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厂房 李梁/图
柬埔寨，尽管华人曾在此经历过屠杀、浩劫和迫害，尽管这里在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和平崛起”的浪潮下，带着不同的梦想，一批批中国商人走出海外，在这里留下了各样的足迹。
空气炽热，阳光透明。在拥挤混杂中，摩托车穿过金边郊区尘土飞扬的街道，一排排巨大的厂房出现在眼前。不起眼的大门上有不显眼的汉字：“加华工业园”。
新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厂房内，织机轰鸣，一排排柬埔寨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二楼办公室里，在电脑面前忙碌的，则是中国老板，通过数字管理在电脑终端精确控制着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
女老板王弈来自上海，“功夫茶？台湾的咖啡？朋友从台湾带来的。”没等回答，她自作主张地为客人准备了后者。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默默渗入到柬埔寨的许多角落。从刚完工的南部西哈努克海港经济特区到北部的原始森林深处——那里上万公顷的森林将变为成片的橡胶林。这个巨大工程的合伙人是温州人胡金林，他曾是温州柳市电器行业的发起人之一，在柬埔寨做过从电器贸易到发电厂的许多买卖，2001年收购柬埔寨两大集团公司，2007年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今天他自豪地说：“做完这个我就要退休了。”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三千多家中资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柬埔寨官方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凭借5亿美元投资成为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加华工业园里，约一半以上厂家来自中国内地。在金边，无论是酒店、赌场还是餐馆、超市和彩扩店，很容易从招牌上找到汉字。
这里是柬埔寨，曾经的东南亚“黄金之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连年内战和大屠杀毁灭了从基础设施到几乎每一个百姓的家庭。1993年，艰难恢复和平后，柬埔寨的经济近乎空白的图纸。
在大多数人用大屠杀、地雷、战乱、贫穷等字眼联想柬埔寨时，在少数中国商人看来，这片土地百废待兴，意味着无限商机。
香港人任瑞生1993年带着20万美元来到柬埔寨。15年后，他是金边联合商业银行的CEO，资产过亿美元。
柬埔寨华人李生(应其要求化名)渴望成为未来的任瑞生。他是一家华人报社的记者，月薪500多美元。但在业余时间，他操作一家基金，控制约120万美元的资金。他的理想是5年内赚足1500万美元，“开自己的银行，然后在十年内退休”。
199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率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确立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大批中国内地商人纷至沓来，他们满怀梦想，要在这里画出最美的图画。
成功者：钟仁(应其要求，使用化名)站在他占地75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五六个仆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后院里是日本产的凌志越野车。1995年，他抛妻别子来到柬埔寨，靠着懂中文、柬文，为来这里投资的中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13年后，他是金边最有名的华人律师之一。
奋斗者：2003年，王弈和她丈夫齐冰接手濒临倒闭的贸易公司。5年后，1500名工人按他们的指令生产衣服，产品全部销到欧美。齐冰频繁往来于金边和香港之间，王弈坐在厂房楼上的老板桌前，监控电脑里近50种报表。
失败者是无数铩羽而归的中国人：被中国的劳务公司骗到金边的二十多名工人，大雨滂沱中站在中国大使馆外痛哭；另一些人却是咎由自取，他们带着数十万美元到金边投资，却在赌场里输到买不起回程的机票。
当华商遭遇工会 廖永兴2001年开始办制衣厂，如今厂里已有1500名工人。他的成功得益于这里宽松的投资环境：劳动力比中国内地甚至越南还便宜，税收有减免，产品向欧美出口没有任何配额限制。
对他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语言，不是官员贪腐，恰恰是自由民主的体现之一——独立工会和频繁发生的罢工。
