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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在柬埔寨 “黄金之国”里苦寻着掘金梦

新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厂房 李梁/图

  柬埔寨,尽管华人曾在此经历过屠杀、浩劫和迫害,尽管这里在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和平崛起”的浪潮下,带着不同的梦想,一批批中国商人走出海外,在这里留下了各样的足迹。

  空气炽热,阳光透明。在拥挤混杂中,摩托车穿过金边郊区尘土飞扬的街道,一排排巨大的厂房出现在眼前。不起眼的大门上有不显眼的汉字:“加华工业园”。

  新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的厂房内,织机轰鸣,一排排柬埔寨女工在流水线上忙碌;二楼办公室里,在电脑面前忙碌的,则是中国老板,通过数字管理在电脑终端精确控制着整个工厂的生产经营。


  女老板王弈来自上海,“功夫茶?台湾的咖啡?朋友从台湾带来的。”没等回答,她自作主张地为客人准备了后者。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默默渗入到柬埔寨的许多角落。从刚完工的南部西哈努克海港经济特区到北部的原始森林深处——那里上万公顷的森林将变为成片的橡胶林。这个巨大工程的合伙人是温州人胡金林,他曾是温州柳市电器行业的发起人之一,在柬埔寨做过从电器贸易到发电厂的许多买卖,2001年收购柬埔寨两大集团公司,2007年在柬埔寨桔井省取得15万亩原始森林的特许使用权。今天他自豪地说:“做完这个我就要退休了。”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三千多家中资公司在柬埔寨开展业务。柬埔寨官方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凭借5亿美元投资成为最大的外来投资国。加华工业园里,约一半以上厂家来自中国内地。在金边,无论是酒店、赌场还是餐馆、超市和彩扩店,很容易从招牌上找到汉字。

  这里是柬埔寨,曾经的东南亚“黄金之国”。从上世纪70年代起,连年内战和大屠杀毁灭了从基础设施到几乎每一个百姓的家庭。1993年,艰难恢复和平后,柬埔寨的经济近乎空白的图纸。

  在大多数人用大屠杀、地雷、战乱、贫穷等字眼联想柬埔寨时,在少数中国商人看来,这片土地百废待兴,意味着无限商机。

  香港人任瑞生1993年带着20万美元来到柬埔寨。15年后,他是金边联合商业银行的CEO,资产过亿美元。

  柬埔寨华人李生(应其要求化名)渴望成为未来的任瑞生。他是一家华人报社的记者,月薪500多美元。但在业余时间,他操作一家基金,控制约120万美元的资金。他的理想是5年内赚足1500万美元,“开自己的银行,然后在十年内退休”。

  199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率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确立了两国的友好关系。大批中国内地商人纷至沓来,他们满怀梦想,要在这里画出最美的图画。

  成功者:钟仁(应其要求,使用化名)站在他占地750多平方米的别墅里,五六个仆人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后院里是日本产的凌志越野车。1995年,他抛妻别子来到柬埔寨,靠着懂中文、柬文,为来这里投资的中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13年后,他是金边最有名的华人律师之一。

  奋斗者:2003年,王弈和她丈夫齐冰接手濒临倒闭的贸易公司。5年后,1500名工人按他们的指令生产衣服,产品全部销到欧美。齐冰频繁往来于金边和香港之间,王弈坐在厂房楼上的老板桌前,监控电脑里近50种报表。

  失败者是无数铩羽而归的中国人:被中国的劳务公司骗到金边的二十多名工人,大雨滂沱中站在中国大使馆外痛哭;另一些人却是咎由自取,他们带着数十万美元到金边投资,却在赌场里输到买不起回程的机票。

  当华商遭遇工会

  廖永兴2001年开始办制衣厂,如今厂里已有1500名工人。他的成功得益于这里宽松的投资环境:劳动力比中国内地甚至越南还便宜,税收有减免,产品向欧美出口没有任何配额限制。

  对他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语言,不是官员贪腐,恰恰是自由民主的体现之一——独立工会和频繁发生的罢工。

  工厂2001年刚开工,四个工会随即成立。小的成员有几十人,最大的青年工会有成员近300人。接着,工会代表就在加班时间、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上提出要价。

