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刀-神社-天皇——靖国神社首部纪录电影诞生

“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里现在还进行招魂仪式，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李缨说。图为靖国神社秋祭夜景 图片由剧组提供

92岁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里制作了他最后一把“靖国刀”，他也是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匠人。战争时期，他所在的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作坊制作了8100把“靖国刀”，主要送往中国大陆战场

　　军刀·神社·天皇——靖国神社首部纪录电影诞生

　 记者 李宏宇　实习生　周玲　发自北京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1989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儿赏樱花，几年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1993年，他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搬过去才发现就在靖国神社旁边，走路只需要两三分钟。他无从得知14年后他会完成纪录片《靖国神社》，这还是世界上头一部以靖国神社为“主角”的纪录电影。

　　影片里最初出现的神社，和李缨那时候的印象一样，无人，静谧，景致优美。很快就有了熙攘的祭拜人群，当中最醒目的是穿各种军服、装备齐整的一支支“队伍”。领队呼喝口令，其余人一丝不苟地踏步行进，在神社前行礼鞠躬。每年8月15日，日本所谓的“终战日”，这样的队伍最集中地出现在神社。纪录片中表现他们的镜头，常常是仰角拍摄，较低的机位让人觉得像是偷偷拍的。

　　“不是这个问题，”李缨解释道，“我是蹲在他们面前拍的。我要站起来就会挡住他们的视线，他们面向神社参拜直接就会对着我来磕头。这在日本摄影师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要他们来拍肯定是躲到侧面，我就不管这些了。”

　　冲突频频的舞台

　　李缨镜头下的靖国神社，是一个冲突频频的“舞台”。

　　神社前往来的人流里出现了一个美国人，举着星条旗，呼喊口号：“支持日本首相参拜！”一时间他成了明星，身边围成人堆，三两个懂得英语的过来跟他攀谈，他也忙不迭掏出传单散发。正热闹，身后却杀出一位举太阳旗的壮汉，二话不说要赶他走：“你算来这儿干嘛的？谁让你举美国旗的？这是你们举旗子的地方么？赶快给我滚蛋！”美国人听不懂，有人想跟两边都做个解释，但场面已经乱成一团，说不清楚。最后是警察把这个又惊恐又莫名其妙的美国人请出了神社。

　　日本国歌声中众人向神社行礼参拜，前排一角突然喊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声音来自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一阵骚动，学生很快给推出人群，有人冲上来把他掀翻在地，用相当专业的柔道绞技动作勒住脖子，死死摁在地上。终于有人竭力拉开了他们，学生和他的同伴一言不发，在阵阵叫骂声里退却。一老者紧逼着他们走了很远，并不动手，只一遍遍呵斥：“混蛋！中国人滚回自己家去！”但这两个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从1997年开始持续拍摄影片素材，这样的冲突李缨自己当然也没少经历。他记忆里的第一次是1999年夏天，拍摄一群着军服参拜的年轻人。他端着机器边拍摄，边询问他们做什么职业，为什么这样来参拜，这样的历史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告诉李缨，自己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平常都是听祖父、父亲讲他们战争的经历，也看各种相关的电影。

　　“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日本不存在战犯，没有战犯这个概念，战犯是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本身不认为是犯罪。”李缨说，“当时还给我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觉得那是场侵略战争，他们觉得不是，仅仅是一个事变。因为战争是要宣战的，确实日本那时对中国没有宣战，因为‘你们国家一团混乱，我们找哪个政府来宣战？’”

　　李缨忍不住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人围得越来越多，一些日本的教师、知识分子也加入讨论。这还算是和平的方式。有很多次，他拍摄的素材硬是让人抹掉，甚至直接把磁带拿走。“这个没办法，硬碰没有意义。” 李缨说。

　　无法归家的灵魂

　　佛教住持菅原龙宪向靖国神社要求撤出被供奉在神社的他父亲的灵位。他的父亲是一名僧侣，却在1943年被征募入伍，派往南洋，1年后战死。从僧人到军人，已经是令菅原难以理解的转变；神道与佛教是并不相同的宗教信仰，神社却不顾死者身份和家属的愿望，执意把父亲列为“英灵”，这更让他不能接受。但十数年来不断的交涉毫无结果。

