些内参后，了解到一些中央的意图，就带着县委副书记到董干来考察。”姚胜发带着两位领导到公社各个大队看了一个星期。“他看了后说不行不行，胆子再大点，你们找两个困难点的大队，把土地承包下去。把边、远、山、瘦的土地，先下放承包30%，先搞两个大队看看。”

　　1979年初，姚胜发选择了董干公社长槽和马崩两个非常贫困的大队搞试点，将产量较低的土地下放一部分探探路。鉴于当时董干公社所有的大队都很贫困，百姓普遍吃不饱饭。胆子也不小的姚胜发决定“先斩后奏”，又通知公社其他10个大队，也将边、远、山、瘦的土地下放30%承包。各个生产队或三五户，或十户八户为一组，共同承包一片土地，实行定产定量、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办法。

　　但是他没有想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当年7月份，公社派人到各个大队统计土地下放的情况，发现下放承包的土地已经不止30%。有的大队甚至接近70%了，除了水田和试验地，其他土地全部下放到生产小组。

　　“小鬼，你胆子真够大的，就这样干吧，出了事情我负责。”

　　其他公社也悄悄搞起改革

　　1979年7月份的一天，文山州委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当时，省里和文山州看出一些地方有搞土地承包的迹象，就在会上要求各个公社的书记汇报土地承包的情况。

　　姚胜发在汇报时打了一点折扣。“我说董干公社209个生产队，已经有105个生产队实现土地下放。实际远远不止一半，结果还是把他们都吓着了！其他公社一般都说搞了一个，最多的说搞了三个生产队。”

　　他的一番话引来了不少担忧和猜测。有的公社领导问，你就不怕坐牢啊？姚胜发回答得理直气壮，“不怕，我向来都是不保乌纱帽的。现在是土地闲着，群众肚子饿着，为什么不把土地给他们耕种，自食其力，搞点饭吃呢？如果他们吃饱饭了，让我坐牢，我都情愿。”还有人认为他在出风头：“你是不是想当县长啊？”他的回答更干脆：“我没想过这些，就想一定要解决百姓吃饭的问题。改革嘛，就要敢想敢干，只要看准了，就要大胆地尝试，不能瞻前顾后，更不能只考虑个人利益。”

　　土地下放后，光把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还不行。这一年，姚胜发利用上级拨给该公社10万元的战争损失费和从州、县上要回的2.7万元经费，购买了大量的化肥、优良品种和农耕器具等，分配到12个大队，改善生产工具，鼓励百姓多使用化肥和优良品种。

　　当年董干公社的粮食产量就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虽然还没能实现自给自足，仍然吃了国家150万斤的返销粮，但与1977年相比，等于说给国家节约了200万斤。姚胜发拍着胸脯跟县领导担保，明年（1980年）我只要50万斤返销粮。

　　群众有饭吃了，分田到户的胃口被充分吊了起来。但这种私自分田的事情“不符合规定”，引起了上级政府的注意。省里派了工作组到董干公社调查，听取姚胜发和其他干部的汇报。不久后，姚胜发又被要求到文山州党校汇报。

　　在州委党校的一次会议上，时任文山州委书记的罗应通也到场了。他在会上大声问道，董干公社的书记来了没有？姚胜发赶快站起来大声说，来了，就是我。罗书记说，你胆子不小啊？散了会我就跟你去看看。

　　会议结束后不久，罗应通带人到董干公社考察。姚胜发陪同他到各个大队看了一圈，当着罗应通的面他说，我到董干公社当书记，不是为了当官，而是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罗应通很是欣赏，当场表态：就这样干了！县委书记李新富得知他把70%的土地都下放了后，惊讶之余也表示支持：“小鬼，你胆子真够大的，就这样干吧，出了事情我负责。”

　　此后不久，董干公社的情况逐渐被外界所了解，其他公社照葫芦画瓢，开始悄悄搞起了土地下放，包产到组、到户。只是其他公社搞得少一些，怕犯错误，怕扣帽子。

　　“不怕旮旯土地瘦，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分田到户百姓粮食吃不完

　　1980年农历二月初六，麻栗坡县召开电话会议。会议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号召将全县70%的土地下放给农户。李新富把董干公社搞家庭联产承包的经验作了介绍，并大讲特讲土地搞活的好处，他担保一切由他负责。

　　“这样一来，各级的胆子就大了。”81岁的姜世芳老人，当时在董干公社政府部门工作。“没开这个会议以前呢，搞家庭联产承包还行不通。县里派出的工作组到部分公社时，被一些人赶走了，说这是搞资本主义。”

