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憧憬民生大国 司法审判权利将落实到国民

　　日本憧憬民生大国

　　刘 柠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现代化的目标明确而现实：富国强兵，首先从“强兵”切入。经过甲午战争的彩排，终于在日俄战争中胜出，于是认为强兵的目标已然实现。但这种共识在1945年被戳破，日本的百年强兵之路退回原点。

日人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第一次把救国之梦寄托于对“富国”的诉求。没想到如此战略转型的结果，居然否极泰来，短短20余年便跻身经济大国之列，似乎一夜间，便雪清了几代人的国耻。

　　虽说得来全不费功夫，却难掩某种不能承受之轻的空虚。接着，经济泡沫的崩溃，让整个国家陷入萎顿，富国之路亦遭重挫，从此失去了煽动国民热情的凝聚力。毋庸讳言，日本走到了国家转型的十字路口。此后何去何从，既取决于国民的投票选择，同时也要看接下来的战略议题如何设定，尤其是后者，主要考验的是社会精英层的责任感与智慧。

　　就笔者多年观察心得而言，自1990年代以降，日本社会思潮中与“普通国家化”（实质是成为政治大国，即“State Power”）的战略议题相平行的，其实还有一种彻底反思、摒弃近代以来富国强兵战略，开创既不诉诸军事能力，也不诉诸经济力量的新思潮，即通过谋求国民的福祉，来实现国家的尊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的“第三条道路”——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之路。这种思潮潜滋暗长，终将对日本的内政、外交造成深远的影响。

　　对“小日本主义”的理论响应

　　1990年代初期，日本出版了由日本著名记者、《朝日新闻》专栏作家船桥洋一领衔主编、8名学者合著的《日本战略宣言——面向民生大国》一书，提出在和平、发展、人权、环保等领域，“日本必须发挥强大的指导能力”，“经济力量必然成为军事力量这一‘历史法则’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变为军事力量，而应把它发展成为全球性民生大国”等主张。可以说，这是日本主流社会发出的、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远见卓识，它表达了一种全新的、契合21世纪全球化视点的世界观、发展观。如此政治理念的出台，并非空穴来风，不仅基于对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的深刻反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对战前“小日本主义”理论的隔世回响，可谓其来有自。

　　所谓“小日本主义”，顾名思义，是一种根本有别于岸信介的“大东亚主义”和吉田茂的“脱亚入欧”口号的截然不同的亚洲观，其首倡者是被称为“保守左翼”重镇，战前做过《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总编的著名政论家，战后短暂地出任过首相的石桥湛山。

　　“小日本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放弃满洲”论。基于受甲午、日俄战争胜利的鼓舞，日本社会中出现的要像兼并朝鲜那样并吞“满洲”的民意，石桥以大量统计数据和翔实的材料，论证拥有殖民地不仅在经济上没有价值，而且会过度增加军费开支，压迫国家财政，最终导致国民生活恶化，进而有引发毫无益处的战争的危险；尤其会刺激殖民地的民族主义，并导致日本与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使国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反而不利于日本的发展。

　　以鲁迅研究著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竹内好在战前对石桥一无所知，战后读了《石桥湛山全集》后非常吃惊，感慨道：“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既是自由主义者，又是亚洲主义者的人，差不多快要绝望了”，而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了。

　　战后，石桥始终如一地扮演着中日关系正常化先驱者的角色，从1950年代末起，数次访华。其基本立场是日中间因意识形态而对立是一种不幸，两国将来的命运是要加强合作，政治与经济不可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日美中苏和平同盟”的构想。他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及国内外的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完善这一构想。可以想象，在剑拔弩张的冷战环境中，日本在其中扮演的尴尬角色，注定了石桥政治理念始于理想主义，终于理想主义的悲剧命运。然而30年河东河西，不可思议的是，冷战结束后，其被认为“理想主义”的构想反而越来越接近现实了。也许，这正是思想所具有的穿越历史、超越时空的前瞻性。