工厂2001年刚开工，四个工会随即成立。小的成员有几十人，最大的青年工会有成员近300人。接着，工会代表就在加班时间、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提出要价。
很奇异却很真实：柬埔寨拥有东南亚国家最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体系。上世纪90年代柬埔寨通过《劳工法》，规定工人可以自由成立工会。这部法律对工人权利和福利的规定比中国更全面、严格：工人工作一年以上有16天的假。工厂不能随意开除工人，不能随意延长加班时间。稍有违反，将面对工会代表的交涉和罢工的威胁，甚至巨额经济赔偿。
面对工会，来自中国内地的老板们的反应，就不仅是不适应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防范。”来自浙江宁波鸿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说，“将工会消灭在萌芽状态。”2005年工厂开工，有工人到车间里发传单组织活动，厂方二话没说，把几个领头人全部开除。
结果，工人们罢工，工厂因此停产一周。
王弈一开始也非常讨厌工厂里工会的头头，认为他们喜欢闹事。但后来也接受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现在大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这里开工厂，你一定要明白，劳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加华工业园经理李伟明说。
柬埔寨人李伟明对柬埔寨的劳工法非常自豪。他赞同中国最近通过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企业的利润一直来自对工人工资福利的控制，而柬埔寨早已经过了那种挣血汗钱的阶段了。可以说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比柬埔寨落后了十年以上。”
他的话遗憾地在中国来的“指导工”身上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工人群体中非常另类的群体——既不代表资方，也不代表劳方。他们技术熟练，工资要高于当地人，但他们从不加入工会。实际上，他们完全享受不到柬埔寨工人拥有的许多权利和福利。
一群中国东北的指导工来到柬埔寨后，护照上缴，统一吃住在工厂里，一天工作16个小时，周一至周六不准出门，周日也只能团进团出。他们没有加班工资，一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美元的零用钱，其他工资全部被老板“保管”，到年终或回国时一次性发放。
这种管理方式在中国企业里是普遍现象，王弈的工厂也不例外，指导工们的护照被“统一保管”。“我们主要是怕他们在外面弄丢了。”齐冰解释说。
国内“老习惯”与当地“潜规则” 指导工们在贫穷自由的柬埔寨仍然摆脱不掉中国工人的“特殊待遇”，内地商人们来到这里，也摆脱不掉鲜明的中国烙印。
权力是一些中国商人的通行证。翻开一些中资公司的宣传册或者广告，免不了会在上面看到企业老板和柬埔寨官员和军队司令的合影。2000年11月，在江泽民访问柬埔寨同洪森见面时，一个商人专门站到洪森身边，让人拍了一张跟洪森的合影，合影很快就出现在企业宣传册里。
柬埔寨刚进入和平年代，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屡禁不绝，连中国驻地机构和政府援建项目也会受到刁难。坐落在金边一条安静街道的新华社金边分社，2007年一个当地节日前，来了一个警察，拿着张印了公文抬头的纸，要求他们捐助两箱啤酒。中国工作人员给了他一瓶价值相当的红酒，对方竟然还在纸上签名接收。
一些中国商人怀着优越感，对柬埔寨市场和政策法律环境不甚了了，盲目投资或与当地人合作，粗心大意乱签合同，结果受骗上当，也因此对权力产生依赖。
受到检验的诚信与效率 1999年后，柬埔寨政府官员急于吸引投资，有中国商人前来考察，官员们准备了厚厚的材料，高官也亲自接待。有一些商人实力不够却夸下海口，想先把项目定下来，再回去找其他的人一起来合伙。回国没找到合适的，承诺就成了空话。
在开放自由的柬埔寨，中国商人的诚信备受考验。“狼来了”一般的假话多了，柬埔寨官员对“来路不明”的商人也就谨慎起来。
在柬埔寨，中国内地企业与港澳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暴露得明显。“内地公司管理粗放，喜欢靠经验，效率低，接单无计划，饱一顿饥一顿。”王弈说。
王弈最看不惯有几个中国指导工老把“差不多”挂在嘴边。一次柬埔寨女工拿着布找指导工，得到的答复是差不多，不用改了。
有些内地国企还把国内的习惯带到柬埔寨：企业还没开工，先拼命装修办公室，买十多美元/平米价钱的高级地板漆，这让王弈很心痛：“我这里地板才几美元一平米呢。”