　　菅原拿出了1960年代颁发给父亲的奖状和勋章。奖状落款处盖着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玺印，菅原却被明确告知这是天皇颁赐。李缨问他，这是否说明天皇就是政府的代表，菅原答道：是的。这奖状和勋章，是国家逃避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战后日本许多战死者的家属本打算向政府问责，但天皇颁发了勋章，这让他们不知该向谁追究才好。

　　197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被合祭为“英灵”。写入名册的所有名字，都必须经过天皇本人过目与认可。“在这一点上，靖国神社跟战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菅原龙宪说。

　　靖国神社，1869年明治天皇诏令建造，占地十万余平方米。初名“东京招魂社”，供奉戊辰战争（1868－1869）中为平定江户幕府势力，将政权交归天皇而战死者的魂灵。1879年改名“靖国神社”，并成为国家纪念战死者的首要神祠。“靖国”二字由明治天皇自《左传》选出，意为安定国家。

　　到2004年12月31日，神社在册“英灵”共2466532人，约80％死于二战，其中包括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原住民27863名，朝鲜人21181名。虽然日本与他国的战争终结于太平洋战争，但“招魂”程序至今仍然进行，只要新发现以往战死者的身份详情，就会增补到名册。

　　台湾原住民出身的高金素梅已是第八次来到靖国神社。与她同来的台湾人、朝鲜人、冲绳岛人都和菅原龙宪一样，是要把他们祖辈的灵撤出神社，带回他们的生地。

　　靖国神社里并非供奉牌位，只供奉一把军刀与一册“灵玺簿”。240多万战死者的“英灵”附着于一把军刀，这把被称为“神体”的军刀就连靖国神社的大祭司平常也见不到，其安放之处是神社最神秘的地方。每一年的清洁和一些神秘仪式，军刀都用白布遮挡严实，外人无法得见。灵玺簿则记录所有“英灵”的姓名生平。

　　所有要求从灵玺簿里撤下亲属或先辈名字的，没有一个得到积极答复。神社有这样的观念：通过招魂仪式，所有战死者的灵已附于这军刀，恰如一滴水落入一盆水，再不可能分离出来。从灵玺簿除名的先例并非没有，那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二战中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士兵”。

　　1944年11月小野田随队派往菲律宾一个小岛，次年美军登陆后，他与另三名士兵躲进丛林“坚持战斗”。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他们全不知情，寻找他们的人广撒传单，他们也拒不相信。随后数年几个士兵或死或降，只剩小野田一人，到1974年，他才在专门赶来的前任长官面前就地投降，回到日本。此前他被认为战死，名字早已列入灵玺簿，魂也被“招”上了那把军刀。

　　这种宗教上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李缨访问过一些专家，他们举出了这样的例证：战争结束时，朝鲜、台湾等日本殖民地已经建造了许多供奉战死者的神社。战后又把他们的“英灵”集中到东京的靖国神社。

　　按照神道的解释，他们举行了“升魂”仪式，先在当地把魂升到天空，然后在东京“招魂”，灵魂就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所以只不过是靖国神社不愿意搭理你。”李缨说。

　　　另一方面，“英灵”不可分离的说法，也使日本的政客自身陷入矛盾。因为参拜神社，就是拜祭所有死者，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他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同时又在继续参拜这些战犯。你不能说拜祭的是战争死难者而不包括战犯，这不符合你自己的逻辑。”

　　8100把“靖国刀”

　　拍摄时间长了，李缨成了神社一带的熟面孔，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换人拍摄，他请了一位日本摄影师。摄影师六十多岁，他的舅舅就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英灵”之一。“日本人要做这个，每个人首先都会面对自身的问题，怎么看待那场战争。因为他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我一直给摄制组成员很大的自由，我并不强求一定要统一看法。”

　　菅原龙宪对李缨谈道，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在于，神道与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渗入到各个社区的。日本全境共有神社8万到10万个，神社日常维持的经费，在战时由国家供给，战后则由町内会（类似街道办或居委会）向居民摊派征收费用，“要不交钱，你马上会被视为局外人，受到排挤和歧视。” 菅原自己的感受就很深，他是佛教徒，不愿意交神社的费用。

　　“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神社已经形成日本人的一种神经网络，你一旦触及它，你想对它提出疑义，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对日本人的影响太大了。一旦涉足这个话题，我觉得他们精神上的压力恐怕比我要大得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豁出去就完了，而对他们来说远不是这么简单。他们要考虑社会形象，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这对日本人特别重要。” 李缨说。

