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论：还有多少人，沉默在资本的力量下

　　对强悍规则的无奈顺从，支撑起所有的霸道，保护工人的那些法则被束之高阁。我们曾"矫枉"地以为，让企业与企业主得到更大的管理自由，是放活经济的重要表现。但我们忽视的一点是，当企业的自我管理冲撞着保护公民的基本法律底线时，靠什么力量才能毅然决然地去纠正？

　　前首富张茵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4月12日，由香港学生会组织历经两个月做出的《2008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厂》报告出炉，报告直指张茵的玖龙公司是“点血成金”的“血汗工厂”。内地有媒体调查发现，虽然不敢完全得出“血汗工厂”的结论，但了解到的情况跟香港学生会组织的报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4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

　　面对记者，有员工控诉：“现实情况比网上说的"月月有工伤、季季有人死"还要严重”；“我们这里哪里缺人手就随便调，很多工人没有经过培训，很容易出事故”；“出了事故不及时处理，反而不分青红皂白乱罚款”；“从凌晨3时开始干活，一直到当晚10时，太累了”；“公司处罚制度很不合理，应该公司承担的责任，几乎一点也没承担”……记者只走访了10个小时，就听到了这么多的控诉，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们面对的这个著名企业，显然具有了很多“血汗工厂”的特征。

　　耐人寻味的是，当记者向东莞市工会反映调查到的问题时，工会的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声称，“平常投诉的人很多，但是玖龙纸业的一个都没有”，他还非常的费解：“是不是玖龙的工人还不知道这个反映渠道呢？”

　　这的确令人深思：为什么在媒体报道之前，受尽了委屈的工人们都选择了沉默不说话？凡沉默者，原因无外乎两点：不想说与不敢说。从记者10个小时就能收集到这么一大堆控诉的情况来看，工人们不是不想说，而是一旦有匿名表达的机会便争先恐后地非常想说。剩下的原因就是不敢说了，在就业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到如此有名气的企业找一份工作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何况又有如此严密、苛刻的“连坐”纪律，谁又敢说呢？

　　工厂给工人发工资，掌握着工人的生活命运，所以工人们不敢说话———这就是全部的逻辑。而这个“资本霸道”的逻辑，也几乎是每一个血汗工厂或者疑似血汗工厂所共有的不二法门。东莞市工会的先生们似乎可以明白了，为什么他们那里一个投诉的也没有，真的是工人们不知道有一个“娘家”组织可以为自己撑腰，还是他们不敢相信这个“娘家”的力量？在工会尚只能做些协调，轻易对企业不能“怎么样”的时候，有几个工人敢冒着饭碗被打碎的风险，实名举报？

　　于是，忍耐与忍受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对强悍规则的无奈顺从，支撑起所有的霸道，保护工人的那些法则被束之高阁。我们曾“矫枉”地以为，让企业与企业主得到更大的管理自由，是放活经济的重要表现。但我们忽视的一点是，当企业的自我管理冲撞着保护公民的基本法律底线之时，靠什么力量才能毅然决然地去纠正？按理说，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也有称为“后发展国家”，后发展的优势是可以借鉴很多先发展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血汗的方式发展经济，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无法长久的短视之路，但为什么在种种借口之下，我们一些企业还是毫无阻力地蹚进了同一条弯河？

　　这几天的新闻让人感觉老百姓的话语权正在以非常好的势头发展。比如广东汪洋书记跟网民对话，表示要将网民的主张吸纳到政策的制定上来。但玖龙企业的问题曝出，再一次提醒我们，代表一个社会话语权水平的，不仅仅是借助于现代通信技术的网民们、或者能够在媒体上发言的一些精英、准精英们的话语水平，我们要面对这个社会的最短板：生活在最底层、每日为生活所奔波的工人、农民们的话语水平。

　　表面上，每一个公民都被法律赋予了表达的权利，但当因为生活压力、工作管控等只能噤若寒蝉的时候，我们又岂能为这种写在纸上的权利沾沾自喜？资本从来就不单单是与工人交易劳动的，当资本成长为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开始限制到工人的权利与表达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要以自由看待发展。个人如此，企业如此，国家更如此。唯有每一个感觉受到委屈的人都能够在毫不伤害自己的情况下得到最大程度的表达，并且令任何胶着的矛盾都能通过表达反映到某种既定的程序渠道，自动产生优化的效力，我们的社会才能最大程度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每一个“血汗工厂”的出现都会被人们所诅咒，接着或许会有工会介入、调查组调查、厂家辩解等等，但或许一个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还有多少人，在资本的力量面前，被压得不敢说话？

　　-毕诗成 (来源：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