王弈很善于自省，出于向香港同行学习的目的，她刚刚加入港澳商会。在她的努力下，过去公司只有5种数字报表，现在增加到了50种。
需要适应的自由 金界娱乐城和柬埔寨皇宫遥遥相对，巨大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3月2日是周日，这里生意兴隆。下午六时左右，一辆旅游车在门口停下，香港旅游团的老人和孩子们鱼贯而入，“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导游话音未落，所有人消失在赌场里。
金边有数十家赌场，顾客主要是外国人——柬埔寨人不允许进去。一些赌场里，八九成赌客的嘴巴里，蹦出的是中国话，赌场的门牌到牌桌说明上也都有汉字。
赌客中不仅有中国商人，还有月薪四五百美金的中国指导工。“我想不通，一个指导工在国内可以很勤奋，到这里来后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束缚，什么都不顾，去赌钱，去吃摇头丸。”王弈感叹。
王弈和她的爱人齐冰在工厂里严查赌博，发现工人赌博，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对于几个国内来的男青年，“我每个月都要找他们谈话，你最近没出去玩吧？”
“我在这里像妈妈一样管着他们，一个月给他们发一百多块零用钱，其他的等他们回国时结清。我常说，你不要嫌我多事，我是怕你们把钱都送到赌场去了。”
一位香港商人的理解是：在中国内地，似乎永远有一个保姆在检查，人们被强制安排接受某种秩序。而一旦来到这样自由的环境中，过去的禁忌大多没有了，“你突然发现自己除了杀人放火之外，几乎可以无所不为”。
适应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人需要用头脑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胡金林和许多在金边成功的中国商人一样，满意于自己的自制力，他仅陪客户去过几次赌场参观。
王弈认识一个小老板，熬过一段苦日子后开了个工厂，但好景不长他就迷上了赌场。“早上10点钟前，下午5点钟后，他电话基本不接，去赌场和卡拉OK玩了。”一年不到，工厂只能关门大吉，那老板偷偷把机器搬走后溜回了国，结果柬埔寨工人抢衣服，抢机器，闹得不可开交。
寻找新方向 钟仁从一无所有变为“成功人士”，只用了十年的时间。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一些中国商人的缺陷。“新一代中国商人和老一代华人有巨大差异。”他说，“老一代勤俭持家，靠劳动一分分赚钱。新一代野心勃勃，是标准的经济动物，渴望一夜暴富，喜欢各自为战，就像一盘散沙，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
李伟明在加华工业园里，看惯了中国企业来来去去。“大浪淘沙。”他说，“适应当地政策法律环境就能生存，否则只能卷铺盖回家。”他认为，即便是成功的中国企业，从管理到对人权的价值观念上，都需要向先进国家的同行学习。
十年前中国大使馆把中资企业联谊会改成中国商会。用钟仁的说法，“他们就像一串散乱的珍珠，需要用一根线串起来。”港澳商会也于1998年成立了，而在更早的时候，柬埔寨当地华人华侨成立了华人华侨理事会。钟仁希望商会能多组织活动，改变中国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目前，三大商会经常组织会员们在节假日聚餐、鼓励会员参加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资助贫困学生和家庭。活动较多的港澳商会还拥有内部会刊。今年中国南部雪灾，港澳商会捐款额近20万美元。
许多港澳商人已在这里落地生根。港澳商会会长、银行家任瑞生早被封为勋爵，而几个副会长都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别墅，孩子在当地华文学校上学。
内地商人却想着“落叶归根”。王弈的丈夫齐冰说：“我现在40岁了，再干十年，可能就要退休回国了。”
胡金林32年前在温州柳市镇街上摆地摊卖五金电器，从温州到上海再到新疆，又闯荡柬埔寨，即便今天生意做遍了中南半岛，仍然在感叹自己“流落他乡”。
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提高和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断有商人前来考察。3月4日上午，记者在加华工业园遇上一对深圳过来的男女，要到这里投资生产内衣。男的是韩国人，一样雄心勃勃，“劳动力价格比国内低了25%以上！”新的梦想在酝酿。他们和记者开玩笑，“开业时帮我们做做宣传吧。”(李梁)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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