　　92岁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里制作了他最后一把“靖国刀”，他也是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匠人。战争时期，他所在的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作坊制作了8100把“靖国刀”，主要送往中国大陆战场，供前线日军将校使用。

　　影片也记录了日本曾相当轰动的一场诉讼。日本陆军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是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主角，当年日本媒体的报道使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但2003年，他们的亲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及另几家媒体的报道违背事实、侵害当事人与家属的名誉。他们声称所谓“百人斩竞赛”并不属实，而是当时为了正面宣传战争、树立典型而做的虚假报道。

　　日本民众中支持这种说法的重要论据是，“靖国刀”的用途不过是礼仪性的，根本不可能连砍100人。刈谷告诉李缨，“靖国刀”要经过多次试刀才算得上制作成功，神情里不乏匠人对自己作品的骄傲。影片随即展示了日军军官试刀的图片资料：军刀可以齐刷刷拦腰斩断水桶粗细的稻草垛——草垛中心是模拟人骨的竹竿。

　　李缨拿出刊有“百人斩竞赛”照片和报道的旧报纸：“这个您知道吗？”

　　“知道，当时我就听说过。”刈谷答道。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刈谷久久无语，始终没有回答。

　　“刀是武士道、战争或者残酷的象征，但他们不认为这些是残酷的东西，他们觉得是仪式性的。”李缨说，“我的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追问刀与菊花，这种残酷与美是怎么样在靖国神社里结合起来的。他们的尊严、骄傲或是象征跟天皇是什么样的关系。”菊花文饰是天皇专用，靖国神社门口有印着巨大菊花图案的布幕，天皇的军舰、车乘、茶杯、餐具无不印着菊花。

　　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

　　多次采访拍摄中，李缨在镜头后不断询问刀匠刈谷直治：你们当时在这里工作，怎么感受靖国神社的神灵的？这地方对你们来说到底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绝大多数时间，老人只是沉默。只有一回，李缨很随意地问他，休息的时候，您都听什么音乐？刈谷蹒跚着起身，找出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那是裕仁天皇的讲话，历数着明治以来近百年的光辉历史和这个国家的伟大成就。

　　“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里现在还进行招魂仪式，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也是李缨不断学习、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过程，他的关注点从南京到神社，再到天皇。天皇在历史上曾经并不直接拥有世俗政治权力，而是掌管招魂仪式和国家礼仪的最重要存在与最高权威。日本皇室至今沿袭许多传统做法，比如在皇宫里养着鸬鹚，很多人已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李缨认为从中国纪录片《最后的山神》里或许就能找到参考。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鄂伦春族很多萨满都养着鸬鹚；神道同萨满教一样，也是万物有灵论的自然宗教；日本神社的建筑样式，同萨满在森林里祭祀的传统不无关联；招魂也是萨满教的传统仪式。“在靖国神社里用招魂这种方式祭祀亡灵，不仅仅是军人的问题，这是早已渗入了日本深处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天皇更是日本不可轻易触碰的禁忌话题。

　　影片末尾使用了大量历史影像素材：侵略战争中的斩首、天皇参拜神社、倾泻弹药的战机和原爆之后的广岛废墟……这些素材来自档案馆、电影资料馆、NHK、每日新闻社等机构，以及一些日本专家的私人资料。

　　得到这些影片素材非常艰难，很多日本机构对一个中国人拍这么一部影片的立场非常怀疑，很多人也不愿意把这些资料和靖国神社扯上关系。“他不是简单提供，而是很详细地问你要怎样使用……”李缨随即陷入长久的沉默，似乎这是10年影片制作过程里最不愿回忆的部分。

　　2006年，陷入资金困境的《靖国神社》从韩国釜山电影节、美国柯达基金得到资助，凤凰卫视协助制作，另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及北京中坤影视制作公司参与合作制片。但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影片最后得到了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基金的赞助，这为影片的资料搜集打开了很多渠道。

　　文化厅这笔基金赞助的审批，日本政府并不介入，而是交由一批专家评审。“都是电影方面的专家、导演、影评人等，他们当然会从影片的历史价值出发，因为从来没有人拍过（靖国神社），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希望看到这部影片，所以给我这个资金。最后出来的结果也让他们非常激动。如果从政府方面来看，那就很难说了。”

　　影片的日方发行公司已认定，《靖国神社》将是日本2007年度“最为刺激”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