　　1980年，董干公社率先实现所有田地全部下放到户，当时群众的热情不亚于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很多人把自家田边地脚全部开荒出来，田地越开越大，越挖越深。就连田间地头的石头，也被捡得干干净净。当时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十年学大寨，不如今年三个月搬的石头多。”

　　有了自留地，老百姓对土地的热爱再次爆发出来。很多百姓开始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资。当时百姓的一句口头禅，反映出这种难以压抑的喜悦之情：“碰见石头撬杠撬，碰着硬土条锄挖，不怕旮旯土地瘦，只要政策对了头，石头也能榨出油。”

　　1980年8月，姚胜发当选为麻栗坡县副县长，9月初离开董干公社。不少社员群众见到他就说，“姚书记啊，你把土地分给我们，还引进优良品种和这么多的肥料，现在粮食都吃不完了。”

　　胡耀邦同志指示：“可以试一试。”

　　波及他县改革热潮势如破竹

　　就在麻栗坡县分田到户如火如荼地进行的同时，这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改革，很快波及到文山州的其他县。这场改革在由麻栗坡县向其他县蔓延的过程中，尽管得到了文山州委的大力支持，但并非一帆风顺。

　　赵廷光在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1980年，文山州边境一线的很多群众还普遍吃不饱饭，很多人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越南买粮，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被国家领导人点名严厉批评。在这种形势所迫、不得不改的情况下，文山州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铤而走险”，由州委书记张曙光以检查身体为名，进京向胡耀邦总书记汇报请示，要求实行农村改革。胡耀邦同志指示：“可以试一试。”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文山州立即掀起了农村改革的高潮。两个月内，麻栗坡县的改革热潮就蔓延到马关、广南、富宁等县，可谓势如破竹。这次改革在文山的探路者，正是董干公社。

　　改革赢得了民心，但仍然遭到“两个凡是”派的抵制。当时，部分县领导也跟文山州委反映说：“你们这样搞，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点名批评“文山政策乱”。这时期，“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处在两难中间的文山州委，没有放弃已经初步取得的改革成果。当时，赵廷光根据州委书记张曙光的指示，深入到改革发源地董干公社调查研究，以回答农村改革是不是搞乱了政策的问题。经过深入调查，赵廷光认为，董干公社的改革顺应了广大百姓的强烈要求，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种大胆实践、不怕丢了“乌纱帽”的改革精神，必须坚决予以支持。

　　董干公社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省调研组坚决支持改革

　　赵廷光还对当时存在的一些思想上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首先是收入差别和两极分化的问题。当时，不少人仍把经济上的差别与两极分化混为一谈，认为有差别就是两极分化。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的家庭收入多，有的家庭收入少，其结果就是导致两极分化。

　　赵廷光认为，经济收入上的差别是按劳分配原则下的正常现象，而两极分化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由于各种原因，各人所得不可能是绝对均衡的。产生差别就是分化这种观点的原因，一是长期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带来的影响；二是当时“左”的思想仍在一些领导干部心中根深蒂固。

　　其次是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的问题。有的人把这两者混为一谈，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如果“不纠正，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还有人甚至坚持“宁可减点产，也不可包产到户”。赵廷光认为，包产到户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只要加强领导，因势利导，把生产搞上去，粮食上去了，群众有饭吃了，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另外，当时不少百姓担心这样的好政策持续不了多长时间，基层干部又担心这样是不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包产到户好是好，但不知路子对不对。”这种思想，源于过去三番五次的各种运动，不少人被整怕了，心有余悸。

　　赵廷光通过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大胆地以“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为题，写了调查报告，呈报文山州委。州委对此报告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报告，获得出席会议的领导的一致同意。随后，报告印发全州并上报云南省委。

　　省里主要领导看到报告后，还是不放心，派工作组到文山调查。工作组深入一线，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亲眼目睹了当地群众生活发生的新变化。最后，工作组对文山州的农村改革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坚决支持。

　　此后不久，指责“文山政策乱”的风波终于平息了。文山州的农村改革迅速覆盖到全州各个角落，这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改革，也由董干公社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从1979年到1983年，云南用了近5年的时间，在全省农村普遍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废除“吃大锅饭”的农村大集体生产方式。

　　□ 后记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最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村的改革，又发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很多人都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出名的，是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云南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早于小岗村。1976年春，元谋县大塘子村就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上率先探索，1977年底正式建立了包产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1978年底，楚雄州委在肯定大塘子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在全州推广包产到组、到户的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虽然董干公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云南并非首吃螃蟹者，但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边疆地区群众的吃饭问题，对维护边境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采访中，很多老人都对这段改革历史留有深刻的记忆，虽然他们在这场中国的大变革中只是起到一些“微不足道”的作用，但正是他们在这场大变革中，一起推动了历史的车轮驶向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