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央电视台和《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介入与质疑，笼罩在江西南昌特警被刺伤案上的层层迷雾愈显神秘。受伤特警事发当晚是个人消费还是执行公务？是酒后冲突还是暗访受阻？是英勇事迹还是警界丑闻？围绕一系列问题，民众提出了一连串质疑，但南昌警方至今无法自圆其说。
让人担忧的是，在这起各执一词的纷争中，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南昌警方，动用公权抓捕了另一方当事人，并将其送上审判台，而另一方当事人，现在看来只能“坐以待判”。
为了让读者便于理解，我在这里简单复述一下案件的梗概。2007年2月13日凌晨，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中队长奚志波等四名特警，在该市五月花酒吧与该酒吧保安发生冲突，其中奚志波被保安任立群用剪刀捅伤。当天，南昌警方查封了酒吧，并抓捕了涉案的保安。警方称，事发时，几名特警正在该酒吧暗访毒品情况，被保安阻拦继而发生冲突，但酒吧方的人则称，当时，警员并非履行公务，而是在陪同一个女子上女厕所过程中被保安阻挡，继而发生冲突。
首先应当承认，特警基于一定的目的，便装进入某一目标场所，伪装身份进行暗访，无可厚非。因此，光以当事警察是否以消费者名义出现在事发酒吧，来判断警察是否执行公务，从逻辑上并不成立。但问题是，对包括这一疑问在内的前述众多质疑，社会需要一个真相，而这一真相的披露，必须依赖于独立的第三方调查，而不是当事者的任何一方。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案件的调查，南昌警方既是当事人，又是调查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
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检察机关是法定的监督机关。换句话说，在南昌这起警察自称执行公务时被刺案中，南昌警方已经背上了违法的嫌疑，对此，应该由检察机关而不是警方来调查处理。但现在的事实，对这起案子的调查，恰恰是由警方自己发动和完成。检察机关的介入，仅仅是在警方侦查之后的正常审查起诉行为。
南昌警方一个明显自相矛盾的行为是，如果他们认定酒吧保安是在特警执行公务时刺伤警察，就应该追究其妨碍公务罪，但现在起诉的罪名却是故意伤害罪。莫非，是警方意识到妨碍公务罪的证据不硬才转而换罪名处理？
对于检察机关应当介入调查的道理，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可，“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的调查者”，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正义原则。但问题是，公安机关的调查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比如，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妨碍公务罪和故意伤害罪，都由公安机关来行使刑事侦查权，而不管伤害的对象或者妨碍公务的对象，是否调查者本机关的人员。
在司法实践中，对妨碍公务罪的调查，绝大多数情形，都是由被妨碍对象行使侦查权。比如，某警察去执行公务遭遇暴力妨碍，该警察所在单位就会派员，甚至包括遭遇妨碍的警察本人在内，对这一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
当警察成为妨碍公务罪的犯罪对象时，警察便集受害人和侦查者的双重角色于一身。这实际上完全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原则。也许有人会说，法律规定的回避原则，能够避免前述嫌疑，但问题是，在侦查机关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和妨碍公务罪的受害者可能是同一单位的同事，这种关系足以产生不公正。
由此可见，应当考虑修改刑事诉讼法，对妨碍公务罪的调查，规定由检察机关来侦查，在检察机关本身的公务遭遇妨碍的情形下，则可考虑指定其他检察机关侦查或者由法院直接审判。由司法监督机关侦查妨碍公务罪，一是有利于认定所妨碍的“公务”是否存在和是否合法，并进而认定是否构成妨碍公务，二是能有效防止警察的滥权和自利行为，三是能保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和自力合法救济权，防止公权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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