  很奇异却很真实:柬埔寨拥有东南亚国家最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体系。上世纪90年代柬埔寨通过《劳工法》,规定工人可以自由成立工会。这部法律对工人权利和福利的规定比中国更全面、严格:工人工作一年以上有16天的假。工厂不能随意开除工人,不能随意延长加班时间。稍有违反,将面对工会代表的交涉和罢工的威胁,甚至巨额经济赔偿。

  面对工会,来自中国内地的老板们的反应,就不仅是不适应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有防范。”来自浙江宁波鸿美进出口有限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说,“将工会消灭在萌芽状态。”2005年工厂开工,有工人到车间里发传单组织活动,厂方二话没说,把几个领头人全部开除。

  结果,工人们罢工,工厂因此停产一周。

  王弈一开始也非常讨厌工厂里工会的头头,认为他们喜欢闹事。但后来也接受了他们的行为方式,“现在大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这里开工厂,你一定要明白,劳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加华工业园经理李伟明说。

  柬埔寨人李伟明对柬埔寨的劳工法非常自豪。他赞同中国最近通过的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企业的利润一直来自对工人工资福利的控制,而柬埔寨早已经过了那种挣血汗钱的阶段了。可以说中国的劳工权益保护,比柬埔寨落后了十年以上。”

  他的话遗憾地在中国来的“指导工”身上得到了印证。这是一个工人群体中非常另类的群体——既不代表资方,也不代表劳方。他们技术熟练,工资要高于当地人,但他们从不加入工会。实际上,他们完全享受不到柬埔寨工人拥有的许多权利和福利。

  一群中国东北的指导工来到柬埔寨后,护照上缴,统一吃住在工厂里,一天工作16个小时,周一至周六不准出门,周日也只能团进团出。他们没有加班工资,一个月只能领到一百多美元的零用钱,其他工资全部被老板“保管”,到年终或回国时一次性发放。

  这种管理方式在中国企业里是普遍现象,王弈的工厂也不例外,指导工们的护照被“统一保管”。“我们主要是怕他们在外面弄丢了。”齐冰解释说。

   国内“老习惯”与当地“潜规则”

  指导工们在贫穷自由的柬埔寨仍然摆脱不掉中国工人的“特殊待遇”,内地商人们来到这里,也摆脱不掉鲜明的中国烙印。

  权力是一些中国商人的通行证。翻开一些中资公司的宣传册或者广告,免不了会在上面看到企业老板和柬埔寨官员和军队司令的合影。2000年11月,在江泽民访问柬埔寨同洪森见面时,一个商人专门站到洪森身边,让人拍了一张跟洪森的合影,合影很快就出现在企业宣传册里。

  柬埔寨刚进入和平年代,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屡禁不绝,连中国驻地机构和政府援建项目也会受到刁难。坐落在金边一条安静街道的新华社金边分社,2007年一个当地节日前,来了一个警察,拿着张印了公文抬头的纸,要求他们捐助两箱啤酒。中国工作人员给了他一瓶价值相当的红酒,对方竟然还在纸上签名接收。

  一些中国商人怀着优越感,对柬埔寨市场和政策法律环境不甚了了,盲目投资或与当地人合作,粗心大意乱签合同,结果受骗上当,也因此对权力产生依赖。

  受到检验的诚信与效率

  1999年后,柬埔寨政府官员急于吸引投资,有中国商人前来考察,官员们准备了厚厚的材料,高官也亲自接待。有一些商人实力不够却夸下海口,想先把项目定下来,再回去找其他的人一起来合伙。回国没找到合适的,承诺就成了空话。

  在开放自由的柬埔寨,中国商人的诚信备受考验。“狼来了”一般的假话多了,柬埔寨官员对“来路不明”的商人也就谨慎起来。

  在柬埔寨,中国内地企业与港澳企业在管理水平上的差距暴露得明显。“内地公司管理粗放,喜欢靠经验,效率低,接单无计划,饱一顿饥一顿。”王弈说。

  王弈最看不惯有几个中国指导工老把“差不多”挂在嘴边。一次柬埔寨女工拿着布找指导工,得到的答复是差不多,不用改了。

  有些内地国企还把国内的习惯带到柬埔寨:企业还没开工,先拼命装修办公室,买十多美元/平米价钱的高级地板漆,这让王弈很心痛:“我这里地板才几美元一平米呢。”

