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约有1.5亿农民工，约有近600万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但由于政策、社会等原因，这些孩子的教育长期陷入两难困境——
“妈妈，我努力读书是给您最好的礼物”焦方凤摄
教室虽然简陋,但流动儿童们对知识依然充满渴望。焦方凤摄
“记得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我迷路了，别人给我指路说：见到一个垃圾堆往左拐，到另一个垃圾堆往左拐，再过两个垃圾堆往右拐，然后就到了。在联欢会上，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在简陋的校舍里给我唱了一首《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没有钢琴、风琴伴奏，也没有音乐老师指挥，孩子们唱得虽然走调，但很认真很用力。我心里一酸，眼泪刷的掉下来了……”说起这些10年前的往事，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谢丽华的声音依然止不住地颤抖。
4月上旬，由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举办的“流动儿童教育研讨会上”，一个个类似的故事感动、震撼着与会者。据统计，我国大约有1.5亿农民工，约有近600万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如何让这些孩子享受到教育公平？流动儿童教育该向何处去？成为与会者备加关注的话题。打工子弟学校的“市场需求”
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流动人口出现“家庭化”趋势。据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07年北京市总人口数量已经突破1700万，其中流动人口超过51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另据北京市教委统计，截至2006年暑假前，全市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共计36万余人。
在这个大背景下,一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靠着低廉的收费、简单的入学手续、地处农民工聚集地等优势，打工子弟学校日益增多。然而，校舍、交通、食品卫生等安全隐患，使其成为有关部门取缔的对象。2006年8月，北京等城市专门发文，要求对未经批准自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予以分流、规范或取缔。
对于城市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国家已经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但目前仍然有相当数量的流动儿童因各种原因难以进入公办学校，而是选择到打工子弟学校就读。在经历多次“取缔风暴”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数量依然呈攀升趋势。
打工子弟学校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市场的需求”。日前，谢丽华与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的同事们，针对北京六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00名学生和68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有76%的被调查学生表示“喜欢打工子弟学校”，受调查的家庭中有79.7%是夫妻双方在外地打工，67.2%因家中无人照顾和43.3%担心孩子得不到良好教育的父母，选择把孩子带到城市受教育。
谢丽华发现，几乎所有受访家长都希望“把孩子送到公办学校就读”，但问起如果打工子弟学校被取消，父母将如何安置孩子时，超过50%的人表示会将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为何家长放弃送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呢？为什么不选公立学校？
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调查发现，有67.7%的人因“公办学校不招收外地进京人员子女”和“孩子在公办学校受歧视”而被迫选择放弃送孩子到公办学校就读。
“这个答案似乎与国家政策不一致，却是真实情况。”“打工妹之家”干事焦方凤长期负责流动儿童教育项目，据她了解，公立学校限于校舍面积、教师数量等问题，首先要保证本地学生能够享受到教育资源，于是设立了一系列“门槛”控制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数量，如“入学资格考试”中语文、数学要达到90分以上，家长要出具“五证”———户口本、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人的证明，以及成为潜规则的“赞助费”……很多家庭无法负担这些社会成本，送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便成为一种奢望。
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针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确立了“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原则，解决了长期以来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谁负责的问题。到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再次明确了流入地政府在流动儿童教育中的责任，但提及的“儿童就近入学”依然指的是户籍所在地的就近入学。
“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根源是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没有现居住地户籍或离开户籍所在地的适龄儿童，在流入地很难得到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韩嘉玲研究员介绍，我国的户籍制度联系着一定的社会福利与权益，包括教育资源。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即在城市由区财政负责，农村则由县、乡财政负担。按照这种教育经费的支出模式，地方财政多以户籍统计适龄儿童的人数，以此配置教育资源。当流动儿童离开了户口所在地区后，由于没有流入地户口，无法纳入流入地财政的统筹拨款和教育资源，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义务，流入地学校则缺乏承受这部分生源的能力。
因此，非户籍的适龄儿童如需在流入地接受公立学校的义务教育，就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而这笔费用对于在异地务工、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如同“天价”。“难怪他们会将"价格低廉"的打工子弟学校作为首选。”韩嘉玲说。“教育券”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和流动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有关专家建议，建立健全财政拨款制度，合理分担公共教育经费。一种解决办法是以统一的人口统计和学籍管理系统为基础，由中央根据流动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将一部分资金统一规划，向流入地政府拨付补助经费。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向农民工子女发放“教育券”。
日前，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提出建议，设置国家义务教育券，即建立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信息资料库，为每一位学生设立唯一编码和独立账号；适龄青少年到户籍所在地向政府申领教育券(卡)；中央、省(市)和地方政府按额度标准和分担比例在规定时间内将资金拨付到位，由地方政府负责按额度将资金打入学生教育券(卡)账户，只能由地方财政部门按一定程序从银行支取；学生持券(卡)入学，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学校将收取的国家义务教育券上交到相应部门验审后，由财政部门统一从银行支取拨付到学校……
“"教育券"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培养经费与学生个体结为一体，使培养经费随学生的流动而流动，保障每一位适龄儿童享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保障学生信息的唯一性和准确性。但推行要慎重，有可能造成现有公立学校经费不足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李岩老师认为，在目前教育制度尚无法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打工子弟学校不能简单采取取缔的态度，指导、监督、提供业务帮助才是上策。
“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了义务教育，能否在异地参加高考呢？参加高考之后他们的就业问题又怎么解决呢？如何消除他们被"边缘化"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个大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参与，进行系统性、制度性的规划和建设。”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沈原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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