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通”徐敦信曾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日大使。1964年7月进入外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1991.4)。1993年4月出任驻日大使。
昨天，曾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的徐敦信应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之邀做了一场题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与中日关系”的主题演讲。
作为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亲历者，徐敦信回顾了当年条约缔结的背景和过程，同时还谈及中日关系近几年的发展、中日关系的未来以及胡锦涛主席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演讲后，徐敦信接受了早报专访。
“对中日关系，我不悲观” 东方早报：日本首相福田上台后对中国采取的政策还是比较温和的，但现在他在国内的处境却比较难，在野党逼迫其下台，党内也有不同声音。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扬言要提前进行大选。您觉得日本政局的变化会不会给中日关系带来影响？
徐敦信：希望提前大选只是民主党的愿望，但提前选举是首相的权限。对首相本人及首相所在政党有利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提前选举。不利的话，我想是不言自明的事。所以，在野党的希望只是希望，但决定权不在他们。首相不会那么傻，他会找一个有利的时机。所以，我不认为年内选举是必然的。
东方早报：如果自民党内进行了人事调整，比如强硬派麻生上台，会影响中日关系吗？
徐敦信：我不好做这样的预测。第一，麻生能不能上台是一个问题。还有，我觉得尽管日本出了一个小泉，将来我不能说绝对不会再出现，但是，即使有这种情况，我对中日关系的未来还是“谨慎的乐观”，我并不悲观。即使出现第二个小泉，也是过渡的、暂时的。
我曾经讲过，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就包含不应因为政权变动而受影响。为什么谨慎的乐观，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要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日本今天的利益所在决定他不可能跟中国闹僵。小泉这么强硬的一个“时事造英雄”，解决了日本国内一些问题的一个人，且干了5年长命内阁，这么一个人，支持率这么高，到最后他为什么下台，就因为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国内对他的批评可以说是异口同声。
“中国特需” 东方早报：建交36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态势是怎样的？
徐敦信：我的看法是，讲到中日关系，首先要讲一点，建交36年以来，总的方向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两国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可以说是“飞跃发展”。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在中日历史上没有过，在国际上两国关系这样的发展也不多见。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遇到机遇，我们可以共同谋求利益。遇到问题，如果不合作的话，很难独善其身。
但还有第二点，两国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有差异，价值观有差异，经济发展阶段也有不同，导致两国之间有不同意见有分歧，甚至于有利害冲突。
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不可避免。邻居相处，早不见晚见。买卖做大了，一方面发展了，一方面利害利益自然就有。再加上历史恩怨，那场战争所造成的伤害，以及日本有些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都很容易伤害到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这很自然。
造成这一状态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美国政策，因为战后那段时间，该拨乱反正的时候没有拨乱反正，错过这个时间再让他们明白就难了，再加上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国内个别传媒，两国的历史恩怨再加上现实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冲突也不足为奇，今后也还会有。
但在中日关系上，像小泉时代由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情况的变化造成的起伏应该说是第一次。此外教科书问题、台湾问题，过去这样那样的东西都有，而造成小泉时代两国关系的“冰期”，确实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由特定人物所造成的。
东方早报：中日政治关系近年转暖，有人从一些经贸数字出发认为，中日由过去的政冷经热转为政热经冷，您怎么看？
徐敦信：这种说法没有根据。做买卖，今天做了一笔买卖，明天一笔买卖价钱不合格，或者条件不成熟，没做，正常的。买卖不成仁义在。
为什么一定要一年比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思维本身就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我们调整了政策，过去欢迎的现在不欢迎了，过去不加税的现在加了，这是中国的变化。中国现在在劳动力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还存在。有朝一日，沿海的优势不存在了，他往内地跑，或者往越南柬埔寨跑，往印度跑，这是正常的，不能把这个看成关系掉下来。哪一家做买卖都知道这个道理，有赚钱有亏本，有前进有停滞有后退，我们当然希望不断前进，总体前进，这是我们希望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存在总体前进的条件。
目前不存在走下坡的条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日本缺能源比我们缺得还厉害。中日之间在能源合作对彼此都有利。进口，储存，提高使用效率，中国如果能耗能达到日本的话，我们用的油三分之一就够了。他们愿意教，我们愿意学，我们互有需要。
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提高，中产阶层的增加，农民的消费上来以后，日本人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市场太大了。
对于日本来讲，中国必不可少。战后日本历史上，有个词叫“特需”，就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两次特需，一次是朝鲜战争，美国打仗，所有后需补给补养，休息休整都在日本，一下把经济拉上去了。还一次是越南战争。于是媒体当中就出了这么一个词，叫“特需”。在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失去的这十年当中，媒体重新使用了这个词，这次是“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就起到这样一种程度。
我看好中日的经济关系，从各自的需要来看也好，从对政治的反作用看也好，对前景我们采取乐观的态度。但是，问题也不少，所以我说是“谨慎的乐观”。
应该支持“知华”的朋友 东方早报：日本政坛上“知华派”的状况现在如何？是否被边缘化？是否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
徐敦信：前一段中日关系遇到困难问题情况下，这一部分朋友没有变，跟中国友好、跟中国友好符合日本的利益这个心没变，队伍也没有减少。但是他们生存活动的环境确实受到了影响。比如，高层交往中断了，相互指责，老百姓感情下降，所以他们对上对下对群众都面临着一个困难。过去他们讲一点道理开展一些活动很踊跃，现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对高层互访恢复比较容易，对民众感情恢复却不是那么容易。这有个过程，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对于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不应该忘记他们，而且我们应该继续支持他们的工作，支持他们的发展。
东方早报：后备力量怎么样？
徐敦信：后备力量，我看不用愁。第一，我们的政策是清楚的，我们欢迎鼓励。第二，经济毕竟是个基础，要跟中国做买卖，他就要学中国话，就要了解中国情况。我在日本做大使，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我不讲很多大道理，就讲一个问题，我说你把你们子女送到学校去学习，都是望子成龙，希望培养出来做好的事业，做买卖要到大公司做大买卖。他们如果在学校里面受到的历史教育特别是近代史教育是一个歪曲的、不正确的，他们用这种姿势将来去做买卖，为这个事儿将来谈僵了谈崩了都可能。因此，那个教材是误人子弟的教材。用这个东西教育下一代对他们不有利。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就可以发现，中日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如果向前发展，这种友好的潮流会跟上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为我们的第一要务———发展经济服务。
凡事有利这个，我们应该努力去做，不利于的，我们就得要考虑要不要做，或者讲究一些方法策略。（早报记者王国培） (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张勇)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