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俊芳（右）和妻子李萍、儿子朱强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初，“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成为令人焦虑的社会问题。
1984年，刚刚复刊4年的《中国妇女》杂志刊登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第一则“征婚启事”，此后不久，那位征婚的河南矿工娶妻成家。
岁月匆匆，转眼20余年过去，当初那个被称为“媒体征婚第一人”的矿工和他征来的娘子还好吗？
引 子
“那就是朱俊芳！”1月9日那天，顺着位于河南焦作的九里山矿新闻科干事的手指，在五六米远的车间扶梯上，一个光着脑袋，身高1.65米左右的小老头，正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冲大家憨笑呢。
“没有啥讲的哩！”得知笔者从北京赶来的意图，他摇了摇头说。在那位干事的协调下，他终于还是同意笔者登门采访。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面积约40多平米，昏暗而阴郁。朱俊芳按亮了大灯，告诉笔者，20天前他家刚刚搬来。
朱俊芳的一脸皱纹似乎装满了心事儿。只是回忆起当年的征婚，他才渐渐生动起来。
无奈的征婚启事
1957年9月15日，朱俊芳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县娄店乡江庄村的一户穷苦农民家里。他们兄弟那4张似乎永远填不满的小嘴，过早地吃弯了父母的腰。在父母沉重的叹息和不间断的深咳中，他只读了3年小学，就回家操起了锄头。他是长子，别无选择。
16岁那年，经媒婆几番撮合，朱俊芳与邻村的一位姑娘订了婚。但是3年后，就在朱家东挪西借筹办婚礼时，姑娘嫌贫爱富，悔约了。
这在农村无异于奇耻大辱。他的父亲羞恼交加，撒手人寰；母亲也一病卧床不起。朱俊芳的嘴角烧起了几层火泡，流着泪外出打工了。
在500里外的济源县，他下了煤井。1982年，他又来到了焦作矿务局（现焦煤集团）冯营矿。直到27岁，他依然光棍一条。
组长王好义对朱俊芳的那点心思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找人介绍，没戏：矿上像他这样下矿井的大龄农民工多了去了，都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大难”。
1984年3月的一天，王好义灵机一动，提笔给《中国妇女》杂志社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可以通过杂志征婚找对象。几天后，杂志社编辑真的就回了信儿。
王好义迫不及待地找到朱俊芳，谁知朱俊芳一听这事，就跟尿了裤子的小学生一样满脸羞红，还嚷嚷着：“那会中？在杂志上寻媳妇够丢人哩！”王好义急了：“找不到媳妇打一辈子光棍你不丢人！”
不由分说，王好义拖着朱俊芳到照像馆拍了照片，连同帮他写好的征婚启事一块儿塞进了信箱。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征婚启事竟登在了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第5期的《鹊桥》栏目：“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4人，房8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7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王好义举着《中国妇女》杂志找到朱俊芳，朱俊芳心里却犯嘀咕：会有人应征吗，哪个姑娘能看上咱农民矿工呢？
十几天忐忑的等待，朱俊芳收到了第一封来信。
他慌忙找到王好义。王三把两把就撕开了信封，一瞧，便喊起来：“俊芳，一个上海姑娘看到了你的征婚启事，要和你交朋友哩！”
当时，朱俊芳就“傻”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但有人应征，居然还是上海姑娘！
更让朱俊芳吃惊的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应征信竟达到了百余封，而且还有东北姑娘和陕西姑娘，登门应征。这也让朱俊芳手足无措。
征来的新娘
正讲着，朱家的房门开了。朱俊芳的媳妇李萍请假从单位赶了回来。
这是一位身高1.60米左右、有着一双杏眼和标致的瓜子脸、保持着良好形体的中年妇女，可以推断，当年的她是一个俊俏的姑娘。
李萍快人快语，寒暄几句后，就用带有河南味儿的东北话，讲起了当年自己为了“逃婚”的“应征”。
李萍的父亲是一个观念传统而暴躁的人，他不允许女儿私交男友。一天下午他逼着李萍去相亲，遭到李萍拒绝后，就“啪”地一巴掌扇在女儿脸上。一气之下，年仅21岁的李萍拿上66元工资，离开黑龙江泰康县的老家，出走了。
花21元车费到了北京，几天奔波下来依然没有找到工作。她进退两难了：回家？惧怕父亲；不回，口袋里的钱即将告罄。怎么办呢？
她忽然想起了那则征婚广告：刚从师专毕业不久的李萍在县城一所学校当老师。一天在图书馆翻阅杂志时看到了朱俊芳的征婚启事。
