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生祥：他的歌里有土地的味道(图)

这个专唱客家民谣的男人似乎很适应这里。

　　林生祥：他的歌里有土地的味道

　　“我并没有要用音乐去指向未来的路，我没那个资格，我只是把一些很认真、很努力在这边生活的人，把他们很美丽的故事，变成我的音乐。” ——林生祥

　　南都周刊记者 刘子超 广州报道

　　4月11日傍晚，梅雨落在广东南岭群山间，名为“每日·种树”的台湾客家新民谣义演即将上演。

　　小小的南岭乳阳剧场堪称南岭最具精神价值的共同空间。

在座的300名观众，大部分是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孩子们在过道间快乐地奔跑，而这个男人则在台上心无旁鹜地调试着Monitor(监控器)。

　　37岁的他戴着眼镜，略显清瘦，穿着宽大的麻布裤和印有“美浓运动”字样的黑色T恤。临近演出时间，台下渐渐安静下来，他才从吉他调试声中抬起头，微笑地望着台下：“大家好，我是林生祥。”

　　或许大部分听众并不知道，这位来自台湾美浓的客家歌手，曾用他的歌声引导了1990年代后期台湾轰轰烈烈的美浓反水库运动。按照乐评人张晓舟的说法，大陆绝少有像林生祥这样的音乐人，直到周云蓬唱出《买房子》，唱出《Something in the way》(他戏称那是Nirvana为北京奥运写的歌)，人们才惊觉内地风起云涌的民谣热潮，在面对社会现实时是多么苍白。

　　10年间，林生祥凭借4张客语专辑，4度成为台湾金曲奖得主(最后一次拒领)。土地和农民一直是他创作中关怀不变的主题。

　　林生祥说，他从小生长在有山有河的高雄美浓镇，父母都务农。印象中的童年是在水稻田、香蕉园和柠檬树间度过的。他用手比了一下屋檐的高度，“我们家割下来的香蕉，一堆一堆，叠得像人那么高。”

　　用山歌拦截一座水库

　　客运巴士通过旗楠公路后转个弯，就驶上了县道184。这是秋天的时节，菅仔结花，圳水静流，蒙蒙的晨雾浸润着美浓一畦又一畦的烟苗地。林生祥提着行李，走下巴士，母亲早已在站前等候了。像这样接送他进出车站，从高中起已经辗转十几年。

　　回家的事林生祥没有跟家里人说清楚，也无法说得清楚；他只是向母亲说回来创作反水库音乐，其他的没有多说，而母亲也没有多问：她认定儿子不久就会返回城市，如同以往。但只有林生祥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回家了。

　　1991年，台湾政府决定斥资1100亿新台币在美浓修建坝高147米，距离最近村庄只有1.5公里的大水库，遭到美浓乡民的集体反对。此后十年，美浓百姓持续与政府斗争，直至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水库议案被取消。

　　1998年回到故乡的林生祥，随即加入了“美浓爱乡协进会”(简称“爱乡会”)，从事反水库运动的相关工作。那时正是反水库运动的低潮期，“爱乡会”总干事、4张专辑的词作者钟永丰后来回忆：“1997年反水库的情势急转直下……那时我开始想，如果运动要逆转时势，它一定来自文化。”

　　大学期间组建过乐队的林生祥，开始与钟永丰讨论音乐作为反抗美学，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可能性。

　　他们忆起1993年4月16日。那一天，美浓乡亲们第一次到台北“立法院”门前进行反水库请愿。一两百个乡亲大都是第一次来到台北，在车上还神采奕奕的他们，一下车都有些偃旗息鼓。台北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威严地在天上割出断然的线条，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大家都感到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等待着别人裁决自己的命运。乡亲们怯生生地，一个劲儿往后缩。眼看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做出了驱散的手势，钟永丰的妹妹钟秀梅突然站了起来，大声唱起了山歌。歌声如水波般荡漾开来，大家纷纷聚拢在一处，高唱山歌。当熟悉的乡音飞扬在“立法院”门前，乡亲们都来了劲，他们举起抗议的条幅，面对上百名防暴警察，没有人再感到怯懦。

