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税收和财政，历来是国计民生的大事。最近几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以30％左右的幅度急遽增长，政府手中掌握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过去，这肯定会被当做大好形势的标志来宣传。今年，不论是在两会，还是社会舆论，却纷纷表达了忧虑。
有人认为，税收增长的幅度是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幅度的两倍到三倍，这是不正常的。有人认为，税收过重，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利于扩大就业。还有人主张，政府应当向全体公民退税。种种议论简单地归纳，一是质疑税收偏高，二是质疑这些钱用得是否合理。
毕：全国人大代表赵锡荣是卸任不久的中纪委副书记。他提出五项立法建议，一是收入分配法，二是财政预算法，三是惩处集体贪污法，四是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五是行政机关编制法。他说：“我们现在每年有5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但是教育和医疗还是这么困难，怎么分配好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是个大问题。”他还提出要让每个纳税人、每个公民都有权利过问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
梁：从理论上说，税收应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际上，国民收入分配权力掌握在少数政府官员手里。地方政府都懂得“跑部钱进”的门道。许多重大项目的财政支出都取决于部门官员的个人意志。某些部委，一个处长就有权决定上亿资金的去向。不要说广大公民、广大纳税人很难过问国民收入的分配，就是各级人大，对政府开支的监督制约也是乏力的。许多人大代表连财政预算报告都看不懂，就是看得懂的代表，也深感审议时间太短，基本上是走过场，所谓监督实际上处在缺位状态。这种状况不改变，财政收入越多，滋长腐败的可能性越大。
毕：民间不是不想过问财政问题，也不是没有能力过问这个问题。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发表的思源的文章《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就是一篇公民过问国家财政问题的好文章。这篇文章不是空对空地讲道理，而是实实在在地算账。作者认为，中国财政支出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行政管理费用过高，超过财政总支出的25％。公民纳的税，每四元钱就有一元被官员自己花掉了。而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俄罗斯、印度、韩国、泰国、埃及的行政管理费用，最高的占9．9％，最低的才2.7％。这说明，中国压缩行政管理费的空间很大。作者还提出具体建议，公车消费可以节省3000亿，公费吃喝节省2000亿，让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以削减经济建设费5000亿，把这1万亿元用于医疗改革、教育、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中国的财政就走上民生财政的轨道了。
梁：这个设想固然很好，但能不能为政府重视还是问题。削减公车和公费招待，都要触动官员的既得利益。哪个官员愿意放弃自己的专车？一些善良的人只是希望，国家财政收入新增加的部分，能够切实地用于民生，再也不要追加行政管理费用了。
毕：不论中外，政府部门永远具有行政费用自我扩张的冲动。思源的文章里介绍了一些数据，从1982年到2006年，我们国家财政支出总额增长了20倍，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77倍。屁股决定脑袋。以往的改革表明，政府部门提出的改革方案，往往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倾斜，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法律化，已经成为常态。有利于官员的措施很容易出台，削减官员既得利益的措施则很难出台。政府部门的革新措施，往往落后于社会的心理预期，有时甚至与社会的期望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固然期望相关法律尽快出台，人大监督职能逐步强化，但舆论的推动，民间的压力，也不可或缺。目前，还只限于网络的议论和报刊上的少量文章，这显然不够。应当有更多的媒体、学者和各行各业的普通公民来关注财政和税收，过问政府手里的钱袋子。这不但事关公平正义，也是公民议政，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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