　　1990年代中期，正值战后50周年之际，与政界中“战后总决算”的声音甚嚣尘上、空前高涨的事实相对照，日本出版界、学界曾有过一场静悄悄的“石桥热”。石桥像挑战风车的唐吉诃德似的，从战前1910年代起即开始对抗主流社会思潮，时隔80年后，他的各种“小日本主义”思想文本被重新发掘、出版，接受战后民主主义一代知识精英的检讨，令人眼界大开。1993年，一些从自民党内分裂出来的议员组建了一个名为“先驱新党”的袖珍政党，其党魁武村正义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小，然而熠熠发光的日本》，系统诠释了石桥的“小日本主义”。

　　石桥湛山并没有仿效吉田茂、岸信介等同时代的政治大鳄，在自民党内留下一个大的派系。但是，其思想却通过石田博英、宇都宫德马等门生，由三木武夫统领的鸽派传承下来，并对池田勇人、宫泽喜一等保守主流政治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小日本主义”之所以不早不晚，偏偏在1990年代初期“显灵”，并与彼时的主流社会思潮发生深层响应，其背后自有深刻的社会背景。泡沫经济对经济大国日本是一次摧毁性的打击，媒体甚至有“第二次战败”之说。回首战后日本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富国之路，一些日本人认识到，把国家的希望维系在对“富国”的诉求上，与此前的通过“强兵”振兴国势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偌大的国富可在一代人之间构筑，但亦可在瞬间贬值、缩水，成为经济海洋中的泡沫，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归根结底，构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仍需从“立人”开始，只有每一个国民个体福祉与尊严的最大化，才是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在。日本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成为一个全球性民生大国，不仅符合日本的“国益”，而且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

　　这种最初肇始于部分学术和媒体精英的理论务虚性质的检讨，一经大众传媒的平台展开、放大，立即获得了国民意想不到的同情、响应，乃至在今天的日本社会，谁都无法否认，“民生大国”是与“普通国家”并行不悖的国家战略议题，后者甚至需要以前者为基础和依托才能为国民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民生大国，既是政治家津津乐道，用以吸引国民视线、招徕选票的口号，同时也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维系国家发展方向的、实实在在的改革实践。就其内容而言，涉及社会福利、法治、教育等方方面面，有些属于人类社会尚无先例的社会实验，具有破天荒的性质。若成功的话，无疑将成为现代日本贡献于世界的为数极少、但却意义重大的价值之一。

　　终老于家不是梦：国民看护保险

　　日本著名作家、护宪团体“九条会”的创立者之一加藤周一曾提出过一个“QOL”指数的概念，意为“生活品质”（Quality of Life）。经济大国日本，是很以自己的高“QOL”为豪的。治安良好，水源清洁，基础设施世界一流，年轻人从海外旅行回来，会更爱自己的国家。笔者的日本记者朋友，结束长达4年的北京特派员生涯，期满回东京后，给笔者来信说：“繁街闹市不见痰迹，片纸无存，连街头的垃圾桶都锃光瓦亮——即使不加任何诠释，也是名副其实的‘美丽国家’。”

　　但是，如此“美丽国家”，却面临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出生率锐减，人口老化。2005年，人口进入负增长，日本已是不折不扣的“银发国家”。老龄社会的出现，必然带来一个问题：老人的终老问题。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社会的伦理体系是儒教，以家族制度为核心。但是，作为战后经济发展的代价，是这种制度的解体——上班族以公司为家，整个国家被称为“日本株式会社”便是一个隐喻。

　　而与此同时，国民年金绝对金额不足的现实，要求未来的老人要长期工作。2007年，在被称为“团块世代”的战后第一个出生高峰人群集体退休之后，状况越发严峻，把退休年限提高到70~75岁，已不是笑谈。工作一生的老人，一旦停止工作，便会成为家庭的负担，而随着以家族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的解体，如果没有新的替代性制度支撑的话，家庭的负担会转化为社会的负担，社会将不堪其累。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在长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于8年前导入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国民介护（看护）保险”制度，与40年前全面实施的旨在使国民享受医疗保障的“国民健康保险”一样，覆盖全体纳税人。在整个西方世界，都不失为一项大胆创举，被称为“家族革命”，意味着对老人的看护，不复依赖家庭，而通过无血缘关系的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来实现和保障。

