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责任重大。要切实把这一原则落实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中去，体现到干部教育培训、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在认真抓好干部知识和能力培训的同时，要把“德”的培养锻炼放到更突出位置，切实加强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强化党性锻炼，引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自觉接好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个班，打牢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根基。
要加强对干部“德”的考察和了解，全面、客观、准确地考察干部的政治品质、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确保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
这些谎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都貌似事实，在不做充分调查了解之前真假难辨。这种谎言，往往围绕具体的人和事，却有意歪曲，或改头换面，或张冠李戴，让人信以为真。查证为假后，许多人也因“首因效应”和信息传递不充分，仍会或多或少地相信了说谎者。我们注意到，人们要求澄清上述谎言时，达赖却始终不肯吱声。或许是因为，圆一个谎，还需要撒更多的谎。这样一路撒谎，必然露出更多马脚，更加自暴其丑。而一旦达赖撒谎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人们还会相信他的那套说辞吗？
他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向南林懂得，青春不能彷徨，辉煌属于创造。他理解“小兵”扛着大责任，“每天”之中有历史，把党和人民对军队建设的要求当做对自己的要求，把时代发展对当代官兵的期望当做对自己的期望，每做一件事、每完成一项任务，都力求比以往更进一步，离完美更近一点。透过向南林，人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共和国的“80后”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更加坚信，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一代。
市场经济的活力来自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和自由选择，于是有了自由选择式的创业性就业。亚当·斯密认为，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其生产能力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时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和立法家好得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们看到了社会知识的充分利用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少老百姓发现，眼下企业公布的免费咨询电话，如银行、电信、证券等，倒是越来越好打，不仅很容易接通，而且服务态度好。应当说，这是企业间竞争带来的服务改善，虽然说到底是为了商业利益，但毕竟方便了百姓。相比之下，政府部门是靠财政资金即税收收入运转的，更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竭诚为民服务，不摆花架子，别让免费电话成了摆设。
除了适时适度运用财税手段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外，对百姓最为关心的农产品涨价，财税政策也可运用补贴、减税费等综合手段积极调控。比如，通过增加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农民在生产成本增加进行补偿，鼓励农民增加生产，保障市场供给；实行更优惠的政策，对农产品进城开辟“绿色通道”减免过路费，对经营农产品的农贸市场和个体户减收营业税费等，进一步稳定市场价格。
困境不仅可以迫使企业下决心自我调整，也提供了行业转型升级的机会。作为充分竞争的行业，纺织服装产业的资源是有限的，产业越成熟，产业资源的集中度越高。但目前我国纺织企业平均规模较小，“以量取胜、压价竞争”的局面长期存在。一旦国际市场有个风吹草动，企业陷入困境似乎是必然的。困境确实使“低门槛”的纺织服装行业损失惨重，但面对残酷的市场经济、面对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我们除了抓住困境带来的契机，推动纺织服装行业转型升级外，还有别的出路吗？
纵观13届以来，每一届都在继承前一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譬如上一届，在“原生态唱法”上创新，本届又在“合唱”上做足了创新文章……青歌赛届届都有新招，令人耳目一新。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胡锦涛：《在中国文联八代会上的讲话》），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值得大大提倡。
胡萧会奠定了两岸经济发展的基调，外资的SellSide评估，开放陆资来台投资不动产，将是5·20新当局就职后的优先政策，立刻可以落实而获得经济效益。前摩根史丹利证券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者谢国忠指出，台湾当局仅仅开放陆资来台投资房地产还不够，他们必须尽快简化相关手续，因为据谢先生的了解，他有很多客户对投资台湾房地产很有兴趣，但一看到如此繁复的程序就为之却步。台湾有关当局一定要拿出配套措施来，才能有效地吸引大量陆资来台。
其实，股指期货就是一个投资工具，一个组合工具，一个避险工具，一个对冲工具，大可不必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民族的重任压在股指期货的肩上，让其负重前行。在没有推出股指期货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从6124点调整到3200点左右，动态市盈率从60倍调整到25倍。试想，如果此前推出股指期货，大盘如此巨幅的调整，股指期货该当何罪？恐怕早已背负千古骂名。
必须像反对权力通吃一样反对赢者通吃。问题的最悲哀之处在于，对于金融界高层来说，他们业已具有赢者通吃的高起点，政府部门还有必要锦上添花吗？难道“金融界高层人士”的子女还会缺少读好大学的机会吗？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是他们到底要上哪所学校读书，而不是能不能上学读书的问题。退一步讲，就算没有这10分，难道平民的孩子和“高层人士”的孩子就会在同一条起跑线竞争了吗？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有关移动运营商是否也参与其中的非法利益分配更不能放过。因为且不说“响一声”电话对手机用户的精神骚扰，只说回拨电话扣取高额话费行为，如果没有相关运营商的配合，如何得以实施？按正常思维，如果没有利益，运营商显然不会义务地帮这种非法的“响一声”电话代扣话费。那么，相关的运营商是否也从中分得一杯羹，获得了利益呢？这必须彻底查清。如果没有，调查也能还他们清白。如果有，则不仅要给予严厉的处罚，还要归还广大手机用户的损失。
吸烟有害健康，那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对此，我们还有提价之外的多种途径。比如扩大禁烟区。北京最新出台规定，从今年5月1日起，北京全市的医院、学校、餐厅、车站候车室等公共场所将严格实施禁止吸烟令。北京这样强有力的控烟措施，没有从提高香烟价格的角度出发。政府控烟，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都行，但却不能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
“民间立法”更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在彰显一种理念、一种社会文化：既然每个公民尤其有能力和条件的人都可以参与立法，都可以为民主法制建设作一份贡献，那么，人人首先都应该关注立法、关心法治；既然人人都变得关注立法、关心法治，那么，人人都会于自觉和不自觉间增强公民意识、遵纪守法意识。至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立法”或曰全面参与立法，有待探索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
(责任编辑：高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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