　　这段经历让钟永丰和林生祥知道了山歌的力量。钟永丰把自己创作的反水库运动的歌词交给林生祥谱曲，他们以“交工乐队”之名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所谓交工，是农忙时节各家交换劳动互相帮忙的互助形式。美浓乡亲们把这张专辑的录制当做自家的大事，本着“交工”精神，出钱出力。1999年4月16日，距乡亲们第一次请愿整整六年之后，《我等就来唱山歌：美浓反水库运动音乐纪实》终于发表。

　　林生祥说，他忘不了《我等就来唱山歌》第一次公开演唱给乡亲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何等强烈。当他唱到“乌云食月一拢又一拢”，台下就有人气愤地说：“对啊，这个政府骗我们一次又一次啊！”唱到“你这不是傻狗想吃羊睾丸吗？”整场就“哈——”大笑一声。唱到最后一句“水库若可以做，屎也就可以食”，台底下响起了一片欢呼。

　　《我等就来唱山歌》共9首作品，从各个角度记录了美浓反水库运动，堪称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张社会运动专辑。开场的《下淡水河写着我们的族谱》一曲，便开宗明义地铺陈了美浓客家人到此地安家立业的历史过程。随后的歌曲，则从不同视角来呈现反水库运动当中各种不同的诉求和情怀。

　　反水库运动在2000年大获全胜，而《我等就来唱山歌》也获得了当年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制作人奖。面对荣誉，“交工乐队”却显得异常平静，他们回到坐落在美浓田间的录音室，默默地擦拭乐器，用吉他的和弦抵挡外界的喧嚣。钟永丰说，反水库运动的胜利只是让他们明白，那股急切想要伸进来盖水库的力量，其实十几年来一直不曾消失。它和摧毁农业的力量来源、性质同一，同样大到令人窒息。

　　反WTO的夜行军

　　1950年代，台湾政府施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让平均六七成的租率大幅下降，解放小农的生产力，造就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自耕农队伍。之后十几年间，台湾农村浮现过昙花般的荣景。但到了1970年代，农业进入黄昏，接下来，股市崩盘、房价飞涨，怀揣梦想进城的台湾南部农村青年梦碎一地。他们大批地失业、返乡，依赖都市汇款以弥补不足的农村经济更显窘迫。

　　是这段历史，构成了“交工乐队”第二张专辑《菊花夜行军》的大背景。而专辑歌唱的主人公阿成(确有其人)，则是1970年代进城，1990年代返乡的美浓青年。当时，WTO的杠杆，正在撬动以种烟为生的美浓乡亲的经济基础，很多人都如阿成一样，转而投身菊花种植产业。为了使菊花日夜不停地长高长壮，田里的日光灯夜里也会打亮。面对满田菊花，阿成每每幻想自己是总司令，正在进行夜行军前的晚点名。但只有他这样的菊农知道，市场之路无比艰辛，稍有运筹失准，就会全军覆没、血本无归。

　　WTO让东南亚成为台湾资本的最大外移地。林生祥开玩笑说，几年下来，生产没开动，倒在侨社布了人脉。1991年始，台湾与东南亚间的国际婚姻趋势剧增，人到中年还是孤单一身的阿成也经人指点，随团赴南洋相亲。在印度尼西亚的一家旅店，他与阿芬互选了对方。作为华人后裔，阿芬的家族在百余年里遭遇过各种政经动荡，全球化是最近的一次，但对于全球化，阿成阿芬却感情复杂：它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我们的媒人啊！

　　“把你的故事写成歌好不好？”有一次林生祥问阿成。阿成说，他的故事社会不会在乎，不如写些不骂政府的歌，销到大陆。后来林生祥把专辑中《风神一二五》的初稿唱给阿成听，阿成听完沉默不语，深深闭眼，然后郁闷尽出地大喊一声：“干！”

　　在阿成的一声“干”中，《菊花夜行军》响亮出炉，并再次俘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此后，交工乐队开始了台湾和欧洲的巡演。评论界惊叹：台湾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部分，终于建立了音乐表现的主体性。而这在文化主体意识与内在自信，非要透过西方舞台不能确认的中国，真是太难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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