　　作为一种国民福祉，该制度的意义之重大，不可小觑。而该制度创新的实质在于，国家在承认传统家族制度崩溃现实的前提下，不回避责任，把负担一味推向社会，而以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条件，以保险的契约方式，为国民的晚年埋单，以“国富”回馈国民。通过这种改革，哪怕是鳏寡垂病之人，也不复为自己终老担心，而可以颐养天年，终老于家园而非医院。

　　“国民看护保险”制度另外的好处是，大量草根社会的青年、妇女可通过职业培训取得看护资格，加入看护的行列，一方面解决人口减少、经济规模缩小之后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强化因家族制度的解体而变得稀松了的社会连带意识，诚可谓一石多鸟的善举。

　　让司法审判的权利落实到国民

　　长期以来，日本包括刑事审判在内的司法审判，一直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专家“包办”。由于高度的专业性和对司法公正、审判“正确性”的重视，司法审判成了国民难以涉足、置喙的禁域。对此，批判的声浪始终不绝，尤其是对诸如奥姆真理教那类案件的审理，认为其久拖不决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税金，且国民缺席，纳税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贯彻。

　　在西方民主国家中，英美有市民参与评议，判断有罪或无罪的“陪审制”；法德有法官与市民一起评议，共同判决的“参审制”，两者均以市民参与审判程序为特征。有鉴于此，2001年6月，日本政府“司法制度改革审议会”在反复检讨、论证的基础上，向国会建议导入“审判员制度”。3年后，国会出台了《关于审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简称“审判员法”）。按日本政府的说法，启动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初衷，是“让健全的社会常识反映到刑事审判中”。

　　关于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是那些国民强烈关注、社会影响面较大的重大案件，因为只有那些案件，被认为需要并适合听取广大市民的意见。照此解释，全国每年发生的杀人、盗窃致死伤、住宅及建筑物纵火、危险驾驶等10余万件起诉中的大约3000件，将成为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而对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对审判员构成危害的案件，作为例外，依然由职业法官来审理。

　　该法律将于2009年5月之前付诸实施，具体启动日程，将由法务省在今年春天单独出台相关政令来加以确定。现在已经到了正式实施前最后的“彩排”阶段。

　　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审判员呢？并不是谁想当便可以当。每年秋，由全国50所地方法院管辖内的市区町村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抽签结果，确定候选者，并登记造册；然后，相关地方法院据此在年底前做成《审判员候补者名簿记载通知》，并将文件寄送有关候补者；被送达文件者则有可能在翌年度的一年间，被选为审判员。

　　当有被认为适合由审判员参与审判的对象案件发生时，负责审理的法院从候选者名簿中按每个案件50~100人的比例抽签。被抽中者被要求在初次开庭的6周前前往法院（具体日期由法院在送达通知时与本人确认）。一旦拿到法院寄送的书面通知，候选者原则上不能拒绝前往法院。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前往者，将被课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候选者前往法院，经过审判长的面试，除因这样那样的理由（如已通过报道活动等知晓了事件的内幕，或其参加审判可能影响结果的公正等，但“工作繁忙”、“家务过重”等泛泛的理由将不被认可）须回避者之外，余者再次抽签。通过此次抽签确定的6人将成为正式的审判员。

　　6名审判员将与3名法官一起，落座于公开法庭的审判席。对被告的有罪或无罪，有罪的情况下，量刑的轻重，审判员不仅将参与相关评议，且拥有法律效力上完全等同于法官的珍贵一票。

　　除此之外，“审判员法”还对保护审判员的隐私，包括开庭期间每天的工作时间，交通、食宿费用的支给、补助金额的上限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可谓巨细靡遗。

　　通过这样的改革，完善、保障法治社会国民的民主权利，让司法审判这种从来由身穿法袍的专业人士垄断的神秘重地，也能充分体现民众的参与。如此实验，不要说在东亚社会是填补空白，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开先河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