“这人咋这么无耻啊！”当初，她心里想。
此时的她却没有多加考虑，买了张票就前往河南。到了焦作，她犹豫起来，在火车站附近的太行旅社一住就是3天：自己一个姑娘家，怎么好意思去找男人呢？可是不去，兜里已经没了钱。
思来想去，她提笔写了一封简短信：“朱俊芳，你好！你的征婚启事我已看到，我现在已从东北来到焦作，住在焦作市招待所302房间。你如有空，请明天上午到招待所，咱俩面谈。此致敬礼！李萍6月26日。”
李萍来到了冯营矿，在矿门口逡巡了几圈也没有勇气走进大门。终于，她把信给了一位卖瓜子的大嫂，烦她转交。
第二天，在王好义的陪同下，朱俊芳赶到招待所。而李萍愣住了：朱俊芳的长相出乎预料，不仅矮小，而且比照片要老许多……
透过李萍的表情，朱俊芳明白了几分，就说：“愿意就留下，不愿意俺就给你盘缠送你回家。”
良久的沉默之后，李萍答应与朱俊芳交往几天。
随着李萍的回忆，笔者突然想起了某媒体的报道：“某天晚上，一帮矿工兄弟突然把朱俊芳同李萍反锁在一间民房里，想"把生米做成熟饭"。然而，朱俊芳没有"做饭"，而是劝李萍睡下后，独自靠在门后蹲了一夜。这让李萍感动万分，就留了下来。”
朱俊芳告诉笔者根本就没有那事儿。李萍解释说，是朱俊芳的悉心照顾还有他的本分老实留住了自己。
后来，李萍的妈妈和妹妹得到消息昼夜兼程赶了过来。三人哭成一团，妈妈告诉女儿，因为她的出走，爸爸病倒了，妈妈和妹妹坚决要求李萍回家。李萍流着泪拒绝了。
1984年10月1日，朱俊芳挽着李萍，在欢快的乐曲中，走进了矿区礼堂。
婚后的日子
两人的新家安在了矿招待所一间八九平米的客房内。全部家当就是朱俊芳用150元钱买来的写字台和饭桌，还有工友们送来的锅碗瓢盆。
朱俊芳拿出皱巴巴的30元钱交给李萍嘱咐她买衣服。李萍用带着丈夫汗味儿的钱，给丈夫和自己各买了一件短袖衬衫。
婚后，笑容占据了朱俊芳原本苦涩灰暗的脸庞。他与在矿职工子弟学校当音乐教师的妻子一同上班，下班后，妻子做好了热菜热饭，他回报妻子的主要方式就是憨笑。
第二年，朱俊芳欢天喜地地抱上了儿子朱强。
煤井事故多，为了让丈夫好好休息，集中精力工作，李萍独自承担了照看儿子和打理家务的重担。因房子狭小，她就常常把儿子带到外面，特别是在盛夏的中午。朱俊芳也不辜负妻子，连年被评为矿先进工作者，每个月，他都比其他普通农民矿工多挣两三百元。
结婚10周年，朱俊芳和李萍终于筹措了1.1万元钱，买了一套52平方米的两居室。接着，好事儿成串儿：朱家被评为矿、集团“五好家庭”；李萍不仅被评为“五好家属”，还被中国煤矿地质工会等四单位评为“中国煤矿女工家属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多次参加全国表彰大会，并作为矿工家属代表在焦作市的各个矿和7个县作巡回演讲报告，上海东方卫视台还专门约他们全家去做节目。
2001年，冯营矿宣布破产，许多矿友失业了，但因为工作表现突出，朱俊芳被安排到九里山煤矿。
2003年，朱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买的130多平米的房子里。
患重病的儿子
“如果朱强没有病，这个家庭应该是很幸福的，”朱俊芳的工友告诉笔者：2003年朱强考入焦作大学学习计算机。2005年他感觉身体不适，差半年就要毕业时，挺不住了。
李萍低声说，朱强得的是肾病综合症，现在，只剩一个肾了。
在朝阳的那间房里，一个浓眉大眼的小伙子正躺在床上，他盖着厚厚的棉被。见笔者进来，便吃力地坐起来，很有礼貌地打了招呼。
他就是朱强。
几年来，朱强的医药费已经高达30多万元。朱俊芳是合同制矿工，每月的全部收入不足1000元，李萍每月1000多元。为了筹集医药费，除了求借，就是连续卖房。他们先卖了13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90多平米的房子；接着又卖了90多平米的房子，搬进了现在的40多平米的房子。
回忆刚搬出130平米房子的情景，李萍语调低沉：“为了给儿子看病，我家卖房子；人家为了给儿子结婚，买我家的房子！”
“现在，朱强必须换肾，李萍已经作出决定要捐肾，可手术费还需要10多万元，借不到钱，只能再卖房子。”朱俊芳说。
“孩子得病，对老朱和我打击都很大，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乎都崩溃了。现在，只能慢慢往前走，期盼奇迹发生，”李萍说：“孩子没有大病保险，医药费难以承受啊，哪怕国家承担一半也好啊，我们都盼望着大病医疗保险，郑州普及了，焦作也该快了吧！”
朱强曾问妈妈：“我能活到有大病医疗保险那一天吗？”
离开朱家时，李萍告诉笔者，对于这桩奇特的婚姻，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待当初自己的选择哪？”笔者问李萍。
“以前不觉得很伤心，现在孩子有病，有时后悔，寒心，上天怎能这样安排呢？尤其是孩子病情严重，更伤心后悔。如果重新过一回，我不会那么做。起码要慎重一些，奋斗一下事业，绝不会稀里糊涂就嫁了，”李萍说：“不是他姥爷把我打出来，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当时太单纯，傻呼呼的，没有考虑任何东西，这可能是天意也就是缘分吧。”
这时，朱俊芳偷偷笑了起来，对李萍说：“我认为当年你爸打你打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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