  王弈很善于自省,出于向香港同行学习的目的,她刚刚加入港澳商会。在她的努力下,过去公司只有5种数字报表,现在增加到了50种。

  需要适应的自由

  金界娱乐城和柬埔寨皇宫遥遥相对,巨大的霓虹灯在夜色中闪烁。3月2日是周日,这里生意兴隆。下午六时左右,一辆旅游车在门口停下,香港旅游团的老人和孩子们鱼贯而入,“一小时后在这里集合”,导游话音未落,所有人消失在赌场里。

  金边有数十家赌场,顾客主要是外国人——柬埔寨人不允许进去。一些赌场里,八九成赌客的嘴巴里,蹦出的是中国话,赌场的门牌到牌桌说明上也都有汉字。

  赌客中不仅有中国商人,还有月薪四五百美金的中国指导工。“我想不通,一个指导工在国内可以很勤奋,到这里来后好像失去了所有的束缚,什么都不顾,去赌钱,去吃摇头丸。”王弈感叹。

  王弈和她的爱人齐冰在工厂里严查赌博,发现工人赌博,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开除。对于几个国内来的男青年,“我每个月都要找他们谈话,你最近没出去玩吧?”

  “我在这里像妈妈一样管着他们,一个月给他们发一百多块零用钱,其他的等他们回国时结清。我常说,你不要嫌我多事,我是怕你们把钱都送到赌场去了。”

  一位香港商人的理解是:在中国内地,似乎永远有一个保姆在检查,人们被强制安排接受某种秩序。而一旦来到这样自由的环境中,过去的禁忌大多没有了,“你突然发现自己除了杀人放火之外,几乎可以无所不为”。

  适应自由也是一种能力,人需要用头脑来选择自己的生活。胡金林和许多在金边成功的中国商人一样,满意于自己的自制力,他仅陪客户去过几次赌场参观。

  王弈认识一个小老板,熬过一段苦日子后开了个工厂,但好景不长他就迷上了赌场。“早上10点钟前,下午5点钟后,他电话基本不接,去赌场和卡拉OK玩了。”一年不到,工厂只能关门大吉,那老板偷偷把机器搬走后溜回了国,结果柬埔寨工人抢衣服,抢机器,闹得不可开交。

  寻找新方向

  钟仁从一无所有变为“成功人士”,只用了十年的时间。

  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一些中国商人的缺陷。“新一代中国商人和老一代华人有巨大差异。”他说,“老一代勤俭持家,靠劳动一分分赚钱。新一代野心勃勃,是标准的经济动物,渴望一夜暴富,喜欢各自为战,就像一盘散沙,缺乏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

  李伟明在加华工业园里,看惯了中国企业来来去去。“大浪淘沙。”他说,“适应当地政策法律环境就能生存,否则只能卷铺盖回家。”他认为,即便是成功的中国企业,从管理到对人权的价值观念上,都需要向先进国家的同行学习。

  十年前中国大使馆把中资企业联谊会改成中国商会。用钟仁的说法,“他们就像一串散乱的珍珠,需要用一根线串起来。”港澳商会也于1998年成立了,而在更早的时候,柬埔寨当地华人华侨成立了华人华侨理事会。钟仁希望商会能多组织活动,改变中国商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目前,三大商会经常组织会员们在节假日聚餐、鼓励会员参加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资助贫困学生和家庭。活动较多的港澳商会还拥有内部会刊。今年中国南部雪灾,港澳商会捐款额近20万美元。

  许多港澳商人已在这里落地生根。港澳商会会长、银行家任瑞生早被封为勋爵,而几个副会长都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别墅,孩子在当地华文学校上学。

  内地商人却想着“落叶归根”。王弈的丈夫齐冰说:“我现在40岁了,再干十年,可能就要退休回国了。”

  胡金林32年前在温州柳市镇街上摆地摊卖五金电器,从温州到上海再到新疆,又闯荡柬埔寨,即便今天生意做遍了中南半岛,仍然在感叹自己“流落他乡”。

  随着国内劳动力价格提高和人民币升值,仍然不断有商人前来考察。3月4日上午,记者在加华工业园遇上一对深圳过来的男女,要到这里投资生产内衣。男的是韩国人,一样雄心勃勃,“劳动力价格比国内低了25%以上!”新的梦想在酝酿。他们和记者开玩笑,“开业时帮我们做做宣传吧。”(李梁) (来源: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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