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汉学家顾彬，忽然成了中国文坛的焦点人物。他把2006和2007这两年的中国文坛搅得“周天寒彻”，掀起轩然大波。某报曾以“德国汉学家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醒目标题，称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
随即，多家国内和境外媒体迅速转载这个报道，引起许多中国读者和学者抗议或不屑。2007年3月在世界汉学大会题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顾彬再次炮轰中国当代文学，引起了在场的中国学者强烈的反应。
在这里，简单地评判顾彬的看法对错与否，并不重要，而顾彬之所以下如此结论的背后，可能更具意味。换句话说，作为中国学者，我们似乎更应该思考，顾彬做此判断的原因何在？我想说的是，顾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更多地是源于他的阅读视野中存在着很大的盲区。顾彬对于中国文学的阅读选择其实是限于其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的。在他的视野里，更多的只限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体裁。而中国传统的文学体例在现代中国的延续，他并没有看到。
在现代中国，传统更多的是在中国意义上文学形式随笔散文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传承，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随笔散文也最适宜中国人的思维语言习惯。相比散文随笔而言，现代小说已经被完全的西化，其叙事、结构乃至思维都往往跟风于西方，这与中国内在的思维方式无疑脱节。对散文来讲，由于引入“美文”的概念的改造，当代散文就变得更为狭隘，它往往排斥了包括书话在内的许多随笔写作。其不知传统就只有通过后者得以顽强地传承下来，其中尤其以书话最具传统意味。这些很多时候被排斥在“文学”视野之外的随笔，往往都出自博学的大家之手，常常说文谈史，谈天说地，忆人论书，兼通古今，游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具有极高的文学、思想及学术的含量。在被漠视的这类随笔中书话却更为边缘，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尤其如此。这就不仅仅是德国人顾彬的学术研究盲区了，也同样是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熟视无睹的领域。
而恰恰在这一书话随笔领域，有着丰富的创作成就。传统搭乘这一由读书人与书、书与文化相胶结而成的书话脉流顽强表现出来。当代致力于书话写作的人，比较典型的就有如唐弢、孙犁、叶灵凤、黄裳、冯亦代、曹聚仁、姜德明、张中行、邓云乡等，形成一重要流脉，并渐成气候，进而构成了当代的重要创作现象。
所论的现代书话家及其创作大多是不为顾彬等海外汉学家所识。然而这些出自文坛老将、大家的书话文字尽管游弋于学术与文学之间，却往往具有极高的文学性，十分耐读。于是，现当代文坛凸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往往更有长久创作生命力的老将都能写很好的书话文字。为什么书话随笔文体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为什么文人传统因子能更易在书话随笔文体中得以承传。这些文坛耆宿本身更多保有着文人特质。其知识、情趣、气质都会随年岁逐增而更具有内蕴，这是书话文体写作主体必须具备的。因为对某一文体的选择，意味着写作者寻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言说方式。同时其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种选择源于言说者对自我身份定位、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认同。周作人、阿英、唐弢、黄裳等人对书话文体的选择，实际上既显示了其身上所包含的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质，也表明他们对传统文人的身份定位、审美趣味、生存方式的自觉追寻。这是从书话写作者的主体而言。而从文学文体现代转型的客观上讲，其原因可能更在于：随着五四新文学的成功建立，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都成功地转型，建立了与传统形式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形式。要实现与传统的对接，文人传统要更好的传承，只剩下了散文唯一凭借，而散文中的书话则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写作体例上都是最佳的选择。所以常选择藏书题跋、读书志、读书杂记等形式，是因为传统文人习惯于借六经及古人前贤的话来传达个人看法，故这种写作形式在中国传统中十分普遍。那么周氏等人选择书话形式来实验，文人特质自然顽强地在其中体现出来，从而实现了被五四中断的文人传统的恢复和凝聚。那么由此可见，研究和认识现当代文学中长期漠视的一个重要创作现象——现代书话创作流脉，使得这个盲区不再是盲区，这对于现